传奇华人特工郑兆根,代号“特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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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中国南部的日军占领区中,活跃着一位不为人知的华裔特工。他凭借自己的语言天赋以及坚忍的毅力,从日军手中救出数百条生命,更秘密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日军情报,成为英军服务团的不灭传奇“特工50”。然而,在二战胜利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位英雄的事迹却一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做郑兆根。
郑兆根于1911年7月15日出生在加拿大温哥华,父母都是中国移民。年轻时,郑兆根在温哥华找到一份管家的工作,为当地的加拿大上层社会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加拿大社会盛行着对黄种人的歧视风气,邓兆根这样的东方面孔没有投票权、不能进入公共游泳池,参军服役更是难于登天。
1941年年末,郑兆根的父亲去世。为了料理父亲在故乡的身后事,郑兆根启程前往香港。作为一个普通人,郑兆根并不知道当时太平洋上空已经阴云密布,充满火药的味道。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8个小时后,日本对英宣战,日军开始跨过深圳河进攻英联邦部队的阵地,香港城内枪声大作,而郑兆根此时还滞留在香港城内。在经受严重损失后,日军部队最终攻入香港城内,并且展开大肆杀戮。当时,在亲戚家骑楼观察形势的郑兆根看到了街上让人胆寒的一幕:一名身受重伤、已经没有战斗力的加拿大陆军中尉躺在大街上,伸手向日军讨要水喝,但是经过的日军军官拔出手枪,当头一枪、杀害了这名明显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军人。
目睹这场暴行,郑兆根无比愤慨:“怎么能这样做,这名中尉已经失去战斗力,他们(日本人)本可将中尉逮捕,投入大牢,但是并没有这么做。日本军官掏出了手枪,枪杀了这名加拿大人。”
在这以后,邓兆根目击了更多的日军暴行,他对此怒不可遏:
我说过,“对此我要做点什么”,我渴望搞到一把枪,出去干掉几个日本鬼子。所以我逃到中国内陆,加入了英国军队。
一张日本军队派发的劝降单,在郑兆根眼中传单上的保证全是空话
郑兆根所说的“英国军队”实际上是当时驻扎在广东曲江的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简称BAAG)。这个名字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它的上级指挥机构可能早已被世人熟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九处(MI9)。因为拥有中国血统,懂得一口流利的中文,郑兆根很快被服务团吸收,代号“特工50”。
接下来,联华英军服务团委任给郑兆根第一个任务——设法进入中立国葡萄牙统治的澳门,联系当地失去联系的英国使馆。虽然这个任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战争爆发后,澳门被日军重重围住,想进入被包围的澳门城谈何容易!郑兆根回忆说:“如果你走陆路过去,你会被守门的日军逮住。而如果坐船从水路过去,你会被日军的军舰射杀。怎么办?总得有个办法进去完成任务!”
路是死的,人是活的,郑兆根很快就找到了办法:
我去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镇,到处是走私犯、匪徒、帮派分子,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在那里找不到一个好人,都是为非作歹之徒。我在一个肮脏的小旅馆里安顿下来,开始和他们打成一片。
当时,进行走私活动的黑帮分子会为日军运输一些钨矿石,这对于日本国内的军械生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日军完全放过了这些黑帮分子的走私船。郑兆根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中国老百姓管这个叫做黑金,黑帮从老百姓手中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老百姓在挨饿,他们没有工作,不得不整日整夜地在山上找这种矿。黑帮会组织五到六个人的队伍运输这种矿石。每个黑帮背负大概20磅的矿石,手里拿着一把汤普森冲锋枪。
郑兆根支付一笔高额费用,最后在土匪和黑帮的协助下成功进入澳门,获知当地的英国领事馆依然安好。至此,他的第一次任务顺利完成。
随后,郑兆根开始执行一些更加危险的任务——营救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刺探当地日军的情报。为此,他装扮成一名土生土长的广东农民,身穿破旧的衣服、脚踏草鞋,穿梭在珠江三角洲的原野之中,一天要赶五十甚至八十公里的路程!在执行这类任务时,郑兆根手持一根中空的扁担,里面装有情报,除此之外“没有巴士、没有渡船、没有自行车、没有马匹、没有公路,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步行。我仅有的伙伴就是蚊子、水蛭和臭虫”。
大部分时间里,郑兆根在野外和衣入睡,在漫漫长夜与无处不在的蚊虫进行持续斗争。为此,他不得不大量吸食烟草,依靠烟雾驱赶蚊虫。但是,一旦进入睡眠、烟火熄灭,郑兆根只能任凭蚊虫大肆叮咬。对此,他个人形容在二战时期睡得最好的一觉“是在总部的一张木板上。”
这样的日子,郑兆根过了几乎四年。在这漫长艰苦的岁月里,他帮助大量盟军士兵逃脱日军的控制区。战后,根据一些加拿大媒体的报道,他总共从敌后救出1863名人员。对此,郑兆根很谦逊地表示:“实际上并没有报刊说的那么夸张,我并没有救出这么多人。如果说几百个人,那是有的。”
日军控制区的任务中,郑兆根没有任何密码发报机或者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他只能直接使用公用的电报系统、明码发报。于是郑兆根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暗号:“我会在电报里面说'我妈50大寿,我在想办法回来。’这样总部就知道我是50号特工,如果我救出了3名人员,我就会说'我手上有三头牛’作为暗号。”
军情九处绘制的香港境内日军高射炮台位置示意图,郑兆根参与了与之相关的情报工作
年复一年的敌后任务中,郑兆根曾经三次走到生死关头,但是三次都成功逃脱。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战争末期经历的一次劫难。
当时,郑兆根雇佣了一名向导,走在路上的时候,遭遇一群日军。两人躲藏进路边草丛中,但最后还是被日军发现。两个人被拖了出来,遭受连番毒打和审问,但郑兆根一直咬定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逐渐的,日本士兵不耐烦了,冲着郑兆根吼道:“你想怎么死?吃枪子还是砍头?”
郑兆根毫不犹豫地回答:“枪毙我好了。”
于是,日军命令两名俘虏挖掘自己的坟墓,为枪毙做准备。但是,当地的土质太硬,两个人挖掘的速度很慢。日本士兵的耐心终于耗尽,高喊着“子弹要花钱的”,一下子把军刀高高举起!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郑兆根的向导用日语大叫起来。日军士兵放下军刀,从向导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粗粗看过以后,放过两人、匆匆离去。事后,郑兆根才知道那张名片来自一名在澳门教授日语的退休日本官员,他实际上是驻扎在澳门的日本特务统领,通过日文教学收买中国人借以获得情报;日军士兵认为郑兆根的向导可能是己方的眼线,因此放走了两人。
在出生入死的情报工作之外,郑兆根还为联华英军服务团偷运各种至关重要的医药用品,帮助改善他们的医疗环境。一旦回到部队驻地,郑兆根也没有闲下来,他主动承担泥水匠和木匠的工作,帮助医疗团队修理房屋!一名联华英军服务团的医官回忆起郑兆根的工作:“除了修理门、各种家具以及粉刷墙壁外。他还全面疏通了房屋的排水系统,要知道,这个活连当地的水管工搞不定!”
在联华英军服务团,郑兆根仿佛一台永动机,为正义战争的胜利永不疲倦地运转下去。他为此赢得了各国袍泽的一致尊敬。1945年8月15日,郑兆根正准备离开驻地考察华南海岸线的日军防御,以协助盟军开辟登陆场。这时,电台里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获知胜利后的郑兆根并没有跟其他人一样欢呼,而是瘫坐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太高兴了。。。我只想坐在地上哭上一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希望我尽力报效了国家。”
到这一天为止,英军服务团的情报人员共有80多人牺牲。而在无数次险象环生的情报传递任务中,郑兆根毫无疑问是该单位表现最为杰出的一位。在上级的大力推介下,郑兆根于1947年获得由香港总督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该勋章是英国政府授予非英国公民的最高荣誉,只由国王或他的代表总督颁发。至此,郑兆根成为以二战期间贡献获颁大英帝国勋章的唯一华人。
解甲归田后,郑兆根在温哥华开办一家中国餐馆,平静地度过后半生。但是作为情报人员,他绝口不提自己当年在日占区活动的事迹。后来,一名电工进入郑兆根的居所进行维修工作,看见他获颁大英帝国勋章的照片,询问之下大为敬佩,并邀请他参加当地的退伍军人活动。至此,郑兆根的事迹才逐渐为后人所知。2006年10月,传奇的“特工50”郑兆根与世长辞,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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