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个朝代的国号、年号，都有着极丰富的内涵，断不是随随便便就胡乱起一个的。
夏、商、周、秦、汉，年代太过久远暂不提及。就连五代时期这几个短命的政权的国号也是各有各的理论——后梁朱温的国号是与他被封宣武节度使有关的，因为宣武节度使的开府之地是在大梁（开封）；后唐李克用是因为姓氏是李唐所赐，顺理成章的以唐室继承人自居了；后晋石敬瑭因立国之前曾任太原节度使，而太原是三晋之都会，故此国号为‘晋’；而后汉的刘知远，觉得自己姓刘，如果不加以利用简直是种资源的浪费。故此主动和老刘家有头有脸的人物‘刘邦’、‘刘秀’二人扯上了亲，沾了人家的光，总觉得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故此国号‘汉’！反正东头一个‘汉’、西头一个‘汉’的，再多他一个‘后汉’也无所谓；而郭威所立的周就更傲慢了，他的思想境界远超前面这几位爷，干脆把自己直接和周文王、周武王看齐了，梦想着建立一个繁荣富裕的大周时代。
宋人热衷于修史，种种正史、野史、笔记等史料也是远迈前人。宋官方修的《五代史》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宋人认为他们是紧接在五代后周之后的中原正统王朝，急于修五代史也是为了给自己代周的合理性寻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籍口。
而同时代的辽人，也是以‘中国’自居，在现代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中晚期石刻中，经常会看到‘南瞻部州大契丹国’、‘南瞻部州大辽国’的字样。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完全是与契丹国中佞佛有关的。
因为按照佛教的认识——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南瞻部州。
到了辽道宗末年，辽人史官修成的《皇朝实录》其中更是自承乃是“轩辕之后”，这也是他们主动对华夏文化的一种认同！
契丹人弃‘夷’入‘华’的作法，说明他们是在积极的向汉文明、汉文化看齐，汉文化的向心力之大据此可见一斑。
有鉴于此，汉民族对自己的正统合法性受到异族的挑战而感到不安，有了紧迫感。
赵匡胤在国号的选择上也就更须慎重，上古所传的五行生克之说，古人也是笃信不疑的。而赵匡胤当然也相信自己之所以顺利代周，冥冥中是有天意的。自己的‘龙潜之地’是在宋州，发迹的福地也是在宋州，在国号的选择上，这些重要因素当然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五代后周应的是‘木德’，而木生火，天道也是有章可循的。所以赵匡胤的朝代必须是上应‘火德’！而宋州本来最早就是祭祀火神的地方，所以把国号定为‘宋’是再恰当不过的。
于是乎建隆元年，也就是赵匡胤代周后的三月壬戌，“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从之”。虽然相关部门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但最终拍板的人还是他自己。相关部门所做的事，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中国，凡事都要讲个名正言顺。万事开头难，有了一个好的名，一切进行起来才会风生水起！赵匡胤为国号的事情绞尽脑汁，所有一切都在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