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张仲景“坐堂行医”是一个创举,也是很高尚的亲民爱民行为。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身处那个时代,张仲景被迫无奈的一种行医方式,其中的心酸苦辣只有穿越时空,才能说清楚。
社会动荡,道教广泛传播
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记载于《山海经》之中,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传很广的思想。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行正一明威之教。他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成了北魏的国教。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黄巾起义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公元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这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华佗遭遇让张仲景有顾忌
张仲景与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现有的资料没有说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华佗的年龄应该比张仲景大很多,《三国志》说华佗“年且百岁”,还有壮年的容貌。曹操杀害华佗的时间,虽然没有准确的日子,但从曹冲(196~208年)的夭折时间或可推算。曹冲八岁称象,因病死于非命。曹操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因此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大约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左右,华佗应该已经遇难了。张仲景写书的时候,在50岁上下,他对华佗的事迹即使不是亲见,也应该有所耳闻。
华佗何罪?怀璧其罪!
华佗只不过不愿意为当权者服务,一心只想做一个民间医生而已。这样的个人理想,竟然引来杀身之祸,这个事件的借鉴意义,对于稍微晚于华佗的张仲景来说非同小可。
张仲景年幼时期,正是汉灵帝让蔡邕等人刊刻“熹平石经”,“鸿都门学”曾经盛行之后的时代。他饱读诗书,却处于“卖官鬻爵”“党锢之祸”不断的“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时期,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里,各地军阀崛起,杀人如麻,疫病流行。
这种乱世的出现,与“老张家”借助道教,谋求“改天换地”有很大关系。
“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虽然在公元184年被镇压,但是192年曹操还收编了30万黄巾军,被人称为“青州军”。曹操对这些被招安的黄巾军不敢重用而改为“屯田军”;200年官渡之战的时候,汝南郡黄巾军再次爆发,又被镇压。张陵创立天师道,其孙子张鲁在汉中一带建立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才被曹操招降,他们一直被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病后常有大疫,在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
陶弘景《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陶弘景既主张《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强调了《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方剂的重要性。
陶弘景说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汤液经》的“六合正精”方剂,如同排兵布阵的战法,号称与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相呼应,具有“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的功效,被尊封为“神明之剂”。
对于“古贤”这样神圣的方剂,一般人都会膜拜不已。但是,张仲景却故意“避道家之称”,打散揉碎,改名换药,经常加减,如同拆旧房盖新屋,把“六合正精”做成自己的原料。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坐堂行医”实是被逼无奈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张仲景感叹说:“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张仲景认为,社会上的医生,也不思进取,“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自认为是一个“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高明医生,但是,行医治病,治病救人,如同华佗那样,也会招来祸端。
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在家里看病,会有很多南来北往的患者,进进出出,颇似传道的活动;被人请去,外出行医,也会聚集很多民众,与传教召集信徒很难分辨清楚。而且,太平道、天师道的领袖,都是以治病救人为手段的政治天才。
张仲景无论是长沙太守,还是南阳县令,坐堂问事是他的职业;坐堂行医,来再多的患者,也可以避免“借行医之名,行传道之实”的嫌疑。因此,笔者大胆想象,“坐堂行医”是张仲景无可奈何的一种“避嫌”选择。
作者: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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