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付才
公元1079年,北宋发生史称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一年,苏轼的人生已经走过43年的风霜雪雨。
这一年,比苏轼小12岁的宋神宗赵顼正进入他改革的深水区。这个19岁就即位的大宋皇帝实在想有一番作为。他即位时,北宋王朝开国已经107年了,一个107岁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得步履沉重风雨飘摇,此刻这个107岁的封建王朝真的如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国库空虚,经济连年赤字,官员机构臃肿,贪污腐败横行,沉重的财税更是让民不聊生。
看似繁荣的背后实则常常蕴含着危机重重。
人人都说当皇帝好,吃香的喝辣的,权利无限大,女人无限多,对一个掉进温柔乡中就出不来乐不思蜀的人来说,当皇帝这实在是一个世界上最好不过的职业。
但青年皇帝宋神宗还算是一个有着远虑的青年,他想有一番作为,想把赵姓的江山再无限延续下去,可是,他实在是不幸运,一即位就两手空空,接了这样一个烂摊子。
公元1067年,宋神宗宋顼一即位,就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一个人是一个很小的个体,这个很小的个体与一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人不是你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一个人的悲喜剧还常常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你想种好一亩三分地,但赋税沉重,收不抵支;你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战火连天匪患四起,这些,都会让个人的幸福生活变得痴心妄想。老百姓是这样,政治人物更是如此,比如王安石和苏轼。
苏轼提倡改革,但又不希望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他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最佳支持者,他敬重王安石,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民”。
比如变法最主要针对农业改革的《青苗法》,其实质是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的年利率强迫向农民征收新税,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还比如变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服役。
这本来是一项改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钱时,增加了高达40—50%的附加税。朝廷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
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此外,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用24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关于百姓的生活质量,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字就说明了一切:
“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贰
国富而民不聊生。
这不是苏轼所希望看到的。
苏轼上奏宋神宗:“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欠政府税款)所压,死亡过半”。这说明百姓的苦难不是局部的,而是“天下大率皆然”。苏轼还揭露说,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他们以催收“积欠”为职业,手段暴虐,横行霸道。
然而,得到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的反对犹如螳臂当车。
道不同不相为谋。苏轼于是自请离开京城,去小地方做官。苏轼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杭州,这次他是自贬,做的是杭州通判。从一个中央大员,到地方八品小官,苏轼希望躲避政治的漩涡,可是,他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
1079年,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被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
苏轼被抓后被关进乌台,所以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4个月,之所以没有被宋神宗砍头,这要感谢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刻了一块誓碑,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但苏轼虽免一死,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宋朝的团练使是没有实际职权的虚职,专门授予武官、宗室,相当于现在地方的武装部长,更何况苏轼是一个团练使的副职。
从中央要员一路被贬,直到被贬到地方当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干部。苏轼才比天高,现在命比纸薄。
人生本来就起起伏伏,能活明白的时候,往往不是你在位高权重时,而是在你人生的低谷。
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是朝廷要员,是天下皆知的大才子,官员们巴结他,仰慕他,他常常不给别人好脸色看。可是,他落难了,曾经巴结他的人都开始躲得远远的。
这时候,友谊就显得弥足珍贵,他的一个叫马正卿的朋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追随着他。
此时的苏轼因为是犯官的身份,管俸停发,没有官舍居住,只好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慧院中,两个月后,他的妻子王闰之、丫环王朝云、次子苏适、三子苏过被家人护送下也来到黄州,小小的定慧院住不下这一大家人,苏轼再次搬家借住到了长江岸边一个水驿临皋亭。
但更为严重的是吃饭问题,位于长江岸边的黄州,丘陵岗地兼有,马正卿帮苏轼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让他在里面耕种。
这是一块荆棘瓦砾之场。苏轼别无选择,于是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园,又因地制宜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
“春食苗,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苏轼自我安慰,“怡然享受着,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他戏称这块地为东坡。
从此苏轼在这里,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撰“东坡长短句“。
东坡居士名扬天下,民间甚至有不少人只知苏东坡而不知他就是苏轼。
苏轼变成苏东坡后,从此,他不再是那个名扬天下的大才子,他变成了一个凡人,开始包容一切,欣赏不同的美,就连他的书法,也变得又笨又拙,歪歪倒倒。
一次,他跑到黄州的夜市喝酒,碰到一位刺青的壮汉,那人将他摁倒在地:“你是什么东西,敢碰老子,你不知道我在这儿混的咋样?”
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哈哈大笑,回家还给马正卿写了一封信,“自喜渐不为人知”。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文人和才子苏轼,多了一个包容宽宏大度、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间凡人苏东坡。
这时候的苏东坡生活开始绚烂多彩,写的诗也气象峥嵘。这使他的文学与艺术也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书法珍品《寒食帖》接二连三面世。并被人们万口流传。
作家马付才的一亩三分地,用最有温度的文字,分享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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