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付才
公元1079年，北宋发生史称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一年，苏轼的人生已经走过43年的风霜雪雨。
这一年，比苏轼小12岁的宋神宗赵顼正进入他改革的深水区。这个19岁就即位的大宋皇帝实在想有一番作为。他即位时，北宋王朝开国已经107年了，一个107岁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得步履沉重风雨飘摇，此刻这个107岁的封建王朝真的如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国库空虚，经济连年赤字，官员机构臃肿，贪污腐败横行，沉重的财税更是让民不聊生。
看似繁荣的背后实则常常蕴含着危机重重。
人人都说当皇帝好，吃香的喝辣的，权利无限大，女人无限多，对一个掉进温柔乡中就出不来乐不思蜀的人来说，当皇帝这实在是一个世界上最好不过的职业。
但青年皇帝宋神宗还算是一个有着远虑的青年，他想有一番作为，想把赵姓的江山再无限延续下去，可是，他实在是不幸运，一即位就两手空空，接了这样一个烂摊子。
公元1067年，宋神宗宋顼一即位，就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一个人是一个很小的个体，这个很小的个体与一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人不是你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一个人的悲喜剧还常常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你想种好一亩三分地，但赋税沉重，收不抵支；你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战火连天匪患四起，这些，都会让个人的幸福生活变得痴心妄想。老百姓是这样，政治人物更是如此，比如王安石和苏轼。
苏轼提倡改革，但又不希望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他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最佳支持者，他敬重王安石，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民”。
比如变法最主要针对农业改革的《青苗法》，其实质是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的年利率强迫向农民征收新税，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还比如变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服役。
这本来是一项改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钱时，增加了高达40—50%的附加税。朝廷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
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此外，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用24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关于百姓的生活质量，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字就说明了一切：
“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贰
国富而民不聊生。
这不是苏轼所希望看到的。
苏轼上奏宋神宗：“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欠政府税款）所压，死亡过半”。这说明百姓的苦难不是局部的，而是“天下大率皆然”。苏轼还揭露说，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他们以催收“积欠”为职业，手段暴虐，横行霸道。
然而，得到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的反对犹如螳臂当车。
道不同不相为谋。苏轼于是自请离开京城，去小地方做官。苏轼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杭州，这次他是自贬，做的是杭州通判。从一个中央大员，到地方八品小官，苏轼希望躲避政治的漩涡，可是，他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
1079年，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被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
苏轼被抓后被关进乌台，所以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4个月，之所以没有被宋神宗砍头，这要感谢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刻了一块誓碑，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但苏轼虽免一死，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宋朝的团练使是没有实际职权的虚职，专门授予武官、宗室，相当于现在地方的武装部长，更何况苏轼是一个团练使的副职。
从中央要员一路被贬，直到被贬到地方当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干部。苏轼才比天高，现在命比纸薄。
人生本来就起起伏伏，能活明白的时候，往往不是你在位高权重时，而是在你人生的低谷。
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是朝廷要员，是天下皆知的大才子，官员们巴结他，仰慕他，他常常不给别人好脸色看。可是，他落难了，曾经巴结他的人都开始躲得远远的。
这时候，友谊就显得弥足珍贵，他的一个叫马正卿的朋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追随着他。
此时的苏轼因为是犯官的身份，管俸停发，没有官舍居住，只好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寺定慧院中，两个月后，他的妻子王闰之、丫环王朝云、次子苏适、三子苏过被家人护送下也来到黄州，小小的定慧院住不下这一大家人，苏轼再次搬家借住到了长江岸边一个水驿临皋亭。
但更为严重的是吃饭问题，位于长江岸边的黄州，丘陵岗地兼有，马正卿帮苏轼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让他在里面耕种。
这是一块荆棘瓦砾之场。苏轼别无选择，于是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园，又因地制宜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
“春食苗，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苏轼自我安慰，“怡然享受着，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他戏称这块地为东坡。
从此苏轼在这里，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撰“东坡长短句“。
东坡居士名扬天下，民间甚至有不少人只知苏东坡而不知他就是苏轼。
苏轼变成苏东坡后，从此，他不再是那个名扬天下的大才子，他变成了一个凡人，开始包容一切，欣赏不同的美，就连他的书法，也变得又笨又拙，歪歪倒倒。
一次，他跑到黄州的夜市喝酒，碰到一位刺青的壮汉，那人将他摁倒在地：“你是什么东西，敢碰老子，你不知道我在这儿混的咋样？”
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哈哈大笑，回家还给马正卿写了一封信，“自喜渐不为人知”。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文人和才子苏轼，多了一个包容宽宏大度、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间凡人苏东坡。
这时候的苏东坡生活开始绚烂多彩，写的诗也气象峥嵘。这使他的文学与艺术也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书法珍品《寒食帖》接二连三面世。并被人们万口流传。
作家马付才的一亩三分地，用最有温度的文字，分享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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