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一千年前去：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你会作何选择？发明蒸汽机，写一本《几何学》，还是去首都东京(今开封)安家置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千年并不算一个太长的时间跨度。但要从人类文明真正兴起开始算的话，千年时间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还很难猜测，那么不妨去回望一下那些历史上的“千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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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下令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在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作用。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虽无法长久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却值得被子孙后代所铭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由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业。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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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大运河，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工程最大的人工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亚洲大陆东部的天然大河，都被它联络贯穿，支流多到无法计算，这是中国人用了两千五百年时间，与自然共同完成的壮丽奇观。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全长1794公里，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它将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军事中心连为一体，充分保证了国家资源的南北大调度以及南方赋税的顺利进京。明清时期，大运河便捷、快速、大运量的优势，迅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通过大运河进行转运贸易，因此，大运河也被誉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大动脉。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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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
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让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获得进入上层社会施展才智的机会。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葡萄牙人曾德昭则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认为科举是最公正的选官方式；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认为科举提供了“公平机会”的真正民主。由于科举制度的西传，这项制度被西方近代文明视为最公正、最平等的选官方式，而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
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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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北京
历史上正式建都北京是从“金中都”算起的。公元1151年，金开始营建中都，1153年建成迁都。北京市于宣武区滨河公园内金中都大安殿遗址建立了“北京建都纪念阙”，青龙、斗拱组成的铜巨阙展现了古都文化底蕴。
在金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北京曾做过燕国的都城“蓟”，后来又是辽的陪都“南京”，但为什么把建都的起始点定在了“金中都”？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燕国当时只是一个封国，不能称其为全国性政权，而辽的陪都有很多，北京只是其中的一个，只有到了金，北京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海陵王完颜亮在北京建造城垣、宫殿和民居。完颜亮之所以把都城选在了北京，主要是考虑到当时金的“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很偏僻，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和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而燕京当时湖泊众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于是决定迁都，定名中都。金建中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是促进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交往，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统一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二是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向北方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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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空西域
“张骞凿空”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把张骞之交通西域誉称为“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
事实上，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目的带有军事安全战略性质，即西汉王朝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共同攻打匈奴，以“断匈奴右臂”。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出使西域却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开通了。所以，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凿空”之行。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则更多地带有畅通丝绸之路的战略含义。这次他奉汉武帝之命访问西域诸国，密切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并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再次，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宗教的传播和交流。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都曾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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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
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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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今年是都江堰建堰2273周年。都江堰创建于公元前256年左右，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建设基础上主持修建都江堰，两千多年，兴亡盛衰，成都平原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王朝更替，订制修养，宋朝至今，千年有余。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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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制度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制度。皇帝制度自秦始皇创立以来，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内容上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统一是历史的主流，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皇帝制度下，各项政令统一，这有利于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皇帝是法律的制造者，又是宗法制中的家长，形成“家天下”的统治，皇位仅在皇帝一家，“天下”永远是皇帝一家所有。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共同的愿望。皇位继承一般遵循“父死子继”和“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
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是相辅相成的。封建专制因皇帝制度的确立而得到加强，而皇帝制度又构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和具体表现，二者“形神”结合，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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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专卖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盐铁专营从汉武帝战时经济体制最后却保留成２０００年中国历代的国家制度，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制度对于公共财政的必要性。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改革家管仲为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改革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方式，实行了“官山海”（“官”即“管”，“山海”即开矿铸铁和煮盐。）的政策，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
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从春秋战国直到满清，中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食盐财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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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
从东汉末开始，许多人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逃往江南地区。西晋后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中，更多的北方人迁到江南。南迁的人给江南地区带去了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经过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的努力，江南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一般认为，差不多从中华文明诞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经济的中心。伴随着战乱、政局动乱、人口、政权所作地的变迁等，中国历史上有3次大规模的文化、经济中心的转移，文学界一般皆描述为“衣冠南渡”，但史学界一般仅仅特指中原政权南移的永嘉南渡、建炎南渡为特指的“衣冠南渡”，通常在该词之前加前缀限定，如“晋衣冠南渡”、“宋衣冠南渡”，“永嘉衣冠南渡”、“建炎衣冠南渡”，等，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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