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伟然
来源丨新浪博客
原载《读书》2017年3月，题为《长水泽后学》
如果仅仅着眼于论著，恐怕很难认定谭其骧先生对历史文化地理领域有多少不得了的贡献。在他的文集中，仅《长水集》续编收录有一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算是专门的历史文化地理论文。其他的，就都只是顺带涉及了。
比如，在1990年冬复旦主办的一次国际性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了一个《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经充实后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为题揭载于《历史地理》第10辑，即以会上报告内容为上篇，原拟就人口、政区、文化三个专题各举一些实例作为下篇，但受制于健康因素，只写成了第一部分。这样，该文中涉及历史文化地理的也就只有上篇的聊聊数语。
类似情况在谭先生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多少有一些。
然而，从学术史角度衡量一个学者的贡献，显然不能局限于本人亲自撰著的文本，更应该看到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水平层次越高的学者往往越如此。
在现在引人注目的历史地理学各分支中，历史文化地理的情况有点特别。其他领域，包括像谭先生这样从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家原本不擅长的历史自然地理领域，以及传统沿革地理根本不涉及的历史经济地理领域，都在五六十年代就打开了局面。而历史文化地理，也许是1949年以后整个地理学向苏联模式“一边倒”，举凡人文学科都受到禁锢的缘故，直到1980年以后才有专门的论著出现。
谭先生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关注是很早的。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本科时受到潘光旦先生影响，对移民史产生强烈兴趣。其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写了约七万字。1930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后，他决定按省区开展深入研究，1931年撰成《中国内陆移民史·湖南篇》作为其毕业论文（两年后改题为《湖南人由来考》）。
从关注各省区居民的成分及由来，不可避免地也就注意到族群、文化问题。1933年，谭先生撰成《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在篇末提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与此同时，谭先生也注意从断代的角度进行研究。1934年他发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提出：“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长水集》上册，第199页）
这样的学术经历，使得谭先生在思考各地的人文差异时，在在注意到其文化上的表现。
谭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时的导师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对谭先生关于历史人口、移民方面的研究放手不管，却通过一场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激发了谭先生对沿革地理、对地名的研究兴趣。这为谭先生思考各地的历史文化差异，又增添了一个思维支点。
1962年，谭先生在杭州大学作了一场关于古代吴越语地名研究的讲演。指出东南一带很多字面是汉语、而含义却颇不可解的地名，如乌伤、无锡、余姚、姑蔑之类，其实是古代吴越语地名的音译。那场讲演未曾留下讲稿，更不必说据以修改发表了。得亏当时听过讲演的李裕民先生在时隔半个世纪后撰成《吴越古地名探秘——从谭其骧先生的讲演说起》一文（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372页），虽未能复原那场讲演的内容，却让我们得以了解谭先生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思考，除前述人口、移民、族群以外，对语言问题也极为重视。
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成了谭先生的主要工作。这项任务耗费他前后二十多年。1975年以后，又加上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直到1978年中风。在这期间，他连论文都写得很少，哪里顾得上去研究历史文化地理。1979年以后，前述两项工作基本上大功告成，他渐渐地可以腾出部分时间撰写个人著述，但此时他渐入老境，精力大不如前，当务之急是要将数十年间积累的一些学术发现赶紧写出来。
因而直到八十年代中叶，他的一些重要论文差不多都是之前主持编图工作的附产品。上述那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其实是他1986年1月在复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作的报告；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机缘，他何时写、会不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恐怕都在未定之天。
好在此时已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师延续慧命。1982年，他在给研究生授课时指出，如果把《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篇”与《隋书·地理志》中的“九州风俗概述”加以比较，阐明汉魏南北朝时期各地区文化的变迁，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绪论第6页）。
受到这一启发，卢云便选择从事历史文化地理。1985年撰成《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一文，通过硕士学位答辩。该文主要对汉晋时期的人物、著作等各项文化指标加以统计，然后阐述分析。之后又扩展到婚姻、宗教、音乐三个要素，于1987年撰成《汉晋文化地理》，通过博士学位答辩。这是首例以历史文化地理为专攻的硕博士学位论文。
尽管卢云在工作过程中附加了很多个人的独创，并没有完全按照谭先生的指示亦步亦趋，但通过谭先生的出题方式，可以看出谭先生思考历史文化地理的第一个特点：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汗漫无归地认为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这也可以做，那也可以做。在他概念中，做文化地理研究，应该先抓住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然后进行扎实的论证。
两年后，我来报考他的博士生，面试时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考上，那就做一个与卢云相对称的工作。卢云学历史出身，他的工作是在时间上截取一个断代，空间上包括全国；我学地理出身，就应该在空间上选一个区域，而时间做通代。这样相当于做两个抽样。卢云做的是一个时间的抽样，而我则做一个空间的抽样。鉴于我来自湖南，他建议我以两湖（湖南、湖北）为区域。入学后，考虑到这样一个选题工作量太大，不容易把握，我曾跟他探讨是否可以缩小选题的时空范围，而他却始终坚持认为，工作量太大可以延期毕业，而这样一个时空范围不应改变。
更有意思的是，我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来投考前，好几位老师说这个选题完全可以做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入学面试时，我向谭先生请教，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选题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可见在谭先生的价值体系中，研究历史文化地理，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在区域上，抓整个区域的综合性特征。一些单要素的部门地理研究，即使是像宗教这样公认的文化主导因子，其重要性也还是要等而下之。
区域性、综合性，这是地理学最本质的特性。也是检验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地理学思维的试金石。谭先生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家，能具有如此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这不能不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思想境界。
谭先生思考历史文化地理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从来不孤立地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历史人文地理的一部分，时刻注意它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
最能反映谭先生这一见解的，是他为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所作序言中的一段：“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见上揭书，《序》第3页）
受到这一思想的驱动，谭先生经常思考文化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1983年五、六月，他分别在杭州大学和复旦校内作过两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的讲演，就讲到“在浙江十一府中，其他十府本府范围内的语言风俗都大致相同，惟独杭州这个府州，尽管自隋至清存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却始终未能在语言风俗等人文因素方面成为一个单元”；因为杭州府九县，析县来源有好几个，这个府的设置类型与其他十府不同，是先“将一个重要城市钱塘县定为府州治所，然后将周围几个县划属于它”，而“根本没有考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条件是否相同”（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这就引出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之间关系的讨论。一望可知，这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宏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谭先生关于浙江省界、地区界形成的分析并不是首次。1947年，他在杭州《东南日报》的《云涛》附刊上发表过一篇《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该文后收入《长水集》上册），其主要内容即以历代行政区域特别是县级政区的分设过程，探讨浙江的地区开发次第及其区域性。
就问题而言，1983年的那次讲演差不多相当于1947年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然而，分析的角度却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1947年的文章初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母县”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揭示地域开发、分析相邻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有效。特别在一些史料较为匮乏的地区，这一线索几乎无可取代。
我个人认为，这一概念足以成为一个思维工具，不久前在总结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理论贡献时，曾将它表述为“母县理论”，不知是否成立，尚待方家批评指正（张伟然等著：《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8-79页）。
谭先生该文基本上还是就政区而展开讨论，并未上升到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关系的高度。之后1983年的进一步发挥，反映了谭先生中年以后对相关问题的后续思考。这对于历史地理学整个学科的研究理念都是一个积极的推进，其意义不限于历史文化地理而已。
据说，以前谭先生考学生，曾考过政治重心、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之间关系的题目。万幸我没被考到，要不然就尴尬了。在考到此地之前，我只读过他《长水集》里的文章，1983年的这篇讲稿因刊载它的复旦史地所所刊《历史地理研究》流通不广，读博后才看到。不用说，当时绝不可能有独自想到这种问题的能力。
给我面试时，谭先生说，近年我们这里将历史文化地理当作一个研究重点。可是好长时间没看到动静。后来读他1988年5月给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写的序，中间写到：“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组织力量，对当代文化区域进行实际考察与问卷调查，预计这一工作会大大推进文化地理的研究”（上揭书，《序》第4页）。
不胜骇然。前数年偶然翻看他日记，发现1988年10月他曾着手布置一个分区开展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计划，已分派了吴越文化区（两浙）、江淮文化区（淮南江东）、闽文化区、赣文化区、湘文化区五个区域的任务。可惜此事后来竟至以不了了之。
谭先生平生事业，以主持大型集体项目为常态。在计划经济时代，学者基本上没有自主科研的自由，通过组织出面将他们捉将来做集体项目，天天“出大寨工”，问题不大。改革开放后，时势变了。前年买到谭先生1983年的一通书札，中间跟友人谈到集体项目，便颇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之慨。
当时还是风气初开。到1988年早已商潮滚滚、惊涛拍岸，谭先生上述计划又未及争取经费立项，之后三年他便一病不起，该计划无疾而终实在可谓情理中之事。只可惜谭先生积数十年学力，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构想竟不克实现，至今思来令人怅恨不已。
又，从日记中得知，1990年冬他作完《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报告后不久，1991年1月7日他就“开始构思作历史文化地理下篇，计算户口”。在这句话里，所谓“历史文化地理”显然指“历史人文地理”。由这一简称可见历史文化地理在谭先生心目中所占的地位。
还须着重指出的是，谭先生在平常论学中，经常会随口说出一些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相关的念头。这些念头，因随机生发而难于整理，但经常会成为他人的营养。余生也晚，从他问学才一年多时间，就记下了好些条。之前在一些相关文章中已多有引用、说明，兹不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春天他关于两湖地域文化感知的提示。当时他用平常语言、以平等态度跟我讨论，而我却完全跟不上。
那之后我苦苦思索了九年，直到抓住文化地理学中“感觉文化区”的概念，才将他的直觉给表达出来。有些朋友看到拙文《试论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载《历史地理》第16辑；又见拙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为是我本人的创造，其实，至少就问题提出而言，受到了谭先生的启发或者说暗示。
编排：@林大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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