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子宫像盾牌一样保护胎儿，抵挡外界环境。1941年，我们发现一些因素可以对孕期的胎儿产生危害，澳大利亚N.M.Gregg在这一年发现早孕期感染风疹病毒会导致婴儿结构缺陷。1948年，波士顿O.Smith使用二乙基己烯雌酚治疗早孕并发症。数年后，确认这种方法可导致胎儿阴道腺癌。
最终，把孕期用药安全推至风头浪尖的，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沙利度胺事件。
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格兰泰集团将沙利度胺投放到欧洲市场。不久，产科医生在《Lancet》上报告“反应停”能导致婴儿畸形，并将这些孩子称为“海豹儿”。 数年后，联邦德国的调查组委会经过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反应停”是导致海豹儿的元凶。
沙利度胺和格兰泰被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是，当我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一直在为格兰泰公司喊冤。格兰泰其实是很负责任的公司。沙利度胺在上市前，不只做过动物（大鼠）实验，还进行过妊娠人群的安全性实验，在确认安全后才投放市场的。
实验安全的药物，为什么造成如此的危害？
第一，动物（大鼠）实验安全的药物，为什么对人类致畸性？
因为种属差异，简单来说种属差异是指不同动物对于某一化学药品的反应不同，可以反映在效果、发生频率等各个方面。
后期的研究认为对胚胎有致畸作用是沙利度胺的一种异构体，大鼠体内缺乏将沙利度胺转化为有害异构体的酶。所以沙利度胺致畸作用有明显的种属差异。不幸的是绝大部分灵长类动物对沙利度胺致畸作用敏感。
第二，临床前实验中，对妊娠人群安全的药物，为什么会有致畸性？
因为致畸敏感期，简单来说致畸敏感期是指在胚胎发育的不同时期胚胎对于致畸药物的反应不同。
后期数据也证实，在不同时期服用沙利度胺，致畸的结果不同。格兰泰公司安全性实验中的妊娠人群，并没有处在这一时期，所以没有发现胎儿畸形。
沙利度胺影响了上万个家庭，致畸婴儿约有8000人，另有上千名婴儿胎死腹中。 FDA的凯尔西医生因怀疑沙利度胺可能导致神经炎，没有通过在美国的上市审批，美国免受其害。
在大众的要求下，1962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科夫沃—哈里斯修正案》。规定了三期临床研究模式，药物的严格审批制度，使得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安全性都有可靠的临床证据作保证，其毒副作用也在人体可承受范围内。
之后，FDA制定了以动物实验和人类研究为基础的，评价孕期用药的方法及原则。虽然，这个原则依然存在缺陷，但是，我们总算有了评价孕期用药安全性的标准。
2014年，针对老版评价标准临床操作性差等缺点，FDA提出了新的评价方案。新方案包括：胎儿风险、临床考虑和相关数据等信息。目的是医疗人士可以依据新的信息，有足够的信心为患者做出医疗决策。我们也希望新方案早日推广至各个药物，使妊娠人群可以更加安全，有效的使用药物。
1965 年，沙利度胺被发现对治疗麻风结节性红斑疗效显著，它再次受到关注。 1998 年，FDA 终于批准沙利度胺进入市场。现在沙利度胺中国说明书的适应症为：“用于控制瘤型麻风反应症”。
沙利度胺教会我们的最后一件事情：“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只有正确使用药物的方法”。借用协和医院老师的一句话：“科学而理性的人类不应盲目相信什么，也不会全盘否定什么——没有绝对的魔鬼，只有放错了位置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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