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18.4.要改
但凡历史学子，恐怕无不知晓“唐宋变革论”一说。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反思这一研究范式的不足，更多地注意到了唐宋之间的连续性，意图将两朝历史打通。与之相反的，学者也注意到两宋之间的差异性，所谓的“中世纪变革”或许更应当以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为界。今天小编摘录了张邦炜教授的文章，跟大家一起追问，为什么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受到了重新审视？为什么两宋之间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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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错了么？
我曾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始终认为唐宋变革论虽然不是认知唐宋历史的唯一体系，但确实相当重要。1962年，我研习宋史之初，在金宝祥老师指导下发表的第一篇习作《论宋代的官田》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唐前后，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宋代是沿着中唐以后的路线发展的。”中唐前后社会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其实是一回事。前者是就其起点而言。如果没有宋代的定型，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仅局限于有唐一代，因为有了宋代的定型，其意义超越唐代，关乎唐宋乃至整个传统社会。
▲“唐宋变革论”的代表：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论在20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时，“热”了一阵。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或许是出于所谓“理论饥渴症”，又再度“热”了起来。凡事一“热”往往就出问题。唐宋变革论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泛化。“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邓小南、荣新江正确地指出：“就唐宋时期长达六七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唐宋变革’显然不是唯一的认识角度。”大可不必也不应当将唐宋时期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牵强地与唐宋变革挂钩。
二是断裂化。和某些学者相似，我早年探讨唐宋变革，往往采用对比法。这种方法局限性不小，容易割裂唐宋。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宜用过程论。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既有变迁，又有因袭。
包伟民新近提出的唐宋会通论依我之见，对唐宋变革论不是颠覆，而是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打通唐宋两代，纠正割裂唐宋的偏向。泛化与断裂化两种偏向理当纠正，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唐宋变革论错了。唐宋变革是个内涵较为丰厚和外延涉及面较广的论题，唐宋变革论又多种多样，只怕很难用是“对”还是“错”一字以蔽之。
▲《清明上河图》刻画了宋代航运经济的繁荣
唐宋社会变革，可谓同行所见略同。唐宋史研究者大多认定唐宋之际曾发生一场具有划时代或划阶段意义的社会变革。其分歧在于变革的属性、程度以及起始、路标等问题。
就日本学界来说，并非“内藤假说”的一统天下，除以内藤湖南等为代表的宋代近世说之外，还有以前田直典等为代表的宋代中世论，与“内藤假说”针锋相对。
至于我国学者，有自己的唐宋变革论，且源远流长。如南宋的郑樵、明代的陈邦瞻、清代的顾炎武、晚清的夏曾佑、民国的钱穆、当代的侯外庐等等，不应数典忘祖。改革开放之初，既有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宋代社会停滞论，又有以白寿彝为代表的宋代社会进一步发展说。稍后，发展说取代停滞论而居于主导地位，但分歧仍然存在。
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和程度，高估者有之，如有学者声称：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低估者也有之，如王曾瑜认为：“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不过，我在评介其《宋朝阶级结构》一书时曾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此书再版时，我的这段话被印在封底上。可见，将王曾瑜视为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误会。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众多的唐宋变革论者绝非“内藤假说”的信徒，他们的主张与“内藤假说”并无多少关联。岂止无关联而已，正如葛金芳所说：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宋代中世论”，“都是我们（中国学者）无法认同的”。内藤的唐宋变革论“直至今天，依然被宋史研究界奉为圭臬”一说是缺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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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何以特殊？
西汉、东汉并非一个朝代。与两汉不同，北、南两宋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朝代，但差异不小。枝枝节节的差异较多，依我之见，最大的差异在于：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不是一切）。要认清并理解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不是全部），离不开这个大局。这一认知角度牵动力似乎较大，只怕具有体系意义。
两宋历史经历了从“百年无事”到“天下多事”、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时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明显不同：
北宋是和平发展，而南宋则是救亡图存。与社会关注焦点的转换相适应，北宋统治集团往往围绕着如何变法图强而争执不休，新旧党争绵延不绝。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通常以三次改革即宋初强化中央集权、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
南宋人说：“国之大事，和与战而已。”南宋统治集团围绕着和、战、守而展开争论乃至打斗。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南宋虽然“更化”甚多，但所谓更化并不等于变法。即便是“嘉定更化” “端平更化”，也未必可以视为变法，至少很难同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提并论。
牵住战时状态、救亡图存这个南宋历史的“牛鼻子”，不少问题迎刃而解。
从经济上说，受战时状态制约，以优先保障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具有战时经济的某些特点，例如赋税加重、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等等。南宋王朝并非自觉面向海洋，而是被战争逼向海洋。北方故土的丢失导致南宋经济片面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再度趋于强化，与战乱不无关联。
从政治上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从重武轻文转换为崇文抑武。而南宋君臣不得不“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举凡权臣反复出现、武将权势增大、言官力量削减、从严掌控舆论等等都和战时状态关系不小，或以处于战时状态为借口。
从文化上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南宋文化具有某些救亡文化的特征。诸如：某些祠庙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从“胡汉语境消解”（邓小南之说）到“夷夏观念益严”（傅乐成之说）；从“好论内政”到“好论御侮”，从“偏重尊王”到特重“攘夷”（牟润孙之说）；从重“统”到重“正”，突出的例证是北宋“以魏为正位”（如司马光等），南宋“以蜀为正统”（如朱熹等）；既重贞节，更重忠义，“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的忠义意识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南宋虽然长期处于战时状态，但危急程度并不一样，不同时段应作具体分析；第二，笔者绝无低估、矮化南宋之意，南宋时期成就辉煌，对后世的影响甚至大于北宋，学界对此多有论述，本人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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