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某县级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检验师,日常工作主要负责HIV样本的采集以及检测。
初接触这份工作时,说不怕是假的,因此也算是边摸索边战斗。接触了许多病患,经历了各种尴尬与战战兢兢,现在虽说不上百毒不侵,但至少是轻车熟路。检验科的窗口很小,但透过它,我看到了另一番人生百态。一、我了解的艾滋病概况
我接触这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所以简单谈一下我对艾滋病现状的一点看法。
说起艾滋病,大家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所以每年12月前后,我们都会搞大量的宣传活动以及免费的培训。从长期以来的反馈来看,大家对于艾滋病还是知之甚少。
艾滋病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吗?
并不。
在我参加工作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形势还相对乐观,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民风保守算是我们抵御艾滋病的一道很重要的防线。
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这道防线的作用越来越弱,加之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还是远超我们想象。
我曾天真地认为我们县级疾控的艾滋病科室只是一个摆设,但事实上,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上世纪,我们国家的艾滋病传播主要是血液传播,现在,90%以上都是性传播,这其中,男男又占了大部分。艾滋病可不可怕?我想了很久,觉得答案应该是,既可怕又不可怕。
可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一种绝症,同时还是一种传染病。伴随病痛而来的,还有名誉的损害、外界的歧视等种种影响。
为什么又说它不可怕?因为从传播途径上可以看出,我们平日与艾滋病人或HIV携带者正常的交往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通俗点讲,只要你不卖血,只要你洁身自爱,艾滋病就离你很遥远。
在我们接诊的不少HIV感染者中,有的说住过一次酒店就感染上了,有的说在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好像被扎了一针就中奖了,这种可能完全没有吗?有,但是可能性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
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当真但也不揭穿,毕竟每个人想保护自己的心理总是可以理解的。二、爱恨情仇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用了爱恨情仇四个字,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贴切,毕竟艾滋病这种疾病对于人性的考验真的不是一点点。
故事一:“怎么找对象?”
这个故事是我刚刚接触这一行时发生的。
来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HIV的人其实并不多,出于对隐私的考虑,很多人对疾控的恐惧甚至超过医院。
我们的门诊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平日我一般不会称来检测的人为病人,但是那个男孩子一看就呈现着一种可怕的“病态”。
他坐在门诊部前面的台阶上,垂着头,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苍白的脸,大夏天的套着一件长袖衣服,露出一截极细的手臂。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一眼,他确实是坐在艾滋病科的门口。当下我就有了几分了然,大概是发病了。
我喊了他一声,问他是不是来抽血。他点头,刚要起身,一个人连忙上来扶他,我这才发现,原来他身后一直站着一个背书包的老人。老人看起来年纪也挺大了,但在孱弱的儿子面前,反而显得身体还算硬朗。
男孩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这才抬起脸,他的眼周、嘴角长满了疙瘩,看上去很是瘆人。
我问他能不能把袖子撸上去,他缓慢点头,可试了半天也没成功。
我也没多想,就小心地帮他挽了上去。之所以用了“小心”这个字眼,是因为我无意中看到他纤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针眼意味着什么,但当时的我并不懂,还很二地问了他,“你最近抽过血啊?”他似乎一愣,然后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简单看了一下他的手臂,发现无处下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不然,抽另外一只胳膊?”
这时,他父亲突然开口,“医生,你这结果多久能出?”我一边帮他撸着袖子,一边回答,“两周以内。”
“不能快一点吗,我儿子眼睛这病,你们不出结果,医生不给我们治。”老人似乎有点焦灼,他看了儿子一眼,又有些期待地望着我。
我当时已经进针了,但是出血并不流畅,无奈,血管实在太细,而且干瘪。我尝试调换角度,还得应着老人的问题,“我们这先初步检测,出来结果还要向上级反馈,等上级的结果出来,再回到我们这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大致在两周以内,快的话一周左右也有可能。”
“那你说医生非得等你们这的结果,不给结果说没法治,这是为什么?”老人继续发问。
他问到这里我有点明白了,他其实并不知道艾滋病是种什么病,也不清楚它的危害,所以他心里只想快点治好他儿子的眼睛。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具体的事情你还是问问大夫吧,我们这边只管检测。”老人幽幽地“嗯”了一声。
我给男生拔下针,对老人说,“您给他摁一下吧,五分钟左右,不出血了再取下棉棒。”老人叹了口气,上前把儿子扶起来,低声嘟哝,“也不给治,这一脸疙瘩,怎么找对象。”
这时他儿子突然开口无奈地喊了一声,“爸。”然后转向我,“医生,对不起,我爸他不懂,以后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就行了。”
我点点头,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下楼小心。”
男生笑笑,点头,“谢谢您。”
老人沉默着,浑浊的眼神悲喜难辨搀扶着儿子下了楼。
我看了看男孩子的身份证复印件, 1998年出生,顿时唏嘘不已。
后来,我跟资深的同事们说起这件事,她们很不在意,“你还是太年轻,等你接触多了就明白了,这种年轻人你看着乖乖巧巧的,实际上浪着呢。得这种病的小年轻,除了作死没有别的原因,不值得同情,就是老人确实可怜。”
我没说话,就是不断想起那个男生。我想象不出他作死的样子,至少在我面前他是彬彬有礼的,比我见过的大多数来指指点点的人更有礼貌。也许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也许他也后悔自己犯过的错误,但有可能他只是不注意保护自己呢,有可能他只是为爱疯狂了一次呢?命运有时候是不公平的。
如果说他对不起谁,可能也只有他的父母。老人还抱着传宗接代的朴素念想,但包括男生自己在内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成为一个愿望了。
故事二:“我要结婚了!”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
这个人一进门诊我就注意到了,眼神闪烁,油头滑脑的。进了艾滋病科的门,他很小声地问道,“这边是体检么?”
接诊的同事当时正在做一份表格,没有注意到。坐在对桌的我便敲了敲她的桌子,她才抬起头,很温柔地问道,“你来做检测?”
中年男人想了一会儿,“我来做个健康体检,入职体检。”
同事皱了皱眉头,“健康体检在那边查体科,我们这边只检测HIV。”
中年男人打了个哈哈道,“我知道,我就是想来检测一下,看看身体有没有毛病。”
我们这就明白了,也不再过问他相关的情况,只让他填一下表格。
他拿起我们的表格看了会儿就放下,“我就是抽个血,填这么详细干什么?”
我重新把表格递给他,“这是上面的规定,您来检查HIV抗体,必须要填这个表格的。”
“不用了吧,医院里都不用这样的,你们这地方还这么多规定啊,我就是自己想有个数,你们告诉我结果就行,也不用给我报告。”他坚持不出示身份证。
“医院里也要身份证啊。”我刚想继续说,同事用手示意我不要说了,“你要检测就填好表我带你上去,不检测就算了,没有身份证我们是不能做的。”说完她就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我也没再说话。
那中年男人哼了一声,站在旁边,半晌扔出了一张身份证。“我记得这事国家规定是要保密的,你们登记就登记吧。”
姐姐接过身份证,笑笑,“当然,为你们保密是我们的职责。”
带他抽血之后,我做的实验,初筛结果是阳性。按照流程我们向上级反映了,几天后上级回馈过来的确证结果依然是阳性。也就是说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无疑了。
当一个病人确诊之后,我们会通知他本人亲自来取报告,同时会建议他,通知亲属尤其是配偶来疾控检测。
这里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般女人如果确诊,大部分都会通知自己的丈夫来检测;但是如果确诊的是男人,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他会选择隐瞒。我只是说这个现象,不做评价。
这个男人也是百分之九十中的一个。他表格里虽然填写着未婚,但考虑到他的年纪,我们仍告知他,最好通知他的性伙伴来检测一下。他想都没想就否决了。
第一次跟他沟通,我们被挂了电话。但是按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必须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和定期随访。
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打了一个电话。同事换了一种说法,“我们这边按照要求必须要到您家消毒,并且向您的家人普及一下防护知识。希望您能配合一下。”当然没有这种规定,同事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信息,毕竟这个人东拉西扯没有几句话是真实的。
这次他的态度依旧很强硬,“我跟你们说,你们别来!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就要结婚了!你们要是给我搞砸了,你们可等着吧!”第二次沟通依旧以被挂断电话告终。
但令我最震惊的不是我们被威胁了,而是我听说他要结婚了。
对于艾滋病人的绝对隐私保护,其实我到现在都是不支持的。国家制定这项规定的初心是希望艾滋病病人可以免于被歧视,但却也成了部分人危害他人、报复社会的筹码。艾滋病人是弱势群体,但绝对隐私保护却将健康人置于更弱势的境地。这实在太可怕!
当然,我不否认一部分患病的人是可怜人。但是很多都是老鼠屎,他们祸祸的可不是一锅粥那么简单。
后来的随访我没参与,听说他真的结婚了。
什么时候人最无奈?大概就是这种时候,明明知道结局却无法做任何事。我曾问过,我们可不可以报警,前辈们给我的回答都支支吾吾,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不能左右的事情了。
无奈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保护自己的。比如,在性生活中正确使用安全套,比如,重视婚前检查。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许多传染性疾病,即便婚前检查的时候查出来,只要患病一方要求保密,医生也不能告知另一方。所以,一定要求与对方交换婚检报告。
故事三:卖孩子的艾滋病妈妈
最后这个故事,是我听科室的前辈们说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纪初,我们这边妇女儿童医院报了一例艾滋阳性病例,是一名艾滋妈妈。这位妈妈其实是知情的,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也有限,并没有经过任何阻断,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不出意外地中奖了。
后期,疾控人员在做流调的时候,发现这位艾滋妈妈是缅甸人,中文并不好,来到我们这是因为嫁给了我们当地一个村的村民。这个村怎么说呢,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村,村里老少光棍有一堆,为数不多的已婚的多是这种情况,娶个外国新娘,或者用“买”更合适一些。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单位里的前辈去家里做随访的时候,见过这位朴实的农民。典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麦肤色,笑起来憨憨的,脸上有很多沟壑。家里十分简陋,简陋到连张桌子都没有,只有两个破凳子,一坐上去还吱嘎地响。对于他热情递上的,用大茶缸盛的井水,前辈们没敢喝。
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很悲哀了,结局却比这更惊人。
缅甸妈妈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并没有带回家,也不进行治疗,而是转手卖给了外省的一个买家。买家同样很穷,无子,买这个孩子几乎要倾家荡产。
这是一个靠生孩子卖孩子为生的“妈妈”。
老农民倒是对来访的前辈们不设防,只是说起这件事就很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要生活下去,他们没有钱。卖一个孩子能有两万块左右,这两万块,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这位老农民显然不了解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前辈们提及让他妻子接受治疗并让他也检测的时候,他拒绝了,只是嘟囔着没钱没钱,没钱治病,不卖孩子也活不下去。
前辈们知道这件事无法干预了,就走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打电话过去,那位老农民说,他的妻子已经回缅甸了。
对于这种说法,前辈们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顾及老农民实在不愿意说,也就没有强迫。一两年之后,前辈们得知那个艾滋妈妈根本没有走,非但没有走,而且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眼睛,很是可爱。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其实现在母婴传播这条途径还是相对可控的,艾滋妈妈通过孕期的用药,剖宫产分娩,婴儿出生后用药以及配合人工喂养,是可以进行阻断的,也就是说,艾滋妈妈也完全有可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当然作为艾滋病患者来讲,不生育是最明智的,可是如果要生育,就一定一定一定要进行阻断,不能讳疾忌医。
回到这件事上来,当前辈们再一次得知相关消息,听到的就是艾滋妈妈的死讯了。她们跟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听说当时也联合了公安部门,寻找过这几个艾滋宝宝的下落,但是至今没有音信。也许,都不在了吧。
贫穷可怕,愚昧比贫穷更可怕。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真的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三、艾滋病的防治
令人唏嘘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大环境如此,并非一朝一夕一己之力能改变得了。作为普通人,一定要时刻有保护自己的意识,洁身自好。还有我上文提到过的,重视与正确使用防护措施。
如果有高危行为发生,24小时内,最迟72小时内,服用艾滋病阻断药,且需按时按量服用,很大几率可以成功阻断艾滋病感染。当然,艾滋病毒是杀不死的,药物只是控制病毒的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感染病毒的细胞会死掉,病毒就会从体内清除了。
阻断药物,通常可以去市级的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等专业机构购买。小的医疗机构可能不会配备相关药物。
但是抗阻断药物并不是一种保障。它具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阻断几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比起事后去补救,不如在事前就预防。
万一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要过于悲观,一定要早检测,早治疗。虽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能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生活质量,延长预期寿命。
治疗方案上,目前最为有效的还是“鸡尾酒疗法”,一般采用三种抗病毒药物联合用药。国际上已获批用于HIV治疗的药物已超30种/6类,我们国家免费治疗药物主要为7种/3类。虽然免费药物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可以满足大部分感染者的一、二线治疗。
想要获取更好更先进的药物,可以选择国内上市的自费药物,如果是国内没有上市的,有条件的患者也可以在国外购买。
我们国家提供了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虽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免费药物种类有限。最后,作为一个医护人员,我还是希望大家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也希望所有的健康人,或者感染者,都能善待他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善待他人就是最好的福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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