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两岸三地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20家,稳居第二,接近美国(126家),超过第三位的日本(52家)。从199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同时涵盖了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数量如此迅速增长。
这12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哪里?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以省域分布来看,总部在北京的企业多达53家,遥遥领先。广东和台湾紧随其后,分别为12家和9家,香港和上海分别为8家和7家,分列4到5位。
北京53家遥遥领先
继2013年首次超过东京成为世界500强“总部之都”后,北京近年来稳居世界500强总部数量榜首,今年入围数量53家,占我国全部入选企业数量的44.2%,占大陆地区的51.5%,主要包括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等一大批大型中央和国有企业。
北京之后,广东今年有12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榜单。其中,深圳有7家,广州3家,佛山2家。尽管总量上远远不如北京,但广东的12家企业中,接近三分之二是民营企业。
京粤之后,台湾省有9家企业入选,主要是电子和金融保险企业,其中鸿海高居世界第24位,中国第5位。此外还有和硕、广达、仁宝、纬创等大型电子代工巨头。香港和上海分别以9家和8家位列4、5位。
在上榜的7家上海企业中,上汽集团以1288.19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排名第36位,比上年提升了5位,成为上海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八、全球汽车行业排名第七的企业。在这份榜单竞争最激烈的前50名里,上汽集团排名连年稳步提升,展现了上海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宝钢、武钢重组整合第二年,世界500强排名一举从上年的第204位提升到第162位。过去一年,中国宝武紧紧抓住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迅速完成两大钢铁集团的整合、联合,并向融合、化合推进,企业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显著提升。
在金融领域,总部位于上海的交通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和浦发银行三家企业继续上榜。相比上届榜单上海金融企业排名普遍下降的情况,此次榜单中三家企业排名均有所上升,反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进一步提升。
东南沿海的福建以5家企业位居第六。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并不靠前的省份,福建以5家上榜企业位居第6位,超过了经济大省江苏和浙江。这5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福建的两大中心城市,其中,厦门有3家,厦门国贸、建发和象屿都是厦门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涉及商贸、物流、金融等领域。福州有两家,分别是兴业银行和阳光龙净。其中阳光龙净是福建唯一上榜的民营企业。
从城市分布来看,总部在北京的世界500强企业多达53家,香港8家,上海和深圳各7家,台北6家。其他城市都在5家以下,其中,广州、杭州和厦门各有3家,佛山、福州、乌鲁木齐、西安等4城市均有2家。
南北分化明显
从南北分布来看,北方共有71家,占了59%。南方共有49家,占据41%。表面上看,北方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如果扣除掉北京央企集中这一因素外,北京以外的企业只有18家,而且主要是以煤炭等能源企业为主,受近几年能源产业下行的影响,这些上榜企业的排名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例如,山东和山西分别有4家企业入围,山东的4家企业分别是魏桥、山东能源、兖矿、海尔。山西的4家企业分别是进程矿业、阳泉煤业、潞安集团、大同煤矿。除了海尔,其他企业大多是以能源尤其是煤矿产业为主。河北、陕西、河南、辽宁入榜的企业,也都是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能源重化为主。而受能源重化产业下行的影响,近几年东北、华北等地的区域经济也明显放缓。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上榜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例如,江苏和浙江尽管分别只有3家企业上榜,但全都是民营企业。吉利、阿里巴巴、苏宁等排名都大幅提升。
广东的民营企业同样十分突出。例如,在净资产收益率榜上,中国公司中排位靠前的是腾讯、碧桂园、华为、美的和台积电,前几个都是广东的企业。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南方的央企布局少,所以南方上榜企业比北方少很正常,但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南方发达省份,他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创新型企业多,因此这些地方上榜的民营企业也较多,而且这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创新发展中,名次提升也比较快。
这样的分布也大体呈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由于广东和浙江等地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不转型就得死”,所以转型的动力更为迫切,通过数年的努力,近几年转型升级成效不断显现,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正引领新一轮发展,比如近几年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浙江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卓见成效。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今年4月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上分析,现阶段区域经济分化有着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我们正处在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拼资源、拼环境,外延扩张型增长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新技术、新生态、新经济为代表的质量效益型增长,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背景下,杜鹰分析,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就大一些,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而结构变革起步较早的地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较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和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赢得先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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