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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写过一个答案，讲独生子女政策在个体层面对教育的影响，结论是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这也是许多人坚信的结论：生育的数量变少，那每个孩子就应该分到更多的资源、可以上更长时间的学——这也符合经济学中经典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既然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因此上升，全社会的教育程度难道不是也会因此上升吗？
答案是未必。
为什么？考虑城市和农村两类居民：前一类家庭的小孩，平均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后者。
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执行力度不同，独生子女政策在提高所有孩子的教育的同时，也改变了两类孩子的比例——农村家庭的小孩，在新一代中占的比例上升。教育程度较低的类别占总体的比例上升，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甚至可能完全抵消个体层面的正面效应。
王学博和张俊森即将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刊出的研究，估计了上一段提到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城乡比例变动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与“质量-数量权衡”做了比较。
结果显示：即使采取最保守的估计，在社会层面，独生子女政策对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也几乎没有影响。取稍微贴近实际一些的参数时，政策的净效应很可能是负的。
研究分两步：“估计”和“估算”。
第一步“估计”的目的，是要估出独生子女政策对城乡生育率的差距的影响，进而算出独生子女政策如何改变两类家庭生育数量的比例。
第二步的“估算”，则是在第一步得到的比例的基础上，结合之前的实证研究（作者之一的张俊森教授，他的研究，可称覆盖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每一个侧面），计算“比例改变”和“数量-质量”权衡两点，各自对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以此计算总的净效应。
怎么估计政策对城乡出生率的差距的影响呢？
文章使用了双重差分法：将东部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政策执行较松的“对照组”，这里的“部分”，指的是本身不是自治区、下面也未辖有自治行政区划的市。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检验都表明：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各项特征与汉族都颇为接近，可以作为政策评估中的对照组。实际上，分区域的估计显示：选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越“接近”（东部地区，或交通便利的地区），双重差分估计得到的效应就越大。因此，即使这一对照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并非完全相同，这一偏误也很可能只是低估了政策的实际效应。
将同一地区的汉族作为政策执行较严的“实验组”，比较两个群体内、1943年前后出生的两批女性生育率的变化。注意：利用这一分界点，同样是低估了政策的实际效应。具体来说，1943年之前出生的女性，仍有高龄生育的可能（不足5%）；1960年之后出生的部分女性，生育意愿可能还未释放完毕。实际上，按出生年龄，将1943年之后出生的女性分三组：1944-1952、1952-1960、1960-1970，分别用双重差分做估计，结果是1952-1960年之间的这一组最显著。因此，这一可能的偏误，同样导致了结果是偏保守的。
最终得到的、保守的估计结果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农村生育率减去城市生育率的差增加了0.156。
得到核心参数的估计值之后，结合已有的实证，即可估算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层面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具体来说，文章首先假设1978年之后，生育率的所有下降都“归功”于政策的实施；接着，利用已有的估计，可知城市地区的教育年限大致是农村地区两倍。这同样是一个保守的假定：平均而言，城市地区的教育质量要高于农村地区不少。最后，同样是根据已有研究，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年限对家庭规模的弹性，分别取0.26和0.04。
给定以上条件，就可以计算出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层面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哪怕按照前面的做法——假设的地方都取偏保守的值，独生子女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也几乎是0！
随意放松其中一些假定，如进一步纠正估计的偏误、考虑到生育率下降有政策实施之外的可能、考虑城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别，等等，这个结果都会变成负数。
因此，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说几乎提高了每个人接受教育的数量。
然而，由于比例构成的变化，在总体层面，政策对教育也是几乎没有影响；如果政策真的对教育有影响，那符号也多半是负的。
这既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学“陷阱”，提醒我们警惕解读数据的方式，也揭示了政策评估中的一个难点：集体个体，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最终结论完全有可能截然相反。
参考文献：Wang, X., & Zhang, J. Beyond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thcom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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