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北京，一定会对其东西、南北向，如同棋盘状般，井然有序地交错着的道路印象深刻。初次来到北京的人，都会受到一种覆盖城市街道的整齐划一气氛冲击。
图 | 北京鸟瞰图
我们不禁疑惑，这种城市空间的秩序感从何而来？
有人说，北京这种城市空间的秩序，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然而，我们看到的实事却不是这样，在“现代化”的波潮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后，北京的街道却无可避免的混合了杂乱。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过去的老城区保持的秩序井然，反而更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北京城市空间的这种秩序感，从700多年前就有了。当年，蒙古大汗忽必烈仿佛看中了北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决心将其打造成世界的中心。
元大都的建设，从最初的设计就汇集了大都市的结构与规划，可以说，在都市的基本构想阶段，整齐的秩序美就已经被确立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游牧民族总是落后文明的代表，而蒙古人更是代表着对文明秩序的破坏。然而，深入到历史中会发现，蒙古帝国对秩序的设计与规划，可以说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事实上，蒙古帝国在统治欧亚大陆时期建立的一系列秩序，不仅影响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史，甚至将人类的历史进程大踏步地向近现代化进行推进。
那么，蒙古帝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统一蒙古高原后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Yeke Mongqol Ulus，即“大蒙古国”正式成立，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意思是像大海一样强大的草原大汗。从此，蒙古帝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开启了打造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的征程。
图 | 1206年，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
成吉思汗将蒙古高原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犹如一盘散沙的各个部族，用一个“大蒙古国”的新概念成功的将他们联系了起来。为了吸收欧亚大陆上更多的游牧民族，成吉思汗还提出了“īl”的概念（īl为突厥语，是“成为伙伴”的意思，与蒙古语的兀鲁思（ulus）是同义词）。“蒙古人”的概念也得到了扩充，越来越多的“伙伴”也被当作“蒙古人”吸收进“大蒙古帝国”。
要知道，游牧民族虽然语言不一样，但是，他们共处于游牧经济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草原上的生存环境恶劣，在游牧经济体制下，合作与共生是根植于牧民心中的重要价值观念。成吉思汗打出了“共享富贵”的口号，并赏罚分明，将口号严格的执行了下去。这样一来，“蒙古”在牧民们的意识形态上是命运与共，在政治上就是一个跨种族、跨地域、跨文化的草原部落聚合体。
图 | 成吉思汗的两翼制
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组织动员能力是空前的强。成吉思汗马上对蒙古帝国的军制进行改革，以千户制作为基本编制单位，将全蒙古的军队分为左翼（三个儿子）和右翼（三个弟弟）两部分，两翼的首领再各自统领四部，自己则坐镇在中央，统筹指挥这总共二十四部游牧集团的行动，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高效的组织力，再加上高度的内部凝聚力，这就是蒙古帝国军队拥有超越时代的战斗力之秘密所在。成吉思汗先灭亡了西夏，攻破大金的都城迫使其南迁，又向西消灭了盘踞在中亚的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的构想是征服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一个由“黄金家族”世世代代有序管理的稳定世界。因此，他有意将肥肉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们（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拥有向欧亚大陆扩展的无限空间，而三个弟弟的地缘上更像是被他的大本营掐住了脖子，动弹不得。），希望他们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图 | 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前，蒙古帝国势力范围
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我国甘肃省六盘山下清水县病逝，成为了人类史上罕见的“创业”传奇。
每当提起成吉思汗，人们都会称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钢铁般不屈的意志，为他征服那么多土地感到惊叹。然而，成吉思汗的特殊，其实并不在于这些。相比于他为身后子孙们留下的庞大疆土，那些构建起“蒙古”的精神内核和帝国组织架构的底层秩序，才是成吉思汗最重要的遗产。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窝阔台继位成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从窝阔台开始，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称“合罕”，帝国的组成部分（兀鲁思)的首领始终只能称为汗。
从此，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基础框架上明确了自己的统治秩序：既由一位合罕（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和其下多位汗（各个兀鲁思的最高统治者）所统领的二重结构下的多元复合体。
“兀鲁思”，是蒙古语单词ulus的音译，是指游牧民建立的政治实体，汉语中称之为“汗国”。然而，我们并不能将兀鲁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因为它强调的不是领土、领地，而是指游牧人的关系，相当于一种联盟。所以庞大的蒙古帝国，其实就是由黄金家族内部多个兀鲁思组成的联邦。
图|成吉思汗家族三代谱系，以及四大汗国（兀鲁思）
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打造世界帝国的遗志，南下消灭了金朝，又派拔都、贵由、蒙哥西征，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东欧平原，拔都后来建立了钦察汗国（金账汗国）。
在文化上，窝阔台任用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吸纳了辽、金的经验，采用农耕和草原的双轨制治国策略，一方面用汉法，开科取士，以中原汉王朝那一套治理东亚农耕地区，另一方面，还用蒙古游牧帝国那一套维持草原秩序。
公元1241年，窝阔台逝世，他的庶长子贵由成为了蒙古第三代大汗。贵由即位后，马上宣布要西征中东地区。由于术赤家的拔都一向与贵由不和，所以贵由的西征被认为是讨伐拔都，蒙古帝国的分裂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就在贵由宣布西征的第二年，他却死了。蒙古帝国陷入了权力的真空期，很快陷入了混乱。在拔都的鼎力支持下，蒙哥继任了第四代蒙古大汗（拔都与蒙哥的母亲都是克烈部王族的公主，既是堂兄弟又表兄弟，他俩又被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排挤，共同的境遇使得他们在西征的过程中相处的也很好）。
图 | 拔都像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这四个托雷家族嫡出兄弟，开始站到可蒙古帝国权力的中心，他们团结一致地想为帝国干出一番新的事业。
蒙哥下定决心要实现祖父成吉思汗打造世界帝国的梦想，于是，他命忽必烈进攻东方的南宋，旭烈兀向西亚进军。很快，旭烈兀就西进到巴格达，灭掉了曾经强盛一时的阿拔斯王朝，将战火烧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地区。
然而，蒙古帝国在东方的进展却不顺，蒙哥撤下了忽必烈亲自上阵。1259年8月，亲征南宋的蒙哥在酷暑中死在了四川钓鱼山。蒙古大汗突然撒手人寰，立即引发了蒙古帝国内部的震动。
图 | 1259年，蒙哥逝世时的蒙古帝国
结果，留守在哈剌和林蒙古大本营的阿里不哥，与在中国长江沿线的忽必烈之间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战争。
由于身后有蒙古东方三王族的支持，经过四年的战争，忽必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成为了蒙古帝国的第五位大汗，后来又建立了大元蒙古国（大元兀鲁思），庞大的蒙古帝国的宗主国。
由于旭烈兀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支持过自己，忽必烈就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阿拉伯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旭烈兀就在西亚建立了伊尔汗国。自此，钦察草原的钦察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西亚的伊尔汗国，与东方的大元并称为蒙古帝国下的四大汗国。
图 | 1260年蒙古帝国势力范围
虽然，蒙古帝国内部开始存在种种对立，成为了一个大汗中央政权外存在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但是，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这个体系，即使表面上存在不和与对立，也继续维持了下来。
从此，蒙古帝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欧亚世界也被导向一个以多极化的蒙古为中心。蒙古帝国覆盖的各区域、国家、集团的“自他”区别开始觉醒，进而进入了一个相互活动并互相提携的新时代。那是人类史上未曾明确经历过的局面，欧亚大陆的身体因为蒙古的血液流动开始迸发出新的生命，世界史大大地转向了。
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人类史上权力的巅峰宝座。享受权力带来的喜悦的同时，他也面临了一个必须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的问题：帝国这空前庞大的人口，以及绵延广阔的版图，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
图 | 如何治理这庞大的帝国，是忽必烈的首要问题
忽必烈的大元虽然有强大的武力，但旭烈兀、别儿哥、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这西方三巨头相继死去，使得“统一的库力台”瓦解。忽必烈想要以武力来压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现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忽必烈要想使得全蒙古，包括那些对自己心存异心的势力持续地接受自己的盟主地位，就必须找到一个能让所有蒙古人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还真的存在这样的因素，那就是财富。
说道财富，这就涉及到游牧民族政权的核心逻辑了：草原上，游牧经济的特殊生产形式，决定了草原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或部族为单位存在。无论是之前的匈奴单于还是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政权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换句话说，只要你能给牧民们持续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就可以成为他们拥戴的大汗。
如此一来，只要忽必烈能给蒙古帝国的所有人创造财富，所有的蒙古成员就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因此，忽必烈设计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以拥有超强经济力的中华作为基础（肉），草原世界作为连接中华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枢纽（骨），打造一个军事与经济共生的帝国。
然而，单纯地将两个世界、两个要素连接起来还是不行的，因为，光是有草原世界之骨，中华世界之肉，缺乏血液循环系统的蒙古帝国依然不会有生命。所以，忽必烈还要给他构想的庞大的帝国注入血液。
所谓的血液，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基建、物流、与商业（改革开放后我们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忽必烈开始行动了，他灭掉了南宋，取得了中华地区的全部疆土。
图 | 蒙古帝国最大的势力范围
然后，忽必烈开启了疯狂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中华地区的漕运，比较有名的就是在中华原有的水路体系基础上修了京杭大运河；
打造遍布欧亚的邮驿系统，只用两三个月时间，就能从元大都传消息到萨莱（金账汗国）或蔑剌哈（伊尔汗国）；
吸收穆斯林商业势力，与斡脱（Ortoq）商人合作，以便将其营利活动直接放入国家管理之中，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发展海上航运，打造海上丝绸之路；
在税务方面，忽必烈废除了通关税鼓励发展远距离贸易，并实施了大型的间接税（如盐税）缓解了社会矛盾。
最后，忽必烈对后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个措施，就是将银作为“贸易基准货币”，为世界奠定了“白银世界”的贸易秩序。
银和中国古代的铜一样，是以称重的方式衡量价值的“称重货币”。它和我们今天用的纸币不同，今天的纸币的票面价值是其背后的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而银作为贵金属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因此，无需由政府特意统一铸造、发行。所以，白银作为基准货币，能够在欧亚大陆上进行广泛的推广。
图 | 银元宝，“元”字就是大元的意思
一言以蔽之，尽管过去蒙古帝国的崛起是以军事力量为背景，但在现实中，从忽必烈开始不再以武力为优先，而是借由掌控经济与物流的方式，用席卷欧亚大陆的超大规模贸易，串联了包含呈割据态势的整个的蒙古帝国，将帝国的影响力更进一步地涵盖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盘活了欧亚大陆的商贸体系。
蒙古帝国主导下，欧亚大陆跨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密切。比如，阿拉伯、波斯的技术（如阿拉伯数字、数学）传入中国，中国的火药传入欧洲。商业的繁荣，使得人们超越了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欧亚大陆的贸易繁荣，地中海的热那亚与威尼斯商人迅速崛起，贸易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威尼斯的文化又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欧洲的东北部，一个边塞小镇也因为蒙古帝国繁荣的贸易网络而崛起，它就是莫斯科。地处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的交汇之处的莫斯科，是连接俄罗斯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贸易的重要节点。因此，在蒙古帝国统治俄罗斯时期迅速崛起。因为蒙古在俄罗斯实行的是间接统治，而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取得了蒙古人在俄罗斯地区的代理权迅速壮大，最后在伊凡三世治下统一了整个俄罗斯地区，开启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历史。
蒙古帝国的贸易繁荣，使得欧洲的使团源源不断地去元大都拜见蒙古大汗，不管马可波罗的事迹是否真实，欧洲各国都有传教士到达过中国的记载。东方的财富与传说，直接为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者提供了精神动力。
图 | 马可波罗
而蒙古帝国开创的“白银世界”，更是影响了世界的贸易体系，以及元朝身后的明、清两中华王朝的历史。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将其版图内的多种国家形态全部囊括在自己的体系下，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这一切之根本，皆源于成吉思汗和其子孙，为蒙古帝国大厦所构建的底层秩序。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