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曾经在好像还挺正经的什么平台上看到关于人类“思想分工”的一个说法，觉得还有些道理，说是东西方的人类社会早在大约三千年前就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近乎自然地进行了“思想分工”——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选择了“人与物”的思考领域；以古印度为代表的南亚相应选择了去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地处“远东”的华夏文明，则选择去思考“人与人”。
单就看到这儿，就如上述，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
但一延伸，就有点儿说不出的毛病了。
延伸是这样的——因为重点探索了“人与物”，古希腊及其衍生出的西方文明，就在自然科学领域更有成就，以至成就今天的科技领先；因为重点探索了“人与神”，印度诞生了伟大的宗教，并且现在仍是很注重宗教的国家；因为特别关注“人与人”，我们就上演了无数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以至于贻误了科技的发展，导致了近代的落后……
三千年前的思想分工跟今天东西方在有些方面的差异，是否绝对就构成排他的因果关系，窃以为很待商榷——历史不是数学公式，可以单线条地用∵（因为）∴（所以）推导；再要是“反推”，即以今天或较近历史时期东西方某些差异“反演”所谓三千年前的思想分工，说我们近代科技落后，是因为心思全部都用去了“人与人”的“斗”，而西方今天的科技发达是早在三千年前就因为专注思考“人与物”而就注定，就……不说“本末倒置”，至少也是失之武断。
所谓“思想分工”，即便历史上存在，也必定是互不见闻情况下的“自发”；而这种自发当中，若说有着对未来“指向”、“引领”的因素，也肯定不是主要的，甚至极大可能都是“无意”的——所谓“思想”，更多地，尤其是在三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要解决的，还是“当时的现时”的生存问题；而那些问题，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或许会显得太简单。但那是“看来”的“显得”，未必“就是”。
当然，在解决“当时的现时”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之上，人群中的智者，会去思考一些别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哲学永恒的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往哪里去？
老实讲，这三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标准答案，更别说可以笃定是正确的答案了。
在西方关于“思想”发展历程的语境中，人类真正关于自我的思考，标志“哲学”的诞生；他们普遍认为，这个诞生，是从所谓“思想的起点”开始孕育的，发生在大约四千年前；经历了一千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孕育，哲学诞生了。这个诞生，西方学者有个诙谐的说法——全世界的聪明人约好了似的，在距今三千年到两千五百年这个期间，来到这个世界。
他们还列出了一个带时间点的名单，很生动地诠释了自己的说法。在那份名单里，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古印度的释迦摩尼等先贤、古中国的老子孔子，在出生年份上的差距，相比后来的历史进程，可谓离得很近。
这些聪明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若说其中存在偶然性，也不过只涉及具体的个体——不是孔夫子，那个时代也会有另外的人去产生相应或相近的思想。
宗教意味地讲，这些人是“上天”在很相近的时间段里“派遣”到人世间来的。
他们为何而来？他们的出现和他们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因由了什么，又是为着什么？
简单说，笔者认为，他们、三千年前到两千五百年前约好了一般降临人间的东西方先贤们，是历史应运而生的，是为着认识、判别、解决他们所处现实社会的生存问题而来。
（老子）
那是一个社会秩序也可以说“生产关系”与社会能力也可以说“生产力”的“紧前平衡点”被历史进程无情打破的时代，是人类的思考力从具体到抽象跃进的时代，是社会主体对于自然客体的适应、改造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渡、交叠的时代，是无论唯物还是唯心都由“朴素的”上升到“形而上”的时代，是必须要改变或说“确立”一切之于今天和明天的法则的时代……
简言之，那个时代，对于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一座必须要铭记下一些什么的里程碑——铭记对蒙昧过往不成体系的思考的总结、继承与批判；铭记关于生存和改变或说改进生存的抽象指导及其意义；铭记留待后人去解答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由于具体生存条件与状态的差异，这座里程碑，在不同地方，模样是不同的，所须铭记的主要内容，自然也会有区别。这些不同、区别，或许就是今天说的“思想分工”吧。
接续话题之前，先啰嗦两句——关于我们的“古老”——我们、中华民族，无疑是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但并不是“最古老”，甚至都可以说，在今天看来遥不可及的古老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也未必是最灿烂。我们之于历史的伟大，更在于传承与守护——迄今为止，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最大限度传承、保护了本民族的古代文明，并使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仍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个传承与守护的成就，确是因为在我们民族的思想体系中，更重视、强调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明确、理顺、不断改变式维护，就更会和谐，进而更具群体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的生命力……
必须要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古老的、现存的文明，都具有可类比特征。
生存环境决定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决定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则是思想体系生发的土壤……这个可以用“道理”来形容的“链条”，在今天仍作用于终将成为历史的现实，在生产力远不如今天的三千年前甚至更早，作用就更强大、更本质。
让我们管中窥豹地看看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所谓“思想分工”的大致成因：
古希腊地处冰河期受灾严重的沿海区域，由于海洋的阻隔，形成相互比较隔绝的城邦社会结构。地域所限，各个城邦的规模都较小，可利用土地资源有限（岛屿或沿海地势平缓区域）且扩展空间也极有限；灾难后遗症又使得他们各自内部男女老少比例失衡（人口结构不合理）。
如此情势，即便风调雨顺，仍会因为食物产出有限、淡水不充沛、生存空间和繁衍潜力不足等因素，而很难根本上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人口结构。
这种现实状况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从争夺资源（包括人口）的残酷战争到自觉的、基于契约的、互通有无的跨海贸易，形成较发达的手工业及其与农业的更明确的分工。避免灾难、改进手工业工艺、发展航海以增强贸易功能和战争实力，成为生存最重大关注。这种关注，当然会更使得当地思想者愈发倾向对自然和基于自然的生存技术，即所谓“人与物”的关系，的研探。
相比古希腊，古印度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繁盛，但因酷热、瘟疫、超量降雨和雷暴等恶劣自然条件，人口平均寿命很低，思想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改进周期短、重复率高、绝对进程相对缓慢。人们几乎没任何办法去解决或规避自然的暴虐，虽大抵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丰衣足食（相对的），却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控的自然力充满困惑与恐惧。
相比古希腊，他们改造环境的任务太重（到今天都还是没啥办法），等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将思想或说祈望投向自身，就有了极重要的“思想任务”——如何看待生命的存在与消亡。在这方面怀有深邃思考的佛教理念就此应运而生。
如果所谓“思想分工”所提及的“人与神”的关系的“神”是指“佛”，那么其实，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佛、佛陀，本质上并不是神，而是人——释迦摩尼是人，他的信徒都是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思考、探讨人生的“苦”，谋求精神的超脱，帮助、引导更多的人，减轻乃至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为短暂而痛苦的生命赋予光明幸福但尚不可知的未来——有未来就有希望，有希望，现时的苦痛和恐惧，就会被视为“暂态”；奔向了光明幸福未来的“觉者”（即“佛陀”、英文音译Bouddha、中文音译为“菩萨”）们，还完全可能以修行的法力降伏人间，带来人力所不能为的关于环境及一切生存愿望的改善。
再看古中国——
总体讲，地域辽阔、水源充沛、气候宜人，但存在比较严重的资源不平衡问题。在遥远的上古“邦国”（部落、部落联盟、早期国家等，我国史书惯称“诸侯”）时代，源自不同聚居地的众多族群，因资源不平衡，发展节奏、程度各异，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格局。
表面看，这种更加不平衡的状态，必将导致“丛林法则”大爆发的“野蛮”弱肉强食；但因为地域相连（共戴一天）、重要资源不可避免的共享与分享（同饮一江水）、过往“共生”时代形成的关系纽带（姻亲）以及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农业部族与生俱来的温善秉性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占主导地位的强者（中原政权）更愿意与弱者达成新的秩序，以主导姿态和与之相称的使命担当，制定并贯彻稳定的地位划分规则（宗法）和具有统一管理意图和基本机制国家联盟（分封），并在此基础上谋求生存理念（道德、礼仪、情感）的共识乃至融合。
而这一切避免甚至消除“丛林法则”的努力，其核心，更在于把握、彰显、改进“人与人”的关系。“世”的概念，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思考的重要概念性产物。“世”，即“社会”，亦即不同的群体性存在内部和相互间的“共生”状态与规则。如果套用所谓“思想分工”，这也许就是我们古代思想体系更偏重探研“人与人”关系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但并非仅限于此——关注“人与人”，不可避免也要去关注“人与物”。如同古希腊的智者达人们也不会忽略“人与人”，我们民族最古老的道家思想体系，就极大地关注了“人与物”。至于“人与神”，我们的先民倒真的不是特别关注。这其中蕴含的也是历史性因由，说来话长，另文再叙。
无论“人与物”还是“人与神”又或“人与人”，如上述，都更是由于生存环境和基于生存和更好生存的需要而孕生、倾向、发展。
不否认，更关注“人与物”的西方思想体系，更早推动了数学、传统物理学和解剖医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将它们包罗了的西方“哲学”体系，一定程度奠定了务实、非神（不是“无神”）、逻辑化的思想基底，从而使西方近古和近代在基础学科方面起步较早。
相比来看，古印度，如上述，所谓“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指佛教的话，并不等同于今天更普遍被认知的基于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神学”，而更是以“人”为主体、关于生命的广义思考和超脱式认知。在世界现存主流宗教中，佛教最具哲学性，也是最典型的“多神”与“多世”并存的宗教，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在古印度文明消亡后至今的漫长时光中，不仅没有消亡，还因循出诸多宗、派，繁盛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而被“定义”成更倾向“人与人”关系的我们，不仅更早关注到“人性”、“人权”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有教无类、民贵君轻），还最早涉及人与人之间具有普遍意义的善正情感的引导（兼爱非攻），更极具热情和高度地指引社会的走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相比“人与物”、“人与神”，彰显着近乎纯粹的人性光辉。同时，甚至更早，我们也并没有忽略“人与物”，不仅抽象出“规律”的存在与作用（道），更早早就站在了“朴素辩证”的思维基点上（易学，不是《易经》、《周易》，更不是这些东东的后世改编版）。
由于中古到近古的一些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我们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一些物化的方面，曾一度落后于西方，但从根本上讲，这绝对不是我们古代更关注“人与人”而忽略“人与物”的思想模式的“错”。相反，恰恰是我们民族基于“人与人”的、具有充沛汲取力和辩证属性的、兼收并蓄的思想模式，决定了这种落后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思想上的丰富内涵和非凡的胸襟与气魄。
在厌弃、趋避一切专治与野蛮，谋求并享受相互尊重、相互协助，科技昌明、一日千里的今时，“神”、“人与神”，已成为人们对传统和曾经过往的追思，“人与人”、“人与物”，再不相互壁垒、互为界限，而是水乳交融、求同存异、和谐发展——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外留学生，在不断汲取“他山之石”的美与力，助力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常春藤大学的汉学研究、中医药的世界性流传，甚至long time no see进入词语库，也无不彰显中华文化及其思想内涵的“无疆”。
设想一下，释迦摩尼、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如果各自搭乘“时光机”到今天，看看、品品他们曾经的地方，再看看、品品其他不同的地方，待到返回时，很可能不约而同搭乘同一班时光机，相互正式认识一下。保不齐，路上还围坐一席开个茶话会啥的，好好回溯一下当初的“分工”。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著有《管得着吗你》《红月亮》《武王伐纣》《深水爆破》等多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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