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当局对互联网垄断行为重拳出击了！
从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到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阅文集团、丰巢处以50万元人民币的顶格处罚，再到现在对阿里巴巴的立案调查，针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灵魂拷问，不断升级。消息一出，立马在各大平台炸开了锅，不少网友已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但事件背后却有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期《变局》将细说垄断性经营的财团经济模式在东亚的发展历程，以小见大，探讨该模式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的利弊。
垄断的极致，就是财团模式。
大众如此关注垄断问题，背后的诉求就是公平与公正。在东亚的历史上，由少数资本寡头控制多家大型企业所形成的巨型财团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中，日本和韩国组成的东亚财团又是最典型的案例。日韩实体产业背后的影子操控者都是财团。
这些财团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日本实力最强的6大财团，三菱、三井、三和、住友、劝银、芙蓉，控制了日本60%总资产，60%销售渠道，贡献了20%的就业，掌控了石油、铁路、电气等支柱性产业。
日本财团营收占日本GDP百分比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52家世界500强企业，贡献了3.12万亿美元营收，相当于日本GDP的64%。而这52家企业里有40多家都隶属于六大财团，堪称富可敌国。
而韩国实力最强的韩国四大财团分别是三星、现代、SK和LG。这4大财团在2017年的总营收达到8449.76亿美元，占韩国当年GDP的55.19%，其中仅三星集团年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达到3253.62亿美元。
韩国四大财团营收占韩国GDP百分比
以韩国三星为例，一个段子就足以说明一切：每个韩国人一生都无法逃避的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三星的产品渗透到韩国人的衣食住行之中。
三星集团实力雄厚，分支遍布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数近20万人，业务涵盖电子、金融、机械、化学及地产等众多领域。我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三星手机就来自三星电子，属于三星集团的子公司。而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和迪拜塔这些著名地标都有三星集团的身影，对行业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
财团的地位从资产规模和对行业的影响力上，都是不可撼动的。
这些财团又是如何一步一步主导日韩经济的呢？
简单来说，东亚财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是顺应了时代需求的产物。
日本的财团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94年-1192年的平安时代。
日本三井财团
1180年，实力强盛的三井家族出兵帮助政治家源赖朝击败军事独裁者平清盛后，源氏开启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时代，建立了幕府制度，三井家族作为幕后功臣跃升至贵族阶级，为日后的财团之路埋下伏笔。
到1603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取得德川幕府信任的三井家族，开设大量酒馆、当铺、银两兑换所、服装店等产业，三井家族也逐步成为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
而在后面明治天皇和德川幕府的争权之中，三井家族押宝成功，明治天皇成功上台。饱受战争拖累、国库空虚的明治天皇政府急需资金发展，三井家顺势成立三井银行，给政府发国债融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财团地位。
日本爆发遭遇美国工业化降维打击的黑船事件之后，原本的封建小国日本为了加速追赶工业，开始大肆扩张铁路、工厂、煤矿等产业，但是很快因为不善经营开始亏损。
这时政府决定打包出售国有资产，看准机会的三井财团开始疯狂收购国有资产将自身进一步扩大，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团。
不过在1890年日本金融危机爆发，连三井这样的财团也岌岌可危。此时，留洋归来、且极具金融和商业头脑的中上川，横空出世拯救三井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上川掌管三井家族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经营结构，积极与政坛脱钩，打包出售垃圾资产来化解三井集团的危机。随后成立三井物产，并培育出了丰田、东芝等公司的前身。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为了削弱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开始着手拆散日本各大财团，三井实力遭到巨大削弱，只保留三大支柱性企业：三井银行、三井矿山以及三井物产。
日本财团被拆散
20世界70年代，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三井又伺机大肆合并和收购资产，终于成为了今天的三井集团，像三洋、三越、丰田汽车都是其核心企业。三井财团的触手可谓遍布各行各业牢牢把持了整个日本的经济命脉。
而韩国财团的发展历史则比日本晚得多。
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的韩国经济惨淡，人均GDP甚至比朝鲜还要低。
为了帮助韩国民众摆脱贫困、以及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决定大搞经济建设，但没钱怎么办？找美国。
当时受到美苏冷战影响，韩国成了美国在亚洲的重点扶持对象，美国给了韩国大量经济援助，包括资金和订单。
为了博取美国信任，韩国政府将这些订单全部喂给了本土实力靠前的企业，其中就包括三星和现代集团，而且还给予他们税收和贷款优惠，得到政策倾斜的企业逐步发展成行业龙头，实力上开始碾压中小企业，这又反过来吸引了政府更多支持。
在大量资金和政策扶持下，三星等头部企业逐步发展成引领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财团。同时，财团经济模式不仅提升了生产效能，还加速了韩国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三星等头部企业飞速进步
自60年代起，韩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重化工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产业转移的每一步领先的都是大型财团，这也带给他们巨大的产业红利。
攫取了韩国大量经济资源的财团也慢慢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命脉，为将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埋下伏笔。
凭借着霸道的财团模式，日韩走出了贫困，迅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并在半导体、手机、汽车等多个领域领先全球，而且培育出的三星、现代、丰田和索尼等行业巨头也走向世界，吸引大量国际资金和技术。
但飞速运转的经济齿轮下却暗流汹涌。财团垄断了主要产业，攫取了大量利润，在发展前景上甩开中小企业几条街。
韩国统计厅《2017年劳动岗位划分的收入》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7年劳动岗位划分的收入》报告，2017年中小企业员工月均工资为223万韩元，仅为大型企业员工月均工资的45.7%。
收入差距极大，让韩国年轻人更倾向去财团工作，中小企业招不到人才，业务干不过大财团，最终的结果就是破产，接着带来企业雇员的大量失业，中心城市地产价格暴涨，贫富差距有所扩大，走入了财团对中小企业降维打击的死循环。
在当代日本，企业普遍实施终生制雇佣，在经济高速发展时，问题难以暴露，当90年代，日本经济开启失去的三十年后，财团旗下的公司大量存在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终生制雇佣与被财团把持，日本出现大量不死不活的僵尸企业，最终成为阻碍日本经济转型的顽疾。
除了以上问题，财团经济还引起了大量的贪腐和廉政问题，别忘了，财团发家过程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像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事件，背后就有财团的影子。
中国可能打破东亚财团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从日韩财团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过去有效的模式放到今天未必可行，经济模式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脉络。
企业规模过大，容易变得臃肿和低效，很多财团子公司还背负大量负债，只能依靠总部的资源输送而苟活，其他带动创新的新兴企业却因为缺乏足够资金难以发展壮大，这种不平等的增长模式，极大限制了日韩经济的活力，引起严重社会问题。
以小见大，从日韩模式的优劣、成败与得失中，我们更能看到反垄断监管的重大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所以，在科技创新高速发展的时代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创新，防止科技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监管重拳势在必行。
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经济规模远超日韩总和，互联网新经济的经营与发展、经济大蛋糕支配不应该被少数大型企业所掌握。
所以，我们在反垄断监管上，更应该充分利用几千年的中国智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通过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驾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船，平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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