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死后四十年，即后主刘禅炎兴元年（263），蜀汉亡于魏，后二年，司马炎废魏自立，建立西晋，又十五年，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至此，三国归晋。但西晋短暂的统一仅维持了三十余年，建兴四年（316）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先后发动叛乱，史称“五胡乱华”。汉昭武帝刘聪率匈奴兵攻占长安，俘虏后又杀死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次年（317），晋宣帝（追谥）司马懿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重建晋朝，史称东晋。此后，直到公元 589 年隋文帝统一全国，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占据中原、汉族政权反而偏安于江南的局面。东晋王朝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格局，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根据来设法证实自己的正统性。当时天下分裂割据，与汉末三国形势极其相似乃尔，于是，“魏蜀吴三国谁为正统”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蜀汉的建立者刘备此时也以一个异于其历史形象的面目出现了。这一时期与刘备形象相关的史籍小说主要有《汉晋春秋》、《宋书》、《世说新语》、《语林》、《拾遗记》、《神仙传》等，这一时期对刘备的重新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三国正统之争，由来已久。《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只有曹魏皇帝的传记称“纪”，而蜀、吴二国君主传记只称“传”，后世论者多对其有所诟病。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陈寿有其难言之隐，不便明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了他的隐情：“其书（指《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其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尽管如此，陈寿还是曲折地暗示了蜀汉的正统地位。第一，他将魏、蜀、吴并列为三国，这就是对曹魏正统论的一种置疑和挑战，如果完全以曹魏为正统，则其大可以将曹魏作为中原大国，而将蜀、吴二国作为割据政权依附于《魏书》之后即可，何必分立三书？这就首先否定了曹魏的绝对正统地位。第二，陈寿在书中多次强调了刘备称帝并非另立新国，而是继汉统。以文笔简练著称的《三国志》却在《先主传》中不惜笔墨转录了群臣上刘备为汉中王及拥立刘备为帝的表文，在上刘备为汉中王表中称“……臣等以（刘）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尊王子弟，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臣等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把封刘备为汉中王比作西汉初年的分封同姓王，就是把刘备当做皇室正宗。群臣劝谏刘备称帝又说：“……伏惟大王（指刘备，此前已进位汉中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祗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宜即帝位，以纂二祖（指汉高祖、汉光武帝），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而刘备即位宣言中称：“……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刘）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刘备称自己即位乃是为了不使汉祚断绝，为了继承高、光二祖的基业，俨然以汉朝合法继承人自居。
当然，刘备的蜀汉是三国之中国力最弱、疆域最狭、灭亡最早的一国，随着西晋的统一，正统之争也被暂时搁置。但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据，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大肆屠杀各族百姓，当时，黄河流域烽火遍地，狼烟四起，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东晋人虞预感慨道：“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④这就激起了各族尤其是汉族人民的强烈愤慨，民族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北方少数民族还时时威胁偏安一隅的南方汉族地主政权，但东晋南朝的汉族统治者们不思北伐收复失地，一味篡弑杀夺，政局多变，朝代更迭十分频繁，同时，他们还过着醉生梦死、穷奢极欲的生活。广大人民和封建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这样的现实当然极为不满，于是他们想到离他们的时代还不是很久的、具有皇室血统的、君臣关系鱼水相谐的、政治格外清明的蜀汉政权，而“帝蜀寇魏论”就应运而生了。
首倡“帝蜀寇魏论”的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他明确提出：“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他的史学著作《汉晋春秋》记述起于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其叙三国事，明确以蜀汉为正统，并以蜀汉年号纪年，在东汉献帝之后直接蜀汉昭烈帝刘备，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而非继魏祚。
习凿齿极力支持桓温北伐，后因桓温图谋称帝，辞官归故乡襄阳。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辞官回乡后，还时常“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他还专程去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旨在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伟大抱负，颂扬了他公正无私、执法严明的政治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尽忠精神。在他的著作里，还收录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历来有人怀疑《后出师表》非孔明所作，习凿齿此举对考证此文作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后人因此在成都武侯祠留下这样的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如果说东晋是通过把自比蜀汉来证明政权的正统性的话，那么南朝宋和齐则更是直接把自己说成是汉室及汉室功臣之后，以此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宋书·武帝纪》称宋武帝刘裕乃汉高祖之弟楚元王刘交二十一世孙，《南齐书·高帝纪》称齐高帝萧道成乃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南史·梁本纪》也称梁武帝萧衍亦萧何之后，与萧道成同祖，前二书还列出了刘裕、萧道成二人详细谱系，以此证明并非攀龙附凤。
“帝蜀寇魏论”不仅流传于偏安于江南的汉族政权，还影响到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族统治者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因“汉高祖曾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刘渊少时酷爱读书，汉文化水平很高。刘豹死后，他代为匈奴左部帅，后又为五部大都督。永兴元年（304），刘渊起兵，迅速聚众五万，定都离石（今山西离石）。他对群臣说：“汉有天下世长，恩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自称汉王，建国号曰汉，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五宗（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神主而祭之。此事影响颇深，《三国志平话》还在此基础上，虚构刘渊乃刘禅外孙，蜀亡后外逃，后起兵灭晋，复立汉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对刘备正统地位的肯定外，还突出了刘备的王霸之才。关于刘备的才能，陈寿认为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意即刘备能力不如曹操，因此蜀汉疆域也比曹魏小。而与陈寿同时代的西晋人张辅就表示了不同于陈寿的看法，他在《名士优劣论》中详细对比了曹、刘二人，并开宗明义地指出：“世人见魏武皇帝处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为玄德为胜”。然后他从刘备能“收相获将”的角度论述刘备才能优于曹操，他指出：一，刘备虽曾遭惨败，但未若曹操败于徐荣、吕布、张绣之惨；二，刘备恩威、勇义、宽宏大略，而曹操忌刻残暴，其杀荀彧、杨修、孔融、荀攸即是明证；三，刘备知人善任，，诸葛亮、关羽、张飞皆一世之人杰，甘为刘备所用，而刘备皆能以方面之事大用，曹操有良将而不能专任，兴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最后张辅得出结论：“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三杰而已哉！”张辅充分肯定了刘备的才能，认为刘备优于曹操，如果刘备据有中原，可以开创像周武王那样的丰功伟业，言外之意似为曹操据有中原竟然不能一统天下。
从张辅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刘备的才能就有了新的认识，刘备的王霸之才越来越被突出。其实，曹操本人就将自己与刘备进行过比较。《世说新语·识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这段文字最早已见于《三国志·裴潜传》，文字大体相同。《裴潜传》的这段话是写在曹操征荆州，裴潜投曹，曹操以其参丞相军事，出历三县令，入为仓曹属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问裴潜刘备的能力如何，裴潜做上述回答，陈寿是想用互见法来说明刘备之才不如曹操。而《世说新语》作为记载魏晋名士风流的名著，但全书有关刘备的仅有这一则，在这则对话中，刘备虽是未出场人物，但对话是关于他展开的。而且《世说新语》把这段话写进了《识鉴》篇中，识鉴即鉴别、评估人物的能力，说明这部产生于南朝的笔记小说名著中仅有的一则关于刘备的材料，便是评论他的才能。通过这则被去掉了谈话背景的对话，很显然可以感受到裴潜回答的两句话中，第一句是在敷衍曹操，因为当时的刘备几乎没有“居中国”的可能性，而后一句才是对刘备王霸才能的大力肯定，即刘备必将成为一方霸主，而曹操一定不能一统天下。
裴启《语林》也记载了关于刘备英雄之才的故事：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有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得转顾视孙足行，殆不复前矣。
殷芸《小说》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略有不同。这则故事说明孙策和刘备互相认为对方是英雄，孙策听见刘备来要，起身便走，而刘备只顾看孙策背影，竟驻足不前。此时的孙策年仅十四岁，十四岁的少年也认为刘备是英雄，既说明孙策的过人之处，也说明刘备的英雄之名、英雄之才是妇孺皆知、人所共识的。
刘备不仅有王霸之才，还有善于纳谏的明君之德。王嘉《拾遗记》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人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之，乃诫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这则故事中的甘后，不仅皎美如玉，还是一位明智贤德的贤内助，她深知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道理，见刘备大业未成而沉溺于美女与美玉，乃引经据典劝谏刘备要以大业为重，凡是能迷惑心智、涣散斗志的东西都应远离。古来多少君王因沉溺美色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国破家亡，而刘备能听甘后这位枕边人的劝谏，非但不怒，还当即采纳了甘后的劝谏，撤去了玉人，把原来宠幸的嫔妃宫女也一并撤去了，实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古代的正史，即使是号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太史公在书中也免不了地为汉高祖刘邦的出身编造了一个神异故事，在写到他斩白蛇起义时，难免也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但《三国志》认为英雄人物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就事业，主要是靠人谋而非天意，它并不像其它史书那样极力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对曹操、刘备、孙权，也只是客观直录其出身，并无神异渲染，这是极其难得的。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志怪小说的兴盛，刘备开始被蒙上神异色彩。关于志怪小说兴起的原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指出志怪小说乃是受了民间巫风与佛教道教的刺激，而志怪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真人真事来记录的。
至于志怪小说的作者，既有教徒也有文人。教徒如葛洪就著有志怪小说《神仙传》。《神仙传》中记载刘备曾遇神仙：
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凶吉，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儿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神仙传》乃是葛洪为证明神仙实有、仙可学致而作，主要记述神仙之种种神异行迹修道成仙之要诀与过程，并非有意作小说。可见在葛洪眼里，不仅刘备亲遇神仙是实，而且神仙还能预言刘备的前途命运，刘备果如神仙所言，伐吴大败，以致身死。
志怪小说的作者还有不少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和博物学家，甚至也有史学家，如干宝就著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很多志怪小说又从正史的《五行志》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而正史中也多了一些神异色彩，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史书与志怪小说界线的模糊，使得很多文人具有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南朝文人沈约，是当时著名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齐梁时代的文坛领袖，著有志人小说《俗说》（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 52 条），但他同时也是史学家，所著史书《宋书》被列入二十四史。《宋书》就带有很强的文学意味和神异色彩，它首创《符瑞志》，专门用三卷的篇幅来记述从远古到刘宋历代帝王的祥瑞征兆，宣扬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刘备作为蜀汉开国君主，自然也有祥瑞征兆。《宋书·符瑞上》是这样记述刘备称帝征兆的：
刘备身长七尺七寸，垂手过膝，顾自见耳。《洛书甄耀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予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民命,炊骸道路，谁使主者玄且来。”备字玄德，故云：“玄且来”也。《孝经钩命决》曰：“帝三建，九会备。”先是，术士周群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如此积年，每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应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屡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太白、荧惑、镇星从岁星，又黄龙见犍为武阳之赤水，九日乃去。关羽在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备后称帝于蜀。
类似文字已见于《三国志·先主传》，但与《宋书·符瑞上》用字和用意都有所不同。一，《三国志·先主传》的这段文字是出现在群臣劝谏刘备称帝即位的表文中，他们只是在牵强附会地找出能证明刘备是真命天子的依据，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而《宋书·符瑞上》是用记叙的方式来记述事件的过程，从把刘备的长相、名字和图籍中的记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客观性得以突出。二，《宋书·符瑞上》还增加了两个神异情节，以增强祥瑞征兆，即“黄龙见犍为武阳之赤水，九日乃去”和“关羽在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前者还在《宋书·符瑞中》中被再次强调：“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而且，书中所举的其他帝王的符瑞之事都在其称帝之后，唯独刘备的这些符瑞是发生在即位前的。沈约最后用下结论的语气称：“备后称帝于蜀”，给人留下刘备正因为有了这些祥瑞征兆才能称帝的印象。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刘备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面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汉族政权偏安江南，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习凿齿首倡“帝蜀寇魏论”，他的动机虽然只是为东晋政权争正统地位，却影响了此后千余年三国故事的创作与改编的思想情感倾向。随着三国历史的结束，这一时期的士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刘备的才能，刘备的王霸之才和善于纳谏的明君之德也越来越被突出。六朝志怪小说的兴起，也影响到了正史的编纂，使这一时期的史书也蒙上了神异色彩，《宋书·符瑞志》就记载了刘备称帝前的神异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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