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乡村后,为了排解乡村生活的乏味,在朋友介绍下,俾斯麦从1843年开始加入当地的虔敬派聚会。
虔敬派是马克思·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评述的四大基督新教派别之一,主张日常生活中虔敬上帝,克制欲望,反思自我。“虔敬上帝”衍生出“敬畏上帝赋予的每一份工作”,“禁欲与反思”衍生出注重生产效率与合理化改革,催生18世纪普鲁士启蒙思想与资本主义萌芽。
但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虔敬派站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毕竟虔敬派主要是从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型的容克,他们不排斥资本主义,但主要目标还是保住容克阶层的地方特权。虔敬派在普鲁士宫廷与军队中开展公关活动,柏林的聚会经常能请到普鲁士文官与宫廷成员,甚至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840年即位前也经常参与。
/ 1849 年,俾斯麦与妻子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合影。
为什么俾斯麦能加入这个圈子呢?很简单,普鲁士虔敬派的核心人物阿道夫·冯·塔登就住在隔壁庄园。1843年2月,俾斯麦第一次来到塔登家中参加虔敬派家庭聚会。之后两年,他多次参与聚会,展现出超乎乡村容克的学识与雄辩能力,受到许多虔敬派重要人物的注意,其中就有50岁的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
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普鲁士国王的近臣,他的哥哥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更是国王多年好友,两人都是乡村虔敬派公关普鲁士宫廷的核心人物。1844年,路德维希·冯·格拉赫调到马格德堡上诉法院工作,俾斯麦家族的申豪森庄园就属于该地管辖;恰好1845年,父亲费迪南德去世,俾斯麦在两个家乡之间来回往返。命运仿佛把两个人拽在一起:俾斯麦的一个家(克尼普霍夫)在虔敬派的地盘,另一个家(申豪森)归路德维希·冯·格拉赫的法院管辖,俾斯麦与格拉赫兄弟有了更多联系,得以再入官场。
1846年12月,俾斯麦被马格德堡政府任命为堤坝总管,防范第二年2月汛情有功。期间,他与虔敬派教徒约翰娜·冯·普特卡默订婚,与格拉赫兄弟等虔敬派容克的利益绑定。随后1847年5月,俾斯麦补选为马格德堡首席议员,前往柏林参加第一届普鲁士联合邦议会。
之所以召集联合邦议会,是因为普鲁士想要修建柏林至柯尼斯堡铁路,按照1820年国家贷款法规定,大额贷款必须经过“帝国等级代表”的认可才能通过,于是普鲁士国王把全国代表召至柏林。但会议一开始,自由派议员就发表长篇大论,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论据,要求普鲁士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制,否则就反对修建铁路的贷款。
面对普鲁士自由派汹涌而来的立宪呼声,32岁的俾斯麦发表反对意见:英国光荣革命是“经历百年革命与国内战争”才完成的,普鲁士“国情”截然不同,“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才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
一番发言中,“反对宪法”的论调体现出俾斯麦早年间思考的成果,“君权神授”的思考呈现出格拉赫等虔敬派人士利益诉求:一旦按照自由派的思想建立普鲁士宪法,那么势必削弱容克的地方权力,进而摧毁虔敬派的基督教世界观。为了保全容克,维护虔敬派的理想世界,后来被称为“保守派”的普鲁士政治团体逐渐显现。
俾斯麦擅长操弄文字,将自由派的立宪呼声斥为“莱茵葡萄酒推销员政策的乏味空话”,赢得容克的喝彩,“许多陌生人同我友善握手”。乡村容克大多没什么文化,更遑论演讲与辩论,但俾斯麦受过高等教育,也有法院任职经验,他的辩词让保守派倍感亲近,促进保守派走向联合。
不过,立宪呼声深入人心,俾斯麦的辩论不足以为保守派争取到多数选票,6月底,联合邦议会否决铁路贷款,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接受俄罗斯的贷款修筑铁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矛盾愈发加重,继而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引爆普鲁士革命。
1848年革命在柏林
1848年3月18日,柏林如欧洲其他城市一般爆发革命,迫使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接受人民主张:重启内阁制度,允许拟定成文宪法,以更为平等的方式选举普鲁士国民议会。
革命爆发时,俾斯麦尚在申豪森家中。听到消息,他迅速组建乡民武装,准备进军柏林“勤王”。3月21日,他来到普鲁士军都波茨坦,向逃居此地的王储夫人奥古斯塔请令“勤王”。但1848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国王意见不明朗,王储威廉亲王逃亡国外,奥古斯塔夫人看不清形势,只能回绝俾斯麦。
失意接着变成失望。3月25日,国王来到波茨坦,要求军队配合立宪行动;之后第二次联合邦议会,保守派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几乎失声,俾斯麦也只做出几次不成功的质询。1848年革命中,保守派受到重大打击。
保守派并未消失,格拉赫兄弟秘密成立保皇小团体“宫廷党”,大批吸纳保守派人士加入,6月底秘密成立“国王与祖国协会”,7月底又联合各省容克成立“财产保护联盟”,初步形成德国保守党派。俾斯麦不仅参与党派组建,更为新发行的保守系报纸《新普鲁士报》投稿并提出办报意见,成为格拉赫眼中“宫廷党司令部一名积极又有才干的副官”。
酝酿数个月后,宫廷党与普鲁士军官内外联络,1848年11月10日突然派遣军队进驻柏林,解散柏林市民武装,将普鲁士国民会议迁出柏林并解散,随后12月初颁布一份保持大部分君主权力的普鲁士宪法。普鲁士保守派虽然没能阻止宪法出台,但起码兵不血刃解决柏林暴动,宪法也基本符合保守派的利益,保守派反叛成功。随后,俾斯麦将获得下一个政治机遇: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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