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厂正式工：后单位制下的结构控制
南厂正式工平均年龄为45.6岁，均为经历了下岗分流而留存下来的工人。这些工人技能水平较高，与企业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拥有五险一金，并享受各种政策性补贴。南厂S分公司的经理人曾通过现场监视、扣罚工资和解雇威胁的方式对工人进行简单管理，却遭到工人强烈的反对，加剧了车间内的劳资矛盾。2008年，这些以惩罚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因与《劳动合同法》相抵触而被废除，一种结构性的控制方式得到采用，这种控制方式包括两部分：
第一，结构工资制度。南厂S分公司的结构工资包括三方面：基本工资、超额工资与加班工资。基本工资根据岗位和技术差异从每月1300元到2000元不等，工人完成一定计件工作量即可获得基本工资。结构工资的超额部分则按照工人的个人系数乘以超额件数进行计算，超额工资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工人的劳动量与生产效率。而加班工资也构成工人工资非常重要的部分，用于鼓励工人自觉延长工作时间。
第二，“宽松的劳动纪律”是管理者配合工资制度推行的另一种管理方式。管理者放开对工人的直接监督，允许工人在劳动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与自主权。班组长、工段长等基层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也不再是派工和催促工人，而是与外协包工队进行沟通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对他们的不满不再进行任何直接的回应和解释，正式工一直用以表达不满的“拖拉散漫”和讨价还价都失去了效果，他们只能通过加速生产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在二元管理模式作用下，外协工人因外协包工队的非正规性而缺乏劳动合同、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的保护，并在工资刺激、现场监控与解雇威胁下服从于工头的简单控制；而南厂的正式工在《劳动合同法》和各种政策性福利的保护下拒斥管理者的直接控制，管理者则通过赋予工人一定自主权，但却制定严格的结构工资制度来对正式工的生产进行管理控制。这两个工人群体分属不同的控制体系，而在生产活动中不存在任何互动，并进行相互的竞争：争夺管理方下派的生产任务；争夺在车间生产中的重要性与地位。
工人利益与劳资关系
（一）外协工人：“底线型利益诉求”与劳资冲突内部化
学界往往将工人的利益诉求分为“底线型利益诉求”与“增长型利益诉求”，前者是指，工人对依法应得的与维持生活必需的利益的诉求；后者是指，劳动者要求自身利益的增长与企业利益增长或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南厂的外协工人大多数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教育水平较低，在不同的工作场所流动，这些工人的利益认知处于建立在“绝对剥夺感”基础上的“底线型利益诉求”。对于外协工来说，尽管要经受糟糕的工作条件、高强度的劳动和不足的劳动保护，但只要工资可观、有吃有住，他们并没有什么埋怨。
在南厂这样规范的重工企业，工资拖欠几乎不会发生，但工伤威胁却一直存在。在外协包工队，曾经存在工人发生脚面被砸伤等工伤事故，但是因为这些包工队既没有为工人购买商业工伤保险，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所以在工伤发生时，仅出于关怀和同情为工人补贴医药费。伤愈后，外协工往往被解雇并遣返回老家。随着产品外包，劳资冲突的压力也被内部化到外协包工队中。包工队成为劳资冲突的隔离带和减压阀，这种组织方式将劳资关系隐藏在温情脉脉的“关系”面纱背后，将风险和不确定性交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承担。
（二）本厂工人：“发展型利益诉求”与劳资冲突激烈化
很多正式工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并认为个人生活水平应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工厂生产发展而提高。在单位文化影响下，他们更看重劳动者的尊严、对企业发展成果的分享，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建立在“相对剥夺感”基础上的“发展性利益”。
工资增速缓慢、地位下降，以及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曾经引发正式工的不满，“入厂包工”模式的推行加剧了正式工这种情绪：随着出货紧急、出货量大的工作被派给了外协包工队，本厂工人的生产任务大大减少了；生产同样的产品，南厂支付给外协包工队的价格要比给本厂工人的高。较低水平的工资与在生产中越来越不重要的地位加强了正式工的相对被剥夺感，劳资冲突也随之变得更为激烈，为提高工资水平的小规模罢工开始在南厂车间出现。不过，正式工的抗议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为了避免被企业以“个人过错”为由解雇，以及避免政治上的风险，正式工并不会进行跨班组的联合，也不会进行超出车间边界的活动。对他们来说，顺利退休即意味着与管理者博弈的胜利。
“入厂包工”模式对企业的影响
大规模引入外协包工队后，南厂的效率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生产速度的提高、出货周期的缩短、生产成本的降低、资金周转的加快，乃至订单规模的增加使得最高管理层进一步地扩大使用这种生产模式。
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分配与组织管理上的变化。包工队逐渐占据了生产中的优越资源，管理工作开始围绕着外协包工进行；产品的设计、工艺和程序变得不受重视，负责与包工队接洽的经理人代替了技术研发部门和工程师的地位，工人的劳动技能同样不再受到重视，技师资格证的津贴额度下降，钻研技术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廉价而易于控制的外协工人逐渐替代掌握技术但难以驾驭的正式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技术内核受到了侵蚀：从劳动技能上看，随着正式工的地位被替代、工人技能传承难以进行；从工程技术上看，产品研发设计不被重视，很多工程人员离开了企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不足。
在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大量企业成为跨国资本的代工厂，而在上游企业对生产速度和弹性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采取转包和分包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合同法》颁布后，随着国家对正规劳动力市场愈加严格的规范，很多企业转而采用家庭作坊、包工制、厂内赶货、租户赶货等非正规的劳动用工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不会促进长远发展的迅速积累，它不仅将工人置于更加恶劣的劳动环境和缺乏保护的地位，将劳资矛盾拖入更加难以预测的境地，还使企业更加依赖于市场、更加稳固地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
（作者系上海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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