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海帆
（28）、李家(2)：“江西铁路建设第一人”家事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条铁路是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它于1909年建成通车，到了7年后即1916年，江西省第一条铁路南浔（南昌至九江）铁路也通车了，而这条铁路最早的两位“主持人”则是时任江西铁路大臣的李有棻和他的密友及连襟陈三立。
李有棻(1842-1807)
前文说过，陈三立在父亲陈宝箴去世后不问政治和世事，怎么又会在1906年12月13日以江西铁路公司副理的身份出现在九江龙开河边南浔铁路开土仪式上呢？
原来，陈三立和比他长12岁的李有棻有近30年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交往密切。和陈三立在“职场”上的境遇不同，李有棻总体上来说是“官运亨通”，自27、8岁开始，就在湖南、湖北、广东、山西、江宁等地当地方官，级别最高到了布政使、两江总督，到了1904年，江西“与时俱进”地准备修建南浔铁路，由在江西的100多名官员及商绅联名上书朝廷，推举时年62岁、正赋闲在家的萍乡人李有棻任江西铁路总理，所以，李有棻也可以算是江西铁路的“开拓者”。
九江甘棠湖老照片
李有棻为官30余年，在各处任上都尽忠职守，清廉正派，忧国爱民，老百姓称他为“李青天”，同仁赞他“品端望重、处事精详”，江西乡绅评价他“苦心孤诣、联合群情”，连朝廷在他身后都对他评价很高。而李有棻一到岗，就组建了一个有30多人名单的“铁路董事”，其中就有自称“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
说是“袖手人”，其实陈三立也并非整日埋头于诗书文章，他虽不问政治但对兴利民生还是比较热衷，这期间，他曾于1920年入职江西农工商矿局，受命疏浚南昌东湖，1904年在南昌进贤开办农学试验场，兴办机器造纸公司，所以，当李有棻邀他参加南浔铁路建设的时候，他很快就离开农工商矿局前往铁路总公司履新。
其实，在修建南浔铁路之前，九江已经是一个外商云集且在经贸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长江内陆港口，而鲜为人知的是，南浔铁路“匆忙”上马，竟然是在和日本人“争夺”江西铁路交通的权利。
晚清时期的九江港
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在华势力迅速扩张，1900年，日本在单方面确认获取了兴建福建的铁路权力之后，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修建横贯闽、浙、赣、粤铁路的主张，而经营江西铁路也被日本确立为扩张活动的“序幕”。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各界人士纷纷要求争回路权，于是在1903年冬，清廷终于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向民间资本开放路权，这样，江西的商绅们在李有棻、陈三立的带领下，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仓促上阵，走上了创建民族铁路事业之路。
南浔铁路图
毫无疑问，李有棻、陈三立都是“能人”，但是，即使他们再有才干，在修铁路这件事上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简单地说，就是当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从1904年到1907年这三年，李有棻与陈三立用尽了各种方式和人脉资源，东奔西走，日夜操劳，足迹遍布上海、武汉、保定、南昌等地，相继完成了送人才赴日本培养、“征地动迁”、设计勘察、筹措经费等一系列重要的工作，这才有了1906年12月13日在九江的开工典礼。
清末南浔铁路的股票
在中国干任何事情，只要跟“爱国与卖国”的概念扯上干系，就是件难办的事，由于筹措资金之故，李有棻和陈三立也被卷入了“爱国卖国大讨论”，而正是这种讨论，让南浔铁路的修建一波三折。
在当时，国人有关自办铁路的观念是“铁路维系国脉民命，必须由国人自办，方能杜绝外人侵夺国家权力”，具体来说自办就是“不找外股，不借外债”。可问题是，日本对修建南浔铁路“情有独钟”，变着法也要“插上一脚”，结果，负责筹措资金的李有棻、陈三立防不胜防，还是无意中将日资引入了股本。
修复后的原日本驻九江领事馆
原来，在开工典礼的前三天，陈三立与李有棻在上海与大成工商会社总经理吴瑞伯签订了一笔贷款100万两的协议，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家看上去是中资背景的公司却是由日本政府出资、日本兴业银行控制的，这样，当三个月之后此事被沪上多家报纸曝光出来的时候，李有棻和陈三立便面临着“涉嫌卖国”的巨大压力，他们一面解释和疲于诉讼，一面限制大成公司将权益授予日本和推进铁路建设各项事宜，而更不幸的是，李有棻在1907年8月24日携家人迁居九江铁路工地途中，在鄱阳湖水面遭遇撞船事故，全家12口人遇难，这使本来满腔热忱加入南浔铁路建设的陈三立雪上加霜，后陈三立两度出任南浔铁路总理，但还是诸事不顺，这让他在1915年4月乘上初通的南浔铁路客车的时候百感交集，他在诗中写道：“十载摩挲缩地方，金根翠楯列成行。溪山处处逢白骨，一转车轮一段肠。”这里既有对建设铁路艰难的描述，也有自己坎坷心境的写照。
陈三立手书
李有棻的老家是江西萍乡上栗县赤山镇周江边村，这里三面环水，河流如练，八百亩田地有稻米、莲塘、鱼池，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自然乡村面貌，现在这里还保存着一座白墙黑瓦、绿树成荫的老宅，这就是李氏故居。而相比小5岁的李有棻，李家长子李有棠在这老宅生活的时间更长。
江西萍乡上栗镇
和许多中国家庭中的长子一样，李有棠也是在祖母、母亲年事渐高的时候辞官回乡养亲的，不过，他却在回到家乡的这四十多年中干了几件大事。李有棠本是读书人，但由于上一代并没有读书人，家里的存书也不多，于是，他趁着在外为官和太平天国乱世的机会，倾囊而出，购买了大量可能会毁于战火的书籍，这些书籍在他日后做“大学问”中派上了用场。李有棠在家乡花了20多年研究辽史和金史，他的《辽史纪事本末》40卷和《金史纪事本末》52卷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权威之著，由于此，李有棠不仅成为了清末的大学问家和历史学家，也被清廷颁旨授“内阁中书衔”和正二品的“资政大夫”，而做学问做到这个层次也实属罕见。
在前文介绍“喻家”的时候，曾说过萍乡上栗的人文环境，虽然其实还是乡村，但是有李有棠、喻兆藩、朱益藩等一大批“乡贤”在此，所以这里不分男女长幼，都爱读书和做学问，而在当地“才女”中，李家就有好几位。
李家“才女”首推李有棻的继室夫人俞镜秋，俞镜秋出生于浙江镇海俞家，自22岁嫁于李有棻之后，在内贤惠能干、侍奉婆婆，抚养教育李有棻前妻和自己生育的6个孩子，在外她支持李有棻，有胆识有智慧，李有棻在她去世后于《杨俞二夫人合葬墓志》上称赞她“博通典策”，性格豪迈而“有烈女风，性明哲，有伟略。”而从俞镜秋留下的《倚香阁诗钞》等诗作来看，她也是文采斐然，能诗善咏，绝非普通女流之辈，这从她的《春日杂咏》中可见一斑。
春日杂咏
朝阳一角粉墙头，早卷珠帘上玉钩。
盼到柳条依旧绿，未曾离别也牵愁。
几处垂杨卖酒家，踏青归去夕阳斜。
枝头一鸟忽飞起，惊落夭桃数点花。
从“成材”的角度看，李有棻家的“男丁”大都为官，他胞弟李有椝、李有榘、李有荣、长子李豫、次子李复、三子李颐、四子李丰全都“学而优则仕”，凭能力通过科考在“各级地方政府任职”，“”混的最差”的也是个县令。而李有棻家里的“女辈”，如夫人俞镜秋、长女李襄衡、次女李沅芷、三女李蕙仙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女诗人，其母女四人诗词合集名为《李氏闺媛诗钞》，而令人遗憾的是，“李家才女”大都“红颜命薄”，俞镜秋41岁因病去世，李蕙仙和父亲李有棻一同遇难于鄱阳湖撞船事故，年仅20岁，长女李襄衡虽然没有同船幸免于难，但也只活了34岁，她从江西远嫁广西灌阳，她的公公是清末著名将领唐景崧，也就是陈寅恪夫人唐筼的爷爷,。循着这条线索，《民国的近亲与远亲》再次走进八桂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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