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四)
2006-09-09 吴根友
在梁启超看来，政府与人民之上还有一个实体性的，具有人格特征的国家存在着。故政府与人民皆只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他说：“天下未有无人民而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1]因此，他认为，主权在个人的学说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易于导致无政府主义；然而，如果使政府之权无限，则陷于专制主义，国民亦永不得进步。因此，确立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是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
那么，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究竟何在呢？他认为：所谓“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处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也权。”[2]政府既然能给人民以权利，也就有权收回这些权利。故政府要与人民之平等，实是政府与人民权限之要义。他还以中国传统仁政理想所导致的缺陷为例，指出政府权限过大的危害性。尽管仁政理想也讲保民、牧民，但由于在上者的权力无限，结果是：“仁政者，只能论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结果导致了 “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而无可如何的状况。所以梁启超在考虑政府权限与人民自由的问题时，明确地将政府的正鹄规定在“公益”服务之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为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因此，政府的权限在于：“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 如果政府不能禁止日常生活中人民之间相互侵犯自由之事反而先侵犯人民之自由，“则政府是蹈天下第一大罪恶。”[3] 梁启超对政府权力始终持有戒心，坚持许多政治原则必须要从“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原则出发，力求在法律的前提下来谈论自由与平等。他说：“所谓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此岂非人民所赖以托命者。”[4]他针对晚清社会与政治的混乱状态，极力捍卫人民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说：“近几年来，任意设立名目，括削民膏，使我民无财产之自由；监谤防川，偶语弃市，使我民无言论集会之自由；凡信皆拆，入城必搜，使我民无通信行旅之自由；动辄搜索家宅，使我民无住居之自由；挟仇诬害，不经法庭，便可处死，使我民无生命之自由；伪造民意，协迫推戴，使我民无良心之自由。其他法律上之种种不平等，则亦类是。在此种政治之下。岂复一日能有生人之趣？为人民者，拚其头颅，溅其心血，以求平等自由之权利，宁非天经地义！吾之所爱自由尊平等者，其在乎此？”[5]这样，在政治自由的问题上，梁启超基本上把握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
梁氏又将侵人之自由分为两种：“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众之自由。侵一人之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众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而公法私法都是根据一国的主权而定的。他认为，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而且通过对约翰·密尔自由观的分析，他得出了“文明自由” 的概念。他说：“故文明之国家，无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数也如是，多数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则国家未有能成立者也。”[6]到1902年写《新民论》的时候，梁启超进一步地阐述了“文明自由”的概念。他说：“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其一举一动，如机器之节腠；其一进一退，如军队之步武。”“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从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7]
从文明自由的观念出发，他批评当时中国的部分青年人对自由的误解道：“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8]如何看待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呢？梁氏说：“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他甚至以一身之自由与肢体之自由的关系为喻，以论证个人不得脱离团体而自由的道理。口不可自由地不择物而食，手不可以任意地持剑以杀人，如果肢体真是这样的话，则身体就会因之而失去自由。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关系亦如此。
[1]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第1页，《饮冰室合集》第2。
[2]《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第5页。
[3] 同上文，第3页。
[4] 《国民浅训》第17页，《饮冰室合集》第8。
[5] 同上书，第17页。
[6] 同上文，第4页—页。
[7] 《新民说·论自由》，第45页。
[8] 《新民说·论自由》第45页。
那么，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究竟何在呢？他认为：所谓“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处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也权。”[2]政府既然能给人民以权利，也就有权收回这些权利。故政府要与人民之平等，实是政府与人民权限之要义。他还以中国传统仁政理想所导致的缺陷为例，指出政府权限过大的危害性。尽管仁政理想也讲保民、牧民，但由于在上者的权力无限，结果是：“仁政者，只能论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结果导致了 “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而无可如何的状况。所以梁启超在考虑政府权限与人民自由的问题时，明确地将政府的正鹄规定在“公益”服务之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为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因此，政府的权限在于：“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 如果政府不能禁止日常生活中人民之间相互侵犯自由之事反而先侵犯人民之自由，“则政府是蹈天下第一大罪恶。”[3] 梁启超对政府权力始终持有戒心，坚持许多政治原则必须要从“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原则出发，力求在法律的前提下来谈论自由与平等。他说：“所谓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此岂非人民所赖以托命者。”[4]他针对晚清社会与政治的混乱状态，极力捍卫人民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说：“近几年来，任意设立名目，括削民膏，使我民无财产之自由；监谤防川，偶语弃市，使我民无言论集会之自由；凡信皆拆，入城必搜，使我民无通信行旅之自由；动辄搜索家宅，使我民无住居之自由；挟仇诬害，不经法庭，便可处死，使我民无生命之自由；伪造民意，协迫推戴，使我民无良心之自由。其他法律上之种种不平等，则亦类是。在此种政治之下。岂复一日能有生人之趣？为人民者，拚其头颅，溅其心血，以求平等自由之权利，宁非天经地义！吾之所爱自由尊平等者，其在乎此？”[5]这样，在政治自由的问题上，梁启超基本上把握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
梁氏又将侵人之自由分为两种：“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众之自由。侵一人之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众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而公法私法都是根据一国的主权而定的。他认为，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而且通过对约翰·密尔自由观的分析，他得出了“文明自由” 的概念。他说：“故文明之国家，无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数也如是，多数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则国家未有能成立者也。”[6]到1902年写《新民论》的时候，梁启超进一步地阐述了“文明自由”的概念。他说：“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其一举一动，如机器之节腠；其一进一退，如军队之步武。”“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从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7]
从文明自由的观念出发，他批评当时中国的部分青年人对自由的误解道：“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8]如何看待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呢？梁氏说：“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他甚至以一身之自由与肢体之自由的关系为喻，以论证个人不得脱离团体而自由的道理。口不可自由地不择物而食，手不可以任意地持剑以杀人，如果肢体真是这样的话，则身体就会因之而失去自由。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关系亦如此。
[1]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第1页，《饮冰室合集》第2。
[2]《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第5页。
[3] 同上文，第3页。
[4] 《国民浅训》第17页，《饮冰室合集》第8。
[5] 同上书，第17页。
[6] 同上文，第4页—页。
[7] 《新民说·论自由》，第45页。
[8] 《新民说·论自由》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