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临董其昌书》

康熙帝临董其昌砚铭书轴

立轴纸本，长二八四·五厘米，宽一四一厘米。上右钤“三无九有”长方玺，上中钤“康熙御笔之宝”方玺，左下钤“体元主人”圆玺、及“万几余暇”方玺。此四玺均为朱文篆书。

立轴行书十行，其文曰：

龙尾之质，凤池之凹。端井妙木昆吾宝刀。真如兔角，赝似牛毛。神藏鬼护，余也实遭。其纹柳浪，其韵云璈。万砥而平，不危而高。月当圆魄，斗樽星杓。如玉有笋、如琴有轸。非鸜鹆来，乃璇玑本。女手之腻，文心是引。石室参罗，云台可准。娄明殆莹，沌最讵殒。昔余东壁，子虚长扬。尔万余出，亢彼奎章。今命尔翼，毕世相将。余如木经，觜距忽张。月氏非远，芝房非祥。延于世胄，箕裘之藏。岁次鹑火，日中星昂。太史铭作，永存瑰宝。

闽人林生持古砚来，传曰宋邸旧物余牧之研，有眼二十八，适符列宿之数，遂概括其名为铭。

甲戌夏日临董其昌书

立轴文中“岁次鹑火，日中星昂。太史铭作(颇疑原文应为“太史作铭”)，永存瑰宝。”十六字，对考证砚铭作者及时间有极大意义。按“太史”乃明、清两朝对翰林之别称：“鹑火”相当于地支中之“午”。据《明史·董其昌传》：“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丧，还授编修。”由此可推知“岁次鹑火”乃“甲午岁”，即万历廿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年)。董其昌是于万历二十一年护丧归来被授为翰林院编修的，故文中“太史”即指任翰林院编修的董其昌。其作砚铭的时间是在他晋升编修的第二年。

董其昌于万历廿二年见到一个古砚，上有廿八个星眼，正与廿八宿相符，于是他为此砚作铭时，便将廿八窗的名字嵌入在内。这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如果没有精妙的构思，没有渊博的学识和才气，是很难办得到的。铭文中出现的“尾、井、角、牛、鬼、柳、危、斗、星、轸、女、心、室、参、娄、壁、虚、亢、奎、翼、毕、觜、张、房、箕、昂”(以先后为序)廿六字均为廿八宿中的名字。“氏”、“胄”二字则利用与廿八宿中的“氐”、“胃”字形的近似。

文称古砚“传曰宋邸旧物余牧之研(与“砚”相通)”，“宋邸”—一般指宋王，但有明一代被封为宋王的仅有崇祯皇帝太子朱慈烺一人，而且是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将他俘获后伪封的，故断非此人。文中之“邸”似指一般公卿的邸宅，颇疑“宋邸”指明初的大文豪宋濂，余牧或系宋濂后裔中某人的字号。

康熙皇帝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文治武功有辉煌的业绩，而且还酷爱书法。他始创宫廷刻帖，并专设镌刻，刷拓御笔和法帖的御书处。他自称：“朕自幼习书，豪素在侧，寒暑靡间。”可见他习书用功之勤。他崇尚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等名家，尤爱董其昌书，他自己的书法亦酷摹董其昌。正因如此，可以想像经他收藏的董其昌的的书法作品，一定会有相当的数量，其中当然应有董其昌书写的砚铭。董其昌书写的砚铭原作，今已下落不明，不知是什么样子。从康熙临写的这幅立轴来看，康熙绝非简单地按照原来样子逐字摹写，而是将董其昌书写的砚铭熟记在心，随手挥洒，一气呵成。因此感到十分流畅，气势恢弘。此立轴虽为临摹写董其昌，但仍有康熙本人书法的风格。也正因为并不拘泥于原作，所以立轴中也出现了一些笔误，如将“文心”之“心”写作“以”，“月氏”之“氏”写作“氐”。此外将“铭作(按文义应为作铭”、“为铭”之二“铭”字均写作“诰”，这也许不是笔误，而是为了符合自己皇帝身份而有意的改写。“甲戌年夏日临董其昌书”，“甲戍年”为康熙卅三年，其时康熙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最充沛的年龄。

立轴包首有题签，上写“仁庙御临董其昌行书。壬戌春日臣溥伒尊藏，臣朱益藩恭题。”溥伒原是道光皇帝裔孙载瀛之子，后过继与道光皇帝第九子奕譓为孙，光绪二十四年封为贝子，与宣统皇帝溥仪为同辈弟兄。朱益藩，字艾卿，江西莲花厅(即今莲花县)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授编修，曾任山东学政及大学堂监督等职。“壬戌”乃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其时满清政府虽被推翻，但溥仪仍留居于故宫，在这个小朝廷中仍保留着皇帝的名义。今由题签可知，此立轴原本为内廷之物，是溥仪于民国十一年春赏赐溥伒的，溥伒受领后，请朱益藩写了题签。“仁庙”乃“圣祖仁皇帝”之简称，其指康熙，朱益藩、溥伒均为前清遗老，他们对康熙和溥仪，仍然保留着称臣的惯例，故在题签二人

名字之上均加有“臣”字。

此立轴十分硕大，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撰稿：周铮）

款识:闽人林生持古砚来，传自宋邱旧物。余收之研，有眼二十八，适符列宿之数，遂概括其名为诰。甲戌夏日临董其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