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公共汽车,路少车也少,偌大一个北京城还不到40条公交线路,30路以上是郊区车,1~29路是市区车,其中还包括预留发展的空路。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充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文/ 曹革成
清代在京城路政的管理上,专门设有“管理街道厅”,每年由御史一人、工部员司一人、步军统领衙门员司一人组成,并由工部负责沟渠的具体整治。
当时城内的街道多为土路,据《燕京杂记》记载:“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以来,在城市路政上就较好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即排水。清代也不例外,京城的交通要道都修有暗沟,同时还有用巨石砌起的明濠,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排水问题。
但是从有限的史书记载,可以知道清末北京城内在街道管理与交通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严重性令人难以想象。
首先,由于道路多是土路,因年长日久路面积起很厚的泥沙粉尘,“天晴时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这些泥沙粉尘一是来自路面本身的风化;二是住户乱倒垃圾;三是严重的风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一年北京城要落下不知多少黄土尘沙。
再则,那些交通要道的中间本是辇道。皇帝出来一次,要在辇道上铺一次黄土,日久天长,辇道渐渐高出地面,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说:“北京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乡,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
甬道高出地面,也有“居民炉灰亦均积”的因素在内。原来当年北京的住户,把家里庭院清扫的垃圾都倒在门外的路面上,结果“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这样不仅交通要道的路面高出地面三四尺,连居家门前的“街道高于屋至有丈余,人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燕京杂记》)
由此可以想见清代后期北京城的街道环境已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京城内还有随地便溺的陋习盛行。据《燕京杂记》记载:嘉庆以来,北京城已有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以一钱”。但人们仍公然在街中便溺,住户又往街上倾倒便器,加上过往畜车的牛粪马尿,致使有的街道“粪盈墙侧土盈街”,大街小巷弥漫着恶臭。当年大栅栏的同仁堂是有名的药房,每日生意兴隆,可门前却成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有名的厂甸,当年人们在吕祖祠对面的大影壁后“即可随意便溺”。由于北京城的一些街面污秽不堪,当年流传如此“医方”:“人中黄(粪)、人中白(尿)、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雨雪)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其讽意虽很辛辣,但却生动反映出当年北京的街道环境和市容卫生状况。
那时北京城不但街道环境恶劣,而且交通也是混乱无章的。
城内交通要道上,不仅甬路高出地面,路高而狭窄,而且两旁还多摆摊售货,车马行人一齐拥到路上,一旦堵车,常常半天无法行走。此外,“盛夏时,有跑热车的之戏,贵介公子,疾驰为乐”,“猝不及避者,立毙于道”。(《燕京杂记》)
城内胡同小巷也往来无序。“车夫习气,向以相让为羞”,于是争吵开骂,一堵多时,行人与车,谁也动弹不得。
上述情况到清末实施“新政”后,特别是到宣统年间,起了不小的变化,出现了近代路政管理的因素。
首先为改变“道路不治”,“管理街道厅”“具文而已”的状况,成立了内外城工巡局,负责街道管理和巡视事务。1905年又成立了内城路工东西两局和外城路工东西两局,专门负责京城街道马路的修建工程。从1904年起陆续修了十几条石渣路面,特别是1909年为给慈禧出殡,在海蟃一带修路时,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这种路面平整结实,受到朝野一致好评。(《京华百二竹枝词》)
在道路环境上也有很大变化。前门外大街已成为当时北京最漂亮的街道,不但马路平坦,而且路旁栽上了杨柳和马樱等树,马樱花开时,大街两侧红绿相间,“往来行人,乐而忘倦”。各街道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街巷禁止倾倒秽物,推垃圾车的以摇铃为号,按时来收住户的粪便垃圾。马路上还设有清道夫终日泼水清扫,街面总是湿湿的不起尘土了。各街道的暗沟的沟眼处都立了木栏,晚上还点灯示意,“不至再遭当日倾陷之患”。前门楼也改变过去“上灯闭门”,“三更时即开门,然许入不许出”的做法,不再关闭城门,以避免“闭门之顷,竞走飞驰”的混乱紧张场面。
在交通上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象前门楼内外规定东出西进,车马均从左侧行走,“有不遵者,以违警论”。小街巷也制定了行走路线,出入不再任意而行,“插车之事,自此免矣”。同时规定车辆不得随意停放在街面上,为了避免马嘶驴鸣的噪音和牲畜粪便,大街上不许畜车行走,行人因此“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当时北京城内还兴起了修跨街牌楼和改街名的风尚。“街市巷口,树立牌楼,异常华美,皆由各处居民集资建置”。遇街名不佳的,也“谐音更改”,如蝎子庙改为协资庙,阎王庙改为延旺庙,劈才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京华百二竹枝词》)
清末北京城的路政变化,是由封建式路政走向近代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甚至从中可以找到今日北京路政的一些渊源,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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