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交通--贝勒爷

我这里说的“老北京”，指的是1950~1980年的北京，也就是解放以后到改革以前的北京。

   那时北京老百姓的交通，也是基本靠走。为什么？因为穷，谁也舍不得放着宽敞的大路不走，花一毛钱去坐汽车，那可是一斤棒子面的钱啊！无论是工人上下班，还是学生上下学，路程在步行45分钟以内的，都是走来走去；如果串亲戚、找朋友，不是正事，当然就更是靠走。现在人们开玩笑常说“你掏车钱哪？”过去常说的可是“你给鞋钱哪？”

  节假日少先队过队日，到北海公园、动物园，哪怕是要走2个小时的天坛公园，也是走个来回，戏称是“坐11路汽车”，“11”就是两条腿。现在人得了糖尿病，医生就嘱咐“管住嘴，放开腿”，那时的北京人，嘴让钱和票管住了，工资低，买不起那么多的肉，花生油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再加上天天走来走去，得糖尿病的人自然很少。

   高一级的交通工具是公交车。

解放初期的公共汽车，路少车也少，偌大一个北京城还不到40条公交线路，30路以上是郊区车，1~29路是市区车，其中还包括预留发展的空路。

   那时，汽车后背有个炭火炉，司机兼烧锅炉，蒸汽通到前面，不知是代替蓄电池帮助打火，还是代替汽油帮助走行？我当时还没有思考的意识，后来要思考了却又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了，因为这种后背带锅炉的汽车，很快就从市区到郊区陆续淘汰了。

   大跃进，是个大发展的年代，公共汽车发展得也很快，车多了，汽油就不够用了。1960年开始，车顶上就多了个黑色橡胶气囊，听说里面装的是煤气，也有说是天然气，不过老百姓都叫它“煤气包”。

   市区车的票价3站一档，4分、7分、1毛……最高到20分。小孩平时没钱坐车，就憋着“六一儿童节”过车瘾。

   刚开始的政策是6月1日全天“少年儿童坐车不要钱”，好多哥们到这天就揣着烙饼咸菜见车就上，车到终点站也不下来，赖着司机往回开，楞是把单线车挤兑成环行车，闹得车车孩满为患，大人们上班都得改步行。

   第二年就改了，每条线路只舍出几辆车作“少年儿童专车”，不专的车就照常收费。于是环行有轨电车里就人挤人了，恨不能把肠胃都挤扁了，只要挤上去就甭想下来，跟着一圈一圈地绕吧。第二天到学校就开始比了，谁绕的圈多谁就牛，可一到作文课写《愉快的儿童节》就傻了，因为他再怎么愉快也就这一个动作——挤。

   大概是56年，又变成“一票制”，论次不论站，上一次车买一次4分钱的票，从此再没人坐车兜圈了，可见当年4分钱在家庭生活中的分量。

   那时的售票员没有座位，前后门来回跑，到站先下车，维持秩序、扶老携幼，最后一个上车，有时还要阻挡后面的人，以免车上过挤。文革以后，售票员都有了座位，当然也就有了官气，服务态度越来越恶劣了，现在的李素丽是全国劳模，要搁1958年那会，也就是普通售票员的水平，要不老人都怀念从前呢？

   比公交车再高一级的算是自行车。

   从经济上看，那时的月票分三种，市区每月3元，郊区专线4元，郊区通用5元，即使你是月工资15元的学徒工，当月也能买上月票；而一辆自行车约150元，是学徒工10个月的工资，工作三年以后才能买上，买了车还要不断地修理、更换零件，要么怎么能位列“三大件”呢？从使用上看，从家门口到汽车站，下了车再到目的地，都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而骑自行车则可以从家门口一直到目的地，而且还可以走小胡同抄近路。

   再高一级的就是三轮车了。

   三轮车夫很讲规矩。车夫之间讲究礼让，凡是大型商场门前或繁华路口，都自然形成三轮车站，等客的三轮自动按先来后到排队，有人雇车，先来的先拉，只有先来的不想去，后到的才能替补上去，从来没有抢客和竞相压价的现象发生；车夫与乘客之间讲究诚信，乘客雇三轮车要先声明去哪，然后再讨价还价，确定了车钱再上车，绝不会随便加钱。客运三轮五八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现在胡同游的三轮车，已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游戏道具了。

   再高一级的是马车，只是解放以后没几年就消失了。

   最高级的当属出租汽车。

   那时，北京只有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就是现在“北汽”的前身。那时的出租汽车既不在大街上“扫马路”，也不在闹市口“趴活”，而是在公司“等客”。

   如果你有需要，就打出租汽车公司的调度电话，告诉他你在哪等，到哪里去，由调度派车。司机按调度命令到指定的地点接乘客，再拉到指定的地点。车费按载客里程计价，以汽车里程表为准，每公里3毛，接客空驶不收费，堵车等候不收费。一般而言，客人在雇车前已讲明路程，调度据此已算出车费，如果司机的发票存根和交的钱，与调度算的钱超出了合理误差的范围，司机就要解释清楚了。出租汽车站24小时有人值班，而司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拿的是固定的月薪和出车津贴，所以没有拒载和过多收费的现象。

   老百姓只有在送老人去医院，或接产妇出医院，而且还没地方借平板三轮的时候，才偶尔叫一回出租汽车。以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为例，过去实习期间46元，定职以后55.5元，每月可乘出租汽车185公里；现在北京的出租汽车每公里2元，大学生定职以后每月至少2000元，则可乘出租汽车1000公里。表面看来车费提高7倍，而可乘里程的能力却提高5.4倍。

   从我家到西单商场，走路半个小时，坐公共汽车要两个4分，坐三轮3毛，坐马车5毛，坐出租汽车1.5元，这就是按消费水平确定的公交等级。

   那时没有私家车，你有钱买得起汽车，不要说没人卖你车，主要是没地方买国家分配的汽油去，你不是花钱买摆设呢吗？

    呵呵！回忆有味道吧！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充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清末北京城内的街道与交通

　　文／ 曹革成

    清代在京城路政的管理上，专门设有“管理街道厅”，每年由御史一人、工部员司一人、步军统领衙门员司一人组成，并由工部负责沟渠的具体整治。

　　当时城内的街道多为土路，据《燕京杂记》记载：“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以来，在城市路政上就较好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即排水。清代也不例外，京城的交通要道都修有暗沟，同时还有用巨石砌起的明濠，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排水问题。

　　但是从有限的史书记载，可以知道清末北京城内在街道管理与交通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严重性令人难以想象。

　　首先，由于道路多是土路，因年长日久路面积起很厚的泥沙粉尘，“天晴时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这些泥沙粉尘一是来自路面本身的风化；二是住户乱倒垃圾；三是严重的风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一年北京城要落下不知多少黄土尘沙。

　　再则，那些交通要道的中间本是辇道。皇帝出来一次，要在辇道上铺一次黄土，日久天长，辇道渐渐高出地面，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说：“北京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乡，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

　　甬道高出地面，也有“居民炉灰亦均积”的因素在内。原来当年北京的住户，把家里庭院清扫的垃圾都倒在门外的路面上，结果“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这样不仅交通要道的路面高出地面三四尺，连居家门前的“街道高于屋至有丈余，人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燕京杂记》)

　　由此可以想见清代后期北京城的街道环境已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京城内还有随地便溺的陋习盛行。据《燕京杂记》记载：嘉庆以来，北京城已有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以一钱”。但人们仍公然在街中便溺，住户又往街上倾倒便器，加上过往畜车的牛粪马尿，致使有的街道“粪盈墙侧土盈街”，大街小巷弥漫着恶臭。当年大栅栏的同仁堂是有名的药房，每日生意兴隆，可门前却成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有名的厂甸，当年人们在吕祖祠对面的大影壁后“即可随意便溺”。由于北京城的一些街面污秽不堪，当年流传如此“医方”：“人中黄(粪)、人中白(尿)、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雨雪)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其讽意虽很辛辣，但却生动反映出当年北京的街道环境和市容卫生状况。

　　那时北京城不但街道环境恶劣，而且交通也是混乱无章的。

　　城内交通要道上，不仅甬路高出地面，路高而狭窄，而且两旁还多摆摊售货，车马行人一齐拥到路上，一旦堵车，常常半天无法行走。此外，“盛夏时，有跑热车的之戏，贵介公子，疾驰为乐”，“猝不及避者，立毙于道”。(《燕京杂记》)

　　城内胡同小巷也往来无序。“车夫习气，向以相让为羞”，于是争吵开骂，一堵多时，行人与车，谁也动弹不得。

　　上述情况到清末实施“新政”后，特别是到宣统年间，起了不小的变化，出现了近代路政管理的因素。

　　首先为改变“道路不治”，“管理街道厅”“具文而已”的状况，成立了内外城工巡局，负责街道管理和巡视事务。1905年又成立了内城路工东西两局和外城路工东西两局，专门负责京城街道马路的修建工程。从1904年起陆续修了十几条石渣路面，特别是1909年为给慈禧出殡，在海蟃一带修路时，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这种路面平整结实，受到朝野一致好评。(《京华百二竹枝词》)

　　在道路环境上也有很大变化。前门外大街已成为当时北京最漂亮的街道，不但马路平坦，而且路旁栽上了杨柳和马樱等树，马樱花开时，大街两侧红绿相间，“往来行人，乐而忘倦”。各街道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街巷禁止倾倒秽物，推垃圾车的以摇铃为号，按时来收住户的粪便垃圾。马路上还设有清道夫终日泼水清扫，街面总是湿湿的不起尘土了。各街道的暗沟的沟眼处都立了木栏，晚上还点灯示意，“不至再遭当日倾陷之患”。前门楼也改变过去“上灯闭门”，“三更时即开门，然许入不许出”的做法，不再关闭城门，以避免“闭门之顷，竞走飞驰”的混乱紧张场面。

　　在交通上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象前门楼内外规定东出西进，车马均从左侧行走，“有不遵者，以违警论”。小街巷也制定了行走路线，出入不再任意而行，“插车之事，自此免矣”。同时规定车辆不得随意停放在街面上，为了避免马嘶驴鸣的噪音和牲畜粪便，大街上不许畜车行走，行人因此“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当时北京城内还兴起了修跨街牌楼和改街名的风尚。“街市巷口，树立牌楼，异常华美，皆由各处居民集资建置”。遇街名不佳的，也“谐音更改”，如蝎子庙改为协资庙，阎王庙改为延旺庙，劈才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京华百二竹枝词》)

　　清末北京城的路政变化，是由封建式路政走向近代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甚至从中可以找到今日北京路政的一些渊源，因此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