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7月27日，我刚从北京第一机床厂下中班，晚上11点40分到的家，进家门就觉得奇热，根本睡不了觉，就跟我哥和邻居去宿舍楼顶的大平台乘凉，说是乘凉，这天整个北京就是个烤鸭的闷炉。“今天怎么这么热？”邻居高育生发表了见解。
“三伏了，该热了－－”我哥在广西当了几年兵，第一个不同就是变得不怕热了。他当驭手，天天赶着马车在十万大山里奔波，习惯了高温。
“没一丝风啊。”我扇着芭蕉扇，只觉得热得心慌。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到28日凌晨1点多，明天还要工作，就散去了。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电扇干叫着朝身上吹热风，难受极了。凉席上都是汗水。刚有了睡意，就觉得有人推我，还没反应过来，床板就颠起来，与此同时，听见地底下发出牛似的闷响，比火车冲过来还要响！整个大地在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起伏的幅度很大，人站不稳。
我和我哥都当过兵，反应灵敏，大喊一声，“地震！”拉开了门。从1966年开始，北京人就习惯了地震。这一次，我却觉得远远超过了邢台地震，我们哥儿俩飞速下了楼，楼下空无一人。又过了好一阵，地震停息了，人们迅速站满了大院。
我们住的院子有人叫国家建委大院，也有人叫轻工部大院，占地少说两万到三万平方米，平时你见不到的人都出来了，甭管部长局长处长还是传达室的，统统在院子里举着雨伞站着。平时，层次不同的人很难有机会在一块儿聊聊天，现在也可以了，而且可以长谈。后来在月坛体育场搭地震棚的时候，局长们也来和大伙儿争木头杆子，和大家一根一根地算账，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争完了友谊倒增加了，成好朋友了。
大约早上6点左右，天又暗下来，紧接着大雨如注，连雨伞都失去了作用，可是谁也不敢回楼里。其实人家高育生就悄悄回去了，还睡得很香。7点左右，我出院去给家里人买早点，一路没一家小卖铺开张。我都骑到长安街民族饭店西边的长话大楼了，还是两手空空。
不知谁起的头，北京开始搭地震棚。长安街，多严肃而且漂亮的中国第一街，马路两边全是地震棚。我的师傅住东单，他家的地震棚就搭在了现在新闻大厦的位置，只不过是在马路的自行车道上，我还去帮他运木料。也就是赶上了地震，不然这辈子谁也没有住长安街的福气！躺在地震棚里，看着来回穿梭着的汽车，也是可以进“今古奇观”的经历呢。
有一天的傍晚，我下了班，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师傅那立在长安街的地震棚，把自行车大咧咧地往长安街上一支，躬身钻进去。师傅正喝着二锅头，我也来了一盅。我们慢慢地喝着酒，就着凉拌黄瓜，欣赏着长安街夜色，聊着这几天厂子里车间里的琐事，简直忘了刚过去的地震。
地震的可怕，不在于当时，而在于幸存之后人的恐惧感。地震之后，大难已了，其实已经平安。大地要震一下子，也要聚焦几十年的能量才可以发威，震了就乏了，也要休息。可是人们却死也不回家睡觉，宁可睡在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后来天渐凉了，还有在地震棚里中了煤气的。我的邻居高育生还真厉害，人家当天就回家睡大觉，还说没有震了！果然7月28日以后，没有发生大余震，但是人们睡地震棚的热情太高，拦不住。没有水喝，我妈不怕，她老人家回屋去烧水，开了灌好暖瓶提到地震棚里让大家喝。大家一片感谢声，可还是不敢和她一样上楼，这种恐惧感才是地震后的大问题，现在的汶川地震面临的也是同样局面。地震棚到隆冬才算基本不住了，可是这棚子也没人拆，一片一片地立在那里。
后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是：第一，地震前几年都是大旱，今年初的南方大雪北方大旱可能就是地磁剧烈变动的前兆。第二，地震之前的几十小时到地震，动物烦躁不安，蛇出洞，老鼠搬家，马牛羊鸡狗都乱跑乱跳乱叫，鱼则是在水里打滚儿，它们感受到了地磁极强烈的干扰；另外，水井里的水也开始变浑，水会冒泡。地震无法准确预报，但是在地震带，从发现动物们的反常现象入手，往往可以找到突破点。古人说，凡事胆要大心要小。胆大才可以超常思维，心小指心细，心细如发。预报行业尤其要具备这种素质。
把这些写出来，可能对后来的人们有些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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