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7月27日,我刚从北京第一机床厂下中班,晚上11点40分到的家,进家门就觉得奇热,根本睡不了觉,就跟我哥和邻居去宿舍楼顶的大平台乘凉,说是乘凉,这天整个北京就是个烤鸭的闷炉。“今天怎么这么热?”邻居高育生发表了见解。
“三伏了,该热了--”我哥在广西当了几年兵,第一个不同就是变得不怕热了。他当驭手,天天赶着马车在十万大山里奔波,习惯了高温。
“没一丝风啊。”我扇着芭蕉扇,只觉得热得心慌。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到28日凌晨1点多,明天还要工作,就散去了。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电扇干叫着朝身上吹热风,难受极了。凉席上都是汗水。刚有了睡意,就觉得有人推我,还没反应过来,床板就颠起来,与此同时,听见地底下发出牛似的闷响,比火车冲过来还要响!整个大地在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起伏的幅度很大,人站不稳。
我和我哥都当过兵,反应灵敏,大喊一声,“地震!”拉开了门。从1966年开始,北京人就习惯了地震。这一次,我却觉得远远超过了邢台地震,我们哥儿俩飞速下了楼,楼下空无一人。又过了好一阵,地震停息了,人们迅速站满了大院。
我们住的院子有人叫国家建委大院,也有人叫轻工部大院,占地少说两万到三万平方米,平时你见不到的人都出来了,甭管部长局长处长还是传达室的,统统在院子里举着雨伞站着。平时,层次不同的人很难有机会在一块儿聊聊天,现在也可以了,而且可以长谈。后来在月坛体育场搭地震棚的时候,局长们也来和大伙儿争木头杆子,和大家一根一根地算账,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争完了友谊倒增加了,成好朋友了。
大约早上6点左右,天又暗下来,紧接着大雨如注,连雨伞都失去了作用,可是谁也不敢回楼里。其实人家高育生就悄悄回去了,还睡得很香。7点左右,我出院去给家里人买早点,一路没一家小卖铺开张。我都骑到长安街民族饭店西边的长话大楼了,还是两手空空。
不知谁起的头,北京开始搭地震棚。长安街,多严肃而且漂亮的中国第一街,马路两边全是地震棚。我的师傅住东单,他家的地震棚就搭在了现在新闻大厦的位置,只不过是在马路的自行车道上,我还去帮他运木料。也就是赶上了地震,不然这辈子谁也没有住长安街的福气!躺在地震棚里,看着来回穿梭着的汽车,也是可以进“今古奇观”的经历呢。
有一天的傍晚,我下了班,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师傅那立在长安街的地震棚,把自行车大咧咧地往长安街上一支,躬身钻进去。师傅正喝着二锅头,我也来了一盅。我们慢慢地喝着酒,就着凉拌黄瓜,欣赏着长安街夜色,聊着这几天厂子里车间里的琐事,简直忘了刚过去的地震。
地震的可怕,不在于当时,而在于幸存之后人的恐惧感。地震之后,大难已了,其实已经平安。大地要震一下子,也要聚焦几十年的能量才可以发威,震了就乏了,也要休息。可是人们却死也不回家睡觉,宁可睡在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后来天渐凉了,还有在地震棚里中了煤气的。我的邻居高育生还真厉害,人家当天就回家睡大觉,还说没有震了!果然7月28日以后,没有发生大余震,但是人们睡地震棚的热情太高,拦不住。没有水喝,我妈不怕,她老人家回屋去烧水,开了灌好暖瓶提到地震棚里让大家喝。大家一片感谢声,可还是不敢和她一样上楼,这种恐惧感才是地震后的大问题,现在的汶川地震面临的也是同样局面。地震棚到隆冬才算基本不住了,可是这棚子也没人拆,一片一片地立在那里。
后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是:第一,地震前几年都是大旱,今年初的南方大雪北方大旱可能就是地磁剧烈变动的前兆。第二,地震之前的几十小时到地震,动物烦躁不安,蛇出洞,老鼠搬家,马牛羊鸡狗都乱跑乱跳乱叫,鱼则是在水里打滚儿,它们感受到了地磁极强烈的干扰;另外,水井里的水也开始变浑,水会冒泡。地震无法准确预报,但是在地震带,从发现动物们的反常现象入手,往往可以找到突破点。古人说,凡事胆要大心要小。胆大才可以超常思维,心小指心细,心细如发。预报行业尤其要具备这种素质。
把这些写出来,可能对后来的人们有些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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