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古城残片
我拍胡同，开始也只是为绘画搜集一点素材而游走其间。渐渐的，觉得照片也可以独立地存留下来，于是投入了多一些时间做此事。从1984至2004年，积20年，断断续续在北京的西城、东城、宣武、崇文及海淀、门头沟一些地方，拍摄了4000余幅。论数量，对于诺大的一座古城而言，这不足称量。
最初我只对胡同的老门、石墩、磨盘给予关注，因为这些物象能吸引我，拍摄起来极有兴味；后来，随着走动时间及范围的扩延，随着古朴的老屋老墙被拆毁而消逝的状况越加让人忧愤，我才将镜头移向对整个古城的关注，也似乎有了一点使命的感觉。
在这座大城的残片收拾中，我只拾到了一点点，几个残砖断瓦，少得可冷。就在少得可怜的拍摄过程中，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拍摄的地方，却非要我拿出不可能有的批条或证明，甚至竟要没收我手中的相机。如此，丧失了许多记录收拾残片的机会。在一些人眼里，残片并没有价值。
我们记录收拾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古城消逝的速度。
清点我那4000余幅照片，有多一半拍过的胡同永不再见；另有少一半，也改头换面，新旧参差，连“残片”都不能再称了。有几十幅挨着紫禁城城墙拍的地方，也因无度的修饰搭建而减了古城的余韵。
事情。就怕对照、比较。拿出原来的东西一看，就十分明白了，哪个有历史文化的味道，哪个没有，这骗不过人的眼睛。照片，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老院花盆里栽下的白菜头，主人等待它开出挺茎的黄花；墙头瓦垄上爬的豆荚、牵牛花的蔓叶虬须，是有心人收拾摆弄的结果；庭院凉棚挂架上残存的几个葫芦，也许就是留给老人常看看的……当把这一并收入镜头后，我才渐渐体味出那都是古城居住者的性情、心境和趣味，合着灶台床边窗下的老物件，这大概就是称之为活生生的血脉和传统吧，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到的切切实实中国、乡土、文化、亲情吧。离开它们，谈何历史?谈何记忆?我甚至以为，在记录古城残片的摄影中，缺失了它们，四合院或胡同都成了空架子、空建筑，人的性灵和气息也全是空的了。
在大杂院拍摄的陈旧堆积和老物件，让有过或看过如此生活的人感到无比亲切，进入了临境触摸的温厚体贴之中。
古城从何而来?上万年沧海桑田，近千年来先人的定居群落，渐渐开始在这块荒野水泽建屋筑墙修桥辟路，又之后，有唐幽州城、宋燕山府，又之后，成了金中都，元大都，又之后成了明北京，清北京，……无数屋墙相邻相靠并延伸，留下的公共的出入空间是胡同，是街巷。胡同一词的原本之意，正是蒙语(元代)的水井，其音译为胡同。
先人缓慢地在这儿聚居，打井汲水，碾米磨面，生生不息。生活器具，如石磨、石辗、井台等才会保留散落在整个城池的边边角角，诉说它由乡到城的时间历程，见证着乡野水泽庄禾树木滋养育哺城池的诞生。
我在1984年最初拍摄胡同的那一年，竟以胡同拐角和墙边半埋的护墙石——其实就是先人最早聚居这儿用的石磨、石盘、石辗——为题为关注点，拍了近百幅，也许就是直觉上对古城历史的本原的试探性寻访罢。
城的前身是乡野，城与乡，人与城与乡，有着不尽的互养、迂流、往来与共存。
儿时，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在德胜门内的羊房胡同，后又移到广安门内的下斜街。记忆中，叮叮当当铃声伴着的驼队从街上缓慢走过，更常见的，是运着菜蔬粮食或煤柴的牛车、马车、骡车，乡人赶着，执着竹杆皮鞭。用稻草编成很厚的席围住车上的东西，不至散落。赶车人还带着锹，把牲畜在街面屙的粪撮起来，不给城里的街道找麻烦。
城外以至城里不少地方，有水泽荒草和大空场，清静极了。广安门附近，右安门内外，白石桥东西，我熟知的下斜街的土地庙，半步桥的万寿西宫，都是最好玩的去处。庄稼和菜地，又伴着野田乱丛，杂草古木，苇沼芦花，土径溪水，偶有残庙败墙，石坊残础，在一派自然而自由的景色中——那真称得上是景色啊。
我在教子胡同上小学，常尾随哥哥到那些地方捉蟋蟀，捕蜻蜒，钓鱼摸虾，竟或在胡同的四合院里，也不时有夜晚的萤火虫，墙角草丛的螳螂、纺织娘、蜥蜴、臭大姐、七星瓢虫等小虫跑出来，和我们小孩嬉耍一起，开心，真是开心。京郊闹蝗虫，我和哥哥还有同院的二、三个小孩。光在广安门铁道附近的荒草地里，一个多小时捉了几百只大蚂蚱，装了整整两小铁桶，回来同大人们一起解馋，就是掰了翅膀，炸了，洒一点盐，和窝头一起吃，美死了。
你看得出来，城里，城边，城外的自由景色和自由天地，对孩子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给孩子带来多么大的快乐。它存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我到古城东南城墙遗址附近流连。人们只能隔着地毯一样修整好的草坪，远远地观望那几段半存半修的墙体，站在那似乎用圆规划出的曲状的高贵的人行石道上。因为草坪是商贵的，墙体是高贵的，只能看，不能摸。
“哎哟，怎么就剩一个了？”沈继光站在北京小酱坊胡同一扇红漆剥落的老院儿前惊叫一声。他发现门上那对锈蚀斑驳的铜门钹少了一个。
此前，他曾画过这对铜门钹。当时，从门里出来的小伙子，看了他的画惊叹道：“嗬！真他妈像嘿，都快能摸着了。”
沈继光迅速摁下了快门，把这仅有一个门钹的老院门收进了镜头。他寻思，过不了多久，甭说这门钹，兴许连这门、这院子都没了。
走在一条快拆光的胡同里，一位老人吃力地用手抠着门前老槐树上被人拽上的泥巴，眼神里流露着依依不舍的悲戚。老人告诉他：“我们……再不能……回到这儿了。”
“当我看到那东西昨天还在，今天就拆毁了，消逝了，一下子懂得了历史。”年近花甲的沈继光戚戚地说，“因为那些亲切的、可以让人想起很多很远的‘残片’，已经进了历史书中，我们在现实中永远看不见了。”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墙，就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绝不能推诿的。”
作为一介普通小民，沈继光虽对保护古城风貌无能为力。但生在羊房胡同、长在醋渣胡同的沈继光，对古城北京有份特殊的眷念。眼看着又一片胡同拆迁了，又一批石碾、磨盘、拴马桩被埋进工地的深坑，他再也坐不住了。
从1984年起，沈继光就背着200元买来的苏联“基辅”旧相机，满怀凭吊之情在胡同里转悠。
他最感兴趣的是，很多胡同拐弯儿处都埋着大量的石盘、石磨、石臼。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不是一般的古老，而是能让人想到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最早的先民在北京落户时，它们就在那儿了。
“在拍摄过程中，我时时有穿过尘灰、穿过光阴进入历史的感觉。”沈继光称自
己是在“用镜头收拾古城残片”。他想趁那些真正的人文景观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之前，用镜头抢救下来。
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的沈继光，退休前是铁路文工团舞台美术设计师。他最钟爱油画，曾在日本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的多幅作品被德国、日本及北京的美术馆收藏。
但为收拾古城残片，沈继光没工夫画画了，像走火入魔一样，一拍就是20年。
“胡同改变了我。”他的声调忧伤，像从幽远的过去传来的一样，“在北京，无论你在哪条胡同里呆着，一锹下去，就是一锹历史，一锹文化―――现在我已经是这种感觉了。”
由于受过绘画的专门训练，沈继光的眼力特“毒”：他能迅速发现拍摄目标。但让他郁闷的是，看到了并不见得都能拍出来。有时，从取景器上看，他会眼前一亮：“哎哟，这个太绝了！”可是没法拍：人家专业摄影者有长镜头，能把远处的东西“拉”过来。可他的相机只有一个标准头，没法“拉”。于是，他只好去找那些自己的相机能拍摄的东西。他发现，用标准镜头拍局部，效果极好。所以，他的镜头里尽是些门钹儿啊，门坎儿啊，门墩儿啊。
每次出门前，沈继光总是先查地图，找好要去转悠的地方。到那儿以后，他像篦头发一样，不肯漏掉任何一条胡同。
“有时候，同一条胡同，要去好几次。因为光线照射的角度从两个方向看是不一样的。有些景观从建筑构造上看虽好，但觉得气息不够，我非等到下雨、下雪再拍。雨雪一下，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棒极了。碰上下雨天，我可以从早上6点拍到天黑。”沈继光说。
在允许收拾“残片”的地方，沈继光总是尽力收拾干净，不留下什么遗憾。但他常常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奈。许多值得拍的地方不允许进入，非有签字的条子或一沓子钱方可进入。
一次，沈继光在胡同里发现一个大宅门对面的影壁特棒，就退到大门旁，支好三脚架。刚要拍，里面出来个人，见他就嚷：“干吗呢，你？”沈继光连忙堆满笑容说明用意。那人又嚷：“不能拍，赶快收起来相机走人。如果被我们班长知道，你这相机就得没收。”
后来，经打听知道那是某首长的家。每遇到这种情况，沈继光只能眼巴巴地放弃。他叹息：“他们对文化价值没有感觉，也不让你做记录，太遗憾了！”
1992年，有位出版社编辑看过沈继光的“古城之殁”摄影展后，找上门来谈出书事宜。该编辑认为，照片忧郁感太浓，问能否再拍点儿明朗的照片。
沈继光当即表示：“实在对不起，书可以不出，但我对胡同的感觉不会变。”
事后，他对朋友谈及此事显得很不在乎：“这些稿，印成书是我的梦。梦不成，我继续积累书稿。书稿也是书，不过仅一本而已。”
忽然有一天，一批有关胡同的书籍，摆满了京城的大小书摊。紧随其后的是，各种“怀旧”之作。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沈继光无干。他仍日复一日地背着摄影器材，在胡同中晃悠。
“我拍的照片和别人拍的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我关注的是这个古城中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痕迹，而不光是胡同和四合院。”沈继光说，“我用相机记录下了钱庄银号、棺材铺、煤油庄、油盐店、门墩儿、磨剪子抢菜刀的条凳。我从这些拍摄对象中，能找到一种古城生活渗透在各个角落的感觉。”
10年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沈继光的《旧京残片―――沈继光摄影作品选》。此后，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上，展出了沈继光“旧京残片”的摄影作品。该书被北大、清华、哈佛、耶鲁、东京、海德堡等国内外十余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收藏。
不仅老外钟爱这些“旧京残片”，它也勾起了“老北京”人对过往旧事的不尽伤逝。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老舍陈列室内，老舍先生的头像周围，是一面纪念墙。上面裱糊着20幅古城残墙断瓦的老胡同大杂院的照片。这是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请沈继光拍摄的。北京有那么多摄影家，但舒乙惟独钟情于沈继光照片中的“那份忧郁感”。
舒乙说：“这种感觉和老舍对老北京命运的关注、对老百姓命运的关注是相通的。”
起初，沈继光接受舒乙的委托，拍摄《老舍的北京》时，还胸有成竹：自己毕竟已在北京的胡同里拍了13年了。可一旦开始拍摄时，他一下懵了。老舍笔下的北京，写的都是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的事儿，而眼下的北京与那时比，已经面目全非。
后来，舒乙送他一本书。老舍的一段话使沈继光茅塞顿开。老舍说：“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为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拣我知道的写。让我单摆浮搁地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我所知道的那点儿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听”了老舍这话，沈继光心里一下踏实了。再进胡同，眼睛好像格外敏锐。他看见一个院儿墙犄角的铁丝儿上，挂着3个落着灰尘的袜子板儿，立马想起小时候，母亲用这个给全家人补袜子的情景。什么叫平民的真实生活？这就是！
沈继光“啪啪啪”刚拍完袜子板儿，五六个小孩儿放学进院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问道。“谁知道这是什么呀，我知道这干吗啊？”小孩儿们不屑一顾地跑了。
沈继光寻思，小孩儿们不但不知道，连了解的兴趣都没了。看来，这东西确实已经变成历史了。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沈继光拍摄的摄影插图本《老舍的北京》后，执行总编辑李昕来电话，又约他为过世的台湾作家林海音的作品《城南旧事》拍摄插图本。
“老城已拆成这样，你还能拍吗？”朋友为他担心。
“先走出去再说。”沈继光一天一天走串在正在拆迁的小胡同。见到门牌和砖雕已被摘走，剩下光秃的院门和废弃的水缸、菜坛。拆了一半儿的老房断面，裸露着支撑了百年的粗拙栋梁。
他几乎是在北京南城的瓦砾中收拾起了这些残片：临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半扇院门的插闩；被踩成凹型的门坎；学校旧址的木阁楼和幽长的甬道；斑驳的墙上，留着小孩用滑石涂画的各种猜不透的记号……
《城南旧事》摄影插图本出版后，林海音的儿女从澳大利亚打来电话，对沈继光表示感谢：“母亲没找到的地方，你找到了。”
今天的沈继光，并没有完全沉醉于这些“古城残片”的光影中。“我当初只是出于一种审美的眼光去拍照片。有不少现在认为值得拍的地方，当时也见到了，觉得
它们色彩不好，造型不好，就漏掉了。比如会馆、杂货店之类的。现在它们已经消失了。”他常常为此自责。
“几个美国兵把旗插到那儿，整个照片都似乎有些模糊，可是它极其真实，记录得太棒了！”谈到著名的历史照片《登陆硫磺岛》，沈继光依然流露着赞赏的目光，“现在要是让我从头去拍，我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记录历史的真实上面。我认为照片不单单是历史的旁证，它是文字代替不了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历史记录方式。”
曾为沈继光摄影集作序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园说：“沈继光在摄影中的投入，几乎全出自菲薄的工资。在这个浮躁、讲求功利的时代，倾注20年的精力在一件事上，已近古风，何况那是件成效不可期许的事。这份工作不但要求你耐得清苦，还要准备承受不为人知的寂寞。痴迷、忘我地投入―――世间的事往往要这等人物才能做成。”
一天，赵园不意间在厂甸遇到了沈继光。当时，沈继光正穿着工作服，俯身向墙，专心致志地拍摄着“宝祥窑”印文的墙砖。那是个休息日，四下里走动着休闲的人群。
赵园一下想起了沈继光讲过两则痴迷者的故事：沈的一位朋友是雕木艺术家，出车祸时头撞进树里去世了；他的哥哥是刻石的艺术家，在旅游途中被一根倒下的石柱砸死了。沈继光说，他们被木头和石头给收去了。“他那种倘不死在途中，就‘好好弄下去’的想头，岂不同样动人？”赵园深深感慨。
20年来，沈继光始终在清贫，今天，依然如此。
每说至此，沈继光的妻子杨淑贤的声调就会拔高：“我说我没钱，人家都不信。丈夫是搞美术的，怎么会没钱呢？这么多年，为了拍胡同，他把挣钱的机会都给别人了。当年，《红楼梦》剧组让他去，他推荐了别人，结果人家挣了大钱。他呢？整天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转悠。午饭就在小摊上买俩芝麻火烧。后来烧饼涨价了，舍不得买，午饭干脆就免了，为的是省下钱买胶卷。”
在沈继光家的两居室中，记者看到，9平方米的小屋是他的画室兼书房：书柜、画框、三脚架、工作台，拥挤而杂乱；书籍、资料快要摞到房顶；上百个镜框里是他拍摄的照片。
至今，27岁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还和他们老两口挤在那间10多平方米的大屋住。
而沈继光拍摄的4000多幅《古城残片》中，如今，60％的地方或物件已经消逝了。永远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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