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既一个老北京文化的眷恋者，同时又是一个老北京文化的批判者。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他就在《离婚》、《猫城记》里进行了激烈而沉痛的批评。批评集中在北京魅力所在的闲逸情调、优游态度和市民的驯良神情上面。这也正是传统中国社会农业文明的典型心态。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北京城的危机日益加深，直到“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警告。然而，许多北京市民却依然过着闲逸的生活。
“七·七”事变使种种忧虑、警告变为现实。“国破山河在”，远在重庆北碚的老舍遥望故乡，写下了这样一段血泪淋漓的文字：“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院、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引自《四世同堂》）
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老舍称北京的文化为“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他借进步青年祁瑞全的口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愿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热的故乡。”“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朽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了。”
作者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与理智的批判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严厉的批判或许确有偏颇之处，沉痛的心情正是出乎挚爱。北京人生活中的闲逸培养出浓郁的艺术氛围，同样的闲逸也培养出形似散淡的无聊。在《四世同堂》里，祁瑞丰爱找乐子，爱看热闹，已到了全无心肝的地步，最终把自己的小命也玩完了。
一种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就是这样水乳交融在一起，你不能全部抛弃，也无法全部接受，更难以将二者分离开。《四世同堂》里的钱诗人、祁瑞宣、冠晓荷，在政治立场上大不相同，在文化性格上却不无共同之处：钱诗人“懒散”，祁瑞宣“自然、大雅”，冠晓荷“悠闲，无聊”。老舍认为那种“什么有用的事都可以不做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都必须做的文化”造成了“无聊的天才”。作家无法在倾心于这古城魅力所在的雍容与优雅时，摒弃其优雅雍容赖以维持的闲散慵懒。
北京人谦逊有礼，平和散淡，生活虽然艰辛、沉重，却不紧张、急迫。林语堂在他的代表作《吾土吾民》中，这样描述老北京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更有人将北京人比作骆驼：“你见过一串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丁当丁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是那么和平而宽容，忍辱而负重的性情。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引自孟起：《溜达》，1936年《宇宙风》第23期）这样一种文化性格构成的社会，在十九世纪之前，尽可以老牛破车似地往前慢慢蹭，或者干脆停顿下来。可惜的是，老北京城已进入二十世纪，八国联军的炮火，军阀之间的混战，最后是日寇铁蹄的践踏，使这座古城满目疮痍，使北京人的生活日益困苦。
老舍在抗日战争前就曾感叹：“虽然北平确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为悲哀地相信：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老北京城其实正是古老中国社会的缩影；老北京人则是传统中国人的化身。
老北京是一个美与丑、雅与俗共存的城市：庄严雄伟的宫殿与破旧不堪的杂院共存，通衢大道与狭窄的胡同共存，美丽的皇家园林与荒凉的苇坑、坟堆共存，满汉全席与窝头咸菜共存，富贵奢华与穷愁潦倒共存，人性中的美好与丑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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