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俗纪闻 --中川忠英(电脑藏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二百年前日本出版的关于清代乾隆时期中国江、浙、闽一带民间传统慑俗及社会情况的一部调查纪录，内容涉及到了生活慑俗、礼仪、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因为它是日本官府直接从清朝普通商人口中得到的材料，记述详细，而且还会有各种物事的具体圆像，在存留历史文献资料中是极有特色的。书中全面、综合地展示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普通遮民生活的实际状况，是考察清代社会及中国古代习俗传承的珍贵史料。另外，从本书中还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德川幕布府时期与清朝的关系以及近代日中贸易的沿革等等。本书不仅可为文学、历史、民俗、苏行等方面的研究者及各种专业人士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对于有兴趣于历史文献的人们来说，也是一部很有收藏价值的重要书籍。

奇书《清俗纪闻》

清俗纪闻
　　舒 芜

　　读书人高论汉唐，却不知道汉朝人怎样吃饭，这是章太炎说过的。其实岂但汉唐，两百年前清朝人怎样请客吃饭，今天也未必了然。例如现在举行宴会，不论请什么贵客，多么隆重，不论前几天有哪些必要的礼仪，请完就了了，当天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两百年前却不然。一本书里记载道：“宾客如是贵人，主人则于次日立即登门拜谢，说：‘昨蒙光驾，蓬荜增辉，特来拜谢。’客人如在家，则请主人到堂上见面，说：‘昨蒙厚待盛设，多谢多谢。’并献茶。叙谈片刻而后告辞。若不在家，则请接待者转达谢意而归。客人亦在一两天之内往主人家拜谢。双方在拜谢时，均持红纸名帖前往。”如此繁文缛节，不看这本书不知道。
　　这本书是《清俗纪闻》，是日本人对于中国情况的调查记录。主持调查者中川忠英，字子信，是日本宽政时代长崎一个地方官。调查对象是在长崎做生意的中国商人。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中国清朝嘉庆四年，中川忠英派遣部下官吏向这些中国商人系统询问了当时中国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内容涉及一年四季、生老病死、冠婚丧祭、衣食住行……，非常广泛全面，进行历时一年，作了详尽记录，绘制了各种事物的精确图象，编为《清俗纪闻》一书，宽正十七年东都书林堂出版。全书六帙十三卷，总目如下——
　　礼帙 卷之一 年中行事
　　乐帙 卷之二 居家
　　射帙 卷之三 冠服 卷之四 饮食 卷之五 闾学
　　御帙 卷之六 生诞 卷之七 冠礼 卷之八 婚礼
　　书帙 卷之九 宾客 卷之十 羁旅 卷之十一 丧礼
　　数帙 卷之十二 祭礼 卷之十三 僧徒

　　此书向无汉译，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个汉译本，译者方克、孙玄龄，二○○六年九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这个汉译本，同我有些关系：八十年代中叶，我向台湾邮购到《清俗纪闻》，是台湾大立出版社的影印本，觉得非常有意思，可惜日文不懂，向中华书局建议组织汉译出版。中华书局接受建议，列入计划。表兄方克（孙威廉）的日文造诣很高，我推荐他担任翻译。书局也接受建议，聘请为译者。方克表兄立即开始研究，着手翻译，中间听说难度不小，终于一一克服，完成交搞。不知道为什么搁浅，一拖十多年。前年才又有了即将问世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不料去年初表兄以八十八岁高龄逝世，终于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我拿到书时，又在表兄逝世后一年多，才知道译者增加了一位孙玄龄，乃是表兄的儿子、我的表侄，日本丽泽大学教授，专攻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戏曲。他身在日本，在查找核对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别处难以进行的工作。他们父子来合译，可谓珠联璧合。
　　书前有详尽的《译者前言》。读了前言我才知道，这本书的日文原文是以无圈点断句的变体假名文言文书写的，即使日本人，看起来也极为生涩费力，一向被认为一本奇书。现在译者以中、日双语的高水平造诣，译成优美可读的汉文，实为一大功德。如卷八《说媒》条云：

　　媒人至女方家求见主人面谈时，主人出迎至外厅。问：“先生劳驾，有何见教？”互相寒暄后，主人说：“请坐。”客人说：“有坐”施礼后于椅子上就座。
　　然后说及“某某之公子欲娶令爱为妻，令某来作伐。”女家主人听后回答：“不才小女，难备箕帚。”有辞退之色。
　　媒人再三恳求时，有答以与父祖伯叔商量后回复而遣回媒人者，亦有立即请出父祖伯叔列座而尚请允许者，亦有在以后由主人往媒人处回复者。如无父祖者，亦由叔伯兄之中出面接待。至于过去来往频繁之人，则不须让至外厅就座，可即在内厅后轩接待。

　　卷五《提问》条云：

　　授业后如有不能领会之处，则向年长之学生请教，而不直接问于先生。不得不请问先生时，则应整衣敛容离座，至先生之案前，说：某于某事未明。或：某书未通敢请先生。先生解答时应潜心倾听，然后回到座位上。

　　卷九《探病》条云：

　　患病之际，若有贵宾来访，则由子孙、伯叔兄弟等出迎让至厅堂接待。如客人提出欲往床前看望，主人则答以：“不敢。”而阻止。
　　如是熟悉亲近之人强求看望时，则礼让至床前看视。此时于病床侧面设座，病人坐在床上穿着衣服外套、戴帽。客人汝室后，病人坐而拱手施礼：“恕罪恕罪。”客人问病后，在椅子上就座谈话。子孙、伯叔兄弟等则于旁边侍立回答。客人坐片刻后，站起向病人道：“保重。”而出。主人则拱手答礼：“得罪，不能送。”客人说：“岂敢，请便。”而告别。
　　若病体沉重，不能起坐，则卧而覆以外套，使子孙等向客人道：“恕罪。”客人则至床前站立探病，不必说话，立即出房。子孙等将客人让至厅堂款待。当然，如非至亲好友，则不会到病床前。

　　卷六《出产》条云：

　　临月之际应准备草纸、襁褓，欲产时于床上铺好褥子安卧，使稳婆抚摩 腹部。临产时，稳婆抱腰，视时刻给以助力使之产下。
　　产下后，稳婆抱起小儿观察手足及身体各部，以竹蓖切断胎衣，用绳子 紧札脐带之切口，包好后卷扎于腹部，并用甘草汤大致洗净婴儿，用手探入 口中洗出淤血等，擦净身体。用棉布或绸片包好，横抱于怀中。并使产妇移 至产屋。（一名产台。）

　　这些文字曲尽生活细节，素描世态人情，都是质朴有味的散文小品。
　　中川忠英进行这个调查，直接目的是帮助对日中贸易的管理，更广泛的目的是对邻国情况的了解。《译者前言》有云：“这本书除了记录保存了中国传统风俗以外，还可从中知道近世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过程和对中国研究的一贯做法以及其历来对中国的关心程度。”“日本德川幕府搜集清朝情况汇集，开始于德川幕府六代将军德川吉宗（一六八四——一七五二）时代的《清朝探事》，而一七九九年出版的《清俗纪闻》，它的原本就是《清朝探事》的续集《续清朝探事》。”“清末民初时，在日本人的著作中，关于中国北方的民俗，有青木正儿编辑的《北京风俗图谱》（日本平凡社出版，东洋文库本），收集也颇为详尽。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日本人眼中的清朝盛世及末期的中国南北方风俗文物，就都可以尽览于眼下了。”看了这些介绍，我对日本学者不尚玄虚而以征实为主的风格，更能了解其深厚的民族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邻近国家的知己知彼，日本是这样迫切追求。而中国向来以上国自居，闭目塞聪，清季虽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但只是学者个人的努力，其出版还遭到官僚的抵制拖延。鸦片战争后有见识的官员林则徐等呼吁“知夷”，还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日本的对比反差实在太大。
　　《清俗纪闻》的调查，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原书有林衡、黑泽惟直、津国中井三位日本人的序言，都直接用中国文言文写的。林衡序云：：“抑夫海西之国，唐虞三代无论也，降为汉为唐，其制度文为之隆尚，有所超轶乎万国而四方取则焉。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之土风俗尚置之不问可也。而子信之有所撰，盖不得已者也。”黑泽惟直序云：“夫国于天地而有与立焉，日月彝伦推诸四海而无所不准，则奚必华贵而夷贱哉。然必推中国而华之以鬼之者，以其三代圣王之所国，而礼乐文章非万国所能及也。而今所载清国风俗，以夏变于夷者，十居二三，则似不足以贵重。然三代圣王之流风余泽延及于汉唐宋者，亦未可谓荡然扫地也。又清商之来琼浦者，多系三吴之人，则其所说，亦多三吴之风俗，乃六朝以来故家遗俗确守不变者，就斯编亦可见其仿佛也。我东方古昔盛时，聘唐之舶留学之员传乎彼而存乎此者，则皆三代圣王之礼乐。则今日民间通行礼俗有不同于彼变于夷者同也。”都是极力推崇中国唐虞三代以至汉唐文化，贬斥满清的“辫发腥膻之俗”，把二者区别开来，特别是林衡说得最绝对。林衡，字述斋，（一七六八——一八四一），是当时幕府大学头，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祭酒，中川忠英的跋语里就称之为“林祭酒”，是代表当时日本官方思想的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应中川忠英之请作此序言并命书名为《清俗纪闻》,可见他的权威地位。他这番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议论有很大权威性代表性。
　　由此，我顿有所悟。甲午中日战争，堂堂上国，败在小小日本手下，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可是清末的志士仁人，偏偏一批一批地往日本跑，一浪高过一浪，去搞维新，搞革命，去学习他们怎样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为什么他们不记得这是刚刚给我们带来奇耻大辱的敌国呢？为什么也有日本友人给予他们的维新革命事业以真诚的无私的援助呢？我过去常有这个怀疑，看了《清俗纪闻》的这些序言，顿悟到，清末的革命者，大抵都是“排满”的思想，憎恶满清，追怀汉唐，而日本举国朝野正是有这样由来已久的尊唐贬清思想，而且日本文化正是受了汉唐文化的深刻影响。上引黑泽惟直序言比林衡有分析，他认为汉唐文化在中国并未扫地以尽，以夏变夷的只是十之二三，六朝以来的流风余韵在中国民间特别是东南民间还多有保存，而与日本民间所保存的汉唐礼俗相同，这也就是活生生的汉唐文化。他所夸诩的并非全无根据。鲁迅回忆道：“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鲁迅《伪自由书·洋服的没落》)可见清末的志士仁人到了日本，看到的不是敌国，而是跟自己的维新革命思想正好合拍的国度。
　　原来十九至二十世纪远东中华文化圈内的各国互动情况是这样复杂，这里面大有可以深长思之的东西。放眼看去，不仅日本，朝鲜在清代不断派遣使者来北京朝贡，这些使者回去写的日记，也总是要对清朝的衣冠礼俗作出种种质疑讥刺，乃至明显的偏见扭曲，葛兆光先生就介绍过其中的有趣材料。他说：他去年读书，“在看到韩国人编的百册《燕行录》时，看到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怀疑和偏见，也觉得很有趣，像他们固执地相信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邓将军，像他们怀着鄙夷对蓟州城外祭祀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奇怪议论，读来也觉得有趣。”（葛兆光《读书一年间》，载2006年12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9版）
　　末了，回到书上来，我有一点遗憾不足。书中原有插图一千三百多图，是调查时特命画工在清商的指导和确认下绘制的有关各种事物的图象，非常详尽，极其可贵。我原先邮购到的台湾大立出版社的影印本上，这些图象都是无色线条画，我以为原来就是如此，看了《译者前言》，才知道此书有当时献给幕府将军家的初刻本，图象都有手绘彩色。译者孙玄龄在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初刻本，看到“书中绘图色彩精美，层次细致，令人惊叹”，可是限于印刷条件，只能选了几幅附于书前，书中的图象还是无色线条的，旁边加有译者关于原图颜色的一一详注。译者这样辛勤劳作对读者大为有益，前面说他身在日本，在查找核对资料方面做了许多别处难以进行的工作，这就是一例。可是我不禁有了得陇望蜀之心，中华书局将来能不能进一步出版原图彩绘本呢？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