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南圭
华南圭，1876年2月23日生于于江苏无锡荡口镇，在当地考取秀才，进江苏高等学堂（原名江苏沧浪亭中西学堂），在该学堂学习了法文。1904年初官派到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是该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908年取得工程师学位。1910年回国，1911年以最优成绩通过学部留学生考试，考取了进士。
民国时期，1913年至1916任交通部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位于北京府右街）教务主任。1913年至1919年任交通部总工程师，同时协助交通部长叶恭绰创办天津扶轮中学（今天津铁一中）和交通传习所的土木工程系。此系最初以英法西文教授(此为当时全国一致的情况)，但华南圭在教授过程中编写了一套中文教材，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的现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其中的铁路工程教材是中国的第一部，于1916年出版。之后若干年内还陆续撰写和出版了“房屋工程”“力学撮要”“材料耐力”“土石工程”“建筑材料撮要、置办及运用”和“公路及市政工程”等十几部。1913年起兼任自己在交通传习所内创办的交通博物馆的馆长，1914年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该博物馆以丰富的展品（铁路和桥梁用实物模型和铁路沿线发现的文物）开拓了国民的眼光。1914年起协助朱启钤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北京第一个公园），为园内建筑类的建设和布局的主要主持人之一。1918年起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1920年至1922年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24年至1928年再次担任。其间对铁路建设的改进做出很多贡献。自1913年始协助詹天佑创办和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1919年詹天佑去世后继续主持，曾分别担任副会长、总干事和会务主任，直至该会1931年与其它类似学会合并改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15年至1917年任留学生出国考试总考官。1928年7月至1929年9月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其间做出“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及“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提出整治永定河和修建官厅水库；开放景山和中南海为公园。开辟了沙滩经景山前门到西四丁字街的道路，开辟了地安门东西大街。1929年至1934年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兼北宁铁路改进委员会主席。1930年在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里担任评议，后又担任干事。1932年任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主任，倡议并主持了天津海河挖淤工程。1933年至1937年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其间引进了法国公益工程大学的实习制度（在当时的欧洲是第一个），经常亲自带学生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实习。1938年至1945年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携法籍波兰夫人流亡法国。
1949年起受北京市政府之邀任北京规划委员会前身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后又任顾问，直至1961年去世，其间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北京规划。1949年8月至1957年8月担任了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其中，1949年8月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在西郊建立新城的提案并通过（史称“华南圭方案”，后被苏联专家否定）；建议整理玉泉水系，得到采纳。之后若干提案均得到采纳：如建煤气工厂，在北京东郊建工业区，为所有胡同铺上沥青，继续整治永定河及修建官厅水库，开通京密运河及修建密云水库，等。1951年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前身北京市科学普及协会副主席。1961年3月因病逝世于北京同仁医院，享年八十四岁。
与詹天佑齐名的华南圭先生，作为经历过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抗日战争前，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曾有三代三大工程和与之相关联系的三位代表人物的提法，指的是：第一代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第二代就是华南圭，主持修建郑州黄河大桥；第三代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
华南圭重視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向追求的是如何“还城于民”。为了让皇帝的城市变成平民的城市，不让市民再继续绕行皇城，1913年他打通了从景山到故宮中间的那条绿树成荫的东西向马路——景山前街。虽然在50年代扩宽马路，景山前街拆了著名的景山前街二座精美牌楼、三座门和精美建筑习理亭，但至今，景山前街仍然是北京城最美的一条街。
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最喜欢一个人漫步在幽静的景山前街上，那时她的脸上总是露出敬慰、满意、甜蜜、骄傲的微笑。九十多年前，她的祖父华南圭提出并亲自规划，在皇城内的东安门和西安门之间修建起这条路，解决了东城区和西城区之间的交通瓶径问题。现如近，这条贯穿北京内城东西的交通大动脉，还是90年前的老样子，华新民感到心慰。
二、华南圭设计无量大胡同私宅
1910年，华南圭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和第一个官派留法学习土木工程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后携自己在巴黎结识的波兰妻子华露存回到了北京，在拜访母校时发现了八年前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所在地的特珠魅力——这个专门培养外语人材和洋务人员的学府位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部——东堂子胡同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街门的东院，它正在像磁铁一样把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众多人士吸引到四周围安家。四年以后，华南圭就在东堂子胡同的北侧无量大人胡同买下了一块荒置的地皮，为家人设计和建造了一所风格中西合璧的宅院。作为一个立志把西方先进工程科技知识引进中国的年青人，他喜欢这里开放的氛围，他也感激母校，所以以同文馆为邻，就像他感激在法国的恩师——巴黎公益工程大学的校长，便以恩师的名字Leon为自己的儿子命名，音译成中文得出“揽洪”，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建筑大师的华揽洪。
1914年，时任中国第一位交通博物馆馆长的华南圭与时任交通部高级技术人员的夏光宇先生一起策划和筹备中国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参展，他们两个人负责的是将要展在“运输馆”中的交通类展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参加一场国际博览盛会，第一次精心地准备在世界舞台上抛头露面，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国一方面是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一方面还是一个正在利用现代科技崛起的中国。为此他在无量大人胡同的家中操劳了整整一年，最终和所有为此尽力的各个领域的人士一起，让中国从巴拿马博览会上抱回来了1218枚奖章，为参展国获奖之冠，但是，今天大部分国人只知茅台酒在那次盛会上获得了一块金牌，却只字不提中国土木建筑获得的那1218枚奖章，难道就是为了号召中国人喝茅台酒吗？
三、华揽洪
华揽洪1912年生于北京。16岁留学法国，进入法国最著名“大路易”中学；1936年在巴黎公共工程学校完成大学课程；1942年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建筑师文凭。1945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在梁思成的提议下，他被北京市政府聘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1977年退休，偕同法国夫人定居法国。在中国工作的26年间，他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做出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由于历史原因两个方案都未被采纳。1983年至1986年，于巴黎维莱特建筑学校担任客座教授，设计了法国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因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艺术的献身精神和其在中法两国学术文化交流和专业领域的贡献，法国政府文化部于华先生九十岁寿辰之际授予他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
华揽洪在国内规划设计的项目还有很多，如崇文区幸福村住宅小区（北京第一个有全面配套设施的小区）、汽车和自行车分道行走的建国门立交桥（这一样式是华揽洪的发明）、三门峡工人宿舍区、官厅水库迎宾楼、广安门中医医院专家楼，以及北京友谊商店设计、建国门外规划、朝阳门外规划等等。如今这些地方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建筑还在，名字依然保留，但已经经过改建，只依稀能看到当年的模样了。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是，经过周恩来特批，华揽洪1965年设计的西三环路花园村华侨公寓（见左图），建好后当年就由侨联出售给华侨，它是1949年以后北京的第一座商品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改革开放后，有部分华侨又把自己的单元转售给了他人，比如画家吴作人和舞蹈家戴爱莲都在这里置了产业，现在那里的业主据说主要还是华侨。目前这两栋五层楼（48套五居室）坐落在增光路中国工运学院院内，毗邻《渴望》老汉傅明“住”的那栋五层红砖小楼。
华揽洪的规划设计与研究生涯有40多载（1937—1977年），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20世纪50年代的“八大总”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项目获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项目赞誉。他亲自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他主持做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事实上这两个方案均未采纳。由于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艺术，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非凡贡献，在他90岁寿辰时获法国政府文化部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20世纪50年代，他还为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作了奠基性工作。1955年的夏天，国际建协秘书长也是华揽洪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好友打来电话，请他想办法让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正是这个友好的富于建设性意义的第一次越洋的电话，使中国派出代表团加入了迄今仍令拥戴的权威学术团体——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已87岁高龄的华揽洪总建筑师回到北京参加了大会。
华揽洪的《重建中国》一书最初于1981年用法文写成，在法国出版。前二年由新华社驻巴黎记者李颖译成中文，并由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使中国读者能有机会看到这本书。该书介绍的是解放后直至70年代末30年间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以及新中国历次运动在这些领域造成的影响，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四、华新民眼中无量大胡同的家
我的家在北京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这条胡同和周围的胡同，全部都是以易经为导线设计而成的元大都遗存。此处不说20世纪以前直至元代的无止境的故事，也不说这里在商周时代作为蓟城东北郊的风景，只说这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沉淀，而我自己家的故事也交织在其中。
下图是华新民与母亲华伊兰在无量大胡同老宅照的照片。
那是在1914年，爸爸刚刚两岁时，时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的爷爷在他崭新的无量大人胡同家里接待了时任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的朱启锌先生，两个人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把天安门西侧荒弃的社稷坛变成一个可以供市民游玩的公园。也有时，爷爷就会穿过南小街拐进赵堂子胡同东口路北的朱启铃家，继续他们之间的话题。这就是日后成为北京市民第一个公园的中央公园，然后叫中山公园。它是朱老先生发起建设的，爷爷是最主要的设计人之一。90年之后，我惊喜地从朋友处得到一本厚厚的书，是1939年出版的“中央公园纪念册”，里面详细地介绍了该公园的设计，有每一个细部的注解，有爷爷和他同道们的照片。我还看到爷爷赠与中央公园的一幅极美的公园俯瞰图。
那还是在忘记了历史，包括自己所获得的荣誉，多么悲哀）。而与此同时，我的热情、浪漫的奶奶华露存（别名华罗琛）则开始在无量大人胡同宅院中的大槐树下面写小说和随笔，其中最早的一篇文字，便是因一篇西洋人污蔑中国人的文字激发而成，她在文章里告诉欧洲的读者中国人是善良的，是讲卫生和懂礼貌的，拥有着极其精致和高雅的文化。奶奶还在家里开了一个文化沙龙，朱光潜、梁实秋和林徽音等都是座上常客。
五、北京胡同保卫者——华新民
华新民女士的博客是这样自我简介的：1954年，欧洲相貌的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我戴过红领巾，喜欢跳舞，还是学校里的兵兵球冠军。1976年春天，当整个中国大地还在黑夜中呻吟时，我和家人乘着火车来到了可以自由呼吸的法国，但不久后我又是那么苦苦地想念我的美丽的古城，想念着经历了太多灾难的祖国，时时希望她能好起来。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沉浸在做母亲的温柔乡里，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给我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提起北京的胡同保卫者华新民，绝大部分北京人还很陌生。笔者根据文字报道描绘出这样一幅生动画面：一位皮肤白皙眼睛湛蓝的女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京韵”，脚踩尘土瓦砾，身单力薄，伸出双臂，昂首挺胸，怒目圆睁，独身挡在拆房的推土机前，风风火火，殚精竭虑。她就是华新民，一位著名的、尖锐的北京胡同坚守者。她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很多北京人的脑海里留下了这无以论比的深刻烙印。宛如法国的一幅著名油画，画面写真了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起义”的场景。一位白衣女神挺身而出护卫神圣的城堡，女神位于画面的正中央，高伸右臂，神情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奈。
如今，华新民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她几乎成了一个职业胡同工作者，每一处拆迁现场都成为了她的战场。她穿着简单的衣装，出没在即将消失殆尽的胡同深处，挨家挨户地访问那些院落。那些尚未搬迁的住户基本上都认识她，所到之处，总有人要她进去看看他们的院子，看能不能想办法保存下来。此外，她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因为她有3/4法国血统1/4中国血统与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当然，她一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做所有这些事，都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做。”
关于她，至少京沪两地城建规划圈子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极端激进与“保守”的华新民，要求把北京城胡同格局与所有尚未被拆的四合院，分毫不差、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一位规划界人士说：“为什么旧城保护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却要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带出来。”他的意思是，现在呼吁保护北京旧城的老先生与社会名流很多：梁从诫、侯仁之、周干峙、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徐苹芳、舒乙、王军……
华新民是在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近红星胡同）的一个四合院落里长大，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史家胡同上小学时的情景。
她的祖父华南圭与父亲华揽洪都是国内土木工程界及建筑界的权威人士。在法国学的土木工程建筑。华南圭在1904年到1910年留法，成为法国公益工程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并娶了一位波兰籍女子为妻，回国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和北京工务局局长等职。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回法国，直至1945年回国，解放后，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华揽洪十四五岁就被华南圭送到法国，在北京上的也是英文学校，华新民说他在气质、思维与逻辑上是西方人，也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法国本来已经有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有车有房生活舒适，又娶了同样富有理想主义性格色彩的法国太太即华新民的母亲。但1951年，华南圭毅然带着妻儿抛弃一切回国，并在梁思成的举存下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第二总建筑师，与时任第一总工程师的梁思成共事。左图是三岁的华新民和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的华揽洪及时任中国广播电台法语组专家的母亲华伊兰。
现居巴黎，已90岁高龄的华揽洪，曾参与50年代北京确立中心区规划讨论时期的讨论。华新民说：“后来在畅观园外开了一个会，没有采纳甲方案也没有采纳乙方案，最终采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另外，我父亲是激烈反对把苏式建筑硬搬到北京的，他也反对建这么大的广场。他说过，‘我在莫斯科，要闭着眼睛走路’。”
华新民最津津乐道的是父亲“数树”的故事，他在回国初期，觉得北京的树很多很好，就在胡同里走了约一年，把每条胡同里树的数目与位置记录下来，交给园林局。这种老实而执拗的工作方式后来至少遗传给了华新民。华揽洪还做了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学会的媒介，并首次设计了适合北京的自行车与汽车交叉的建国门立交桥。当然，他并没有想到后来这种式样的立交桥密布京城，成为他女儿所反对的城市发展标志。但是，华新民否认自己参与胡同保护与她的家族和中国建筑规划界的渊源有必然联系，她更多的还是出于感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新民随丈夫回国。此时，她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一位法国驻华企业职员的妻子、散文作家。可平静生活了几年之后，她猛然意识到，北京城正在一寸寸消失。最早发现是在1997年，金鱼胡同被推倒盖王府饭店等，她急了，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撞击：“金鱼胡同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非常熟的。在此以前，我对老城很放心，因为觉得北京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名城，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能眼看着一个独特的北京城毁灭，变成世界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平庸的现代都市。这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在起作用。”她恨自己意识得太晚。这一年，华新民由一个专职母亲转变成为职业的古都文化保护者。
拯救老北京城胡同的十年来，她全职奔波于胡同、文物局、规划局、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拆迁户之间，她尝试去说服、去协调。她曾经到首都规划委问一位官员，为什么要拆胡同那么好的东西。官员问她，你说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她当了真，买了一张北京市详细地图，骑着自行车在东城与西城的胡同集中区，一条条胡同、一个个院子地看，认真地用不同颜色标出已拆和未拆的胡同、院落，跑了几个星期，抱了一大堆图送到了规划委。但至今没有任何下文。
几年里，她和摄影师金叶中，敲开了北京数百条胡同院落的大门，希望抢在推土机前，把完整的四合院景象用镜头记录下来，“让大家看看北京有多美”。她办的老北京胡同展览办得很成功，但，老北京的3000多条胡同还是逐步被减少到1400条左右……
因为受她感动而决计投身制作胡同复原图的郑希成认为：“最后的北京城要是保护下来了，应该给她塑个像。”为保护美术馆后街22号院而进行法庭辩护的律师吴建中也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屡战屡败，我们都有些心灰了，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凡是与胡同有关的任何事，她在任何时候都不知疲惫。”
2005年1月，只用了20多天时间，华新民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祖屋也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她忽然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拆”。这对于有北京胡同“职业保护者”之称的华新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在为无数胡同主人奔走呼喊时，自家的老院子被拆，她竟找不到任何办法进行阻止。
华新民决定打官司，冀希望通过法律告诉所有人，这样做是违法的。官司已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受理——她是受祖屋房主、远在巴黎的父亲华南圭之托，状告北京市规划局违法划拨土地。（注：华新民的父亲华南圭曾是50年代初北京市规划建设院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她说，她正等待着一个公正的法庭。“只有在这个法庭上，每一份合法拥有的家产将得到保护，属于全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也将得到保护。”虽然屡战屡败，但华新民有一种对挫败无所畏惧的韧劲。
租宅被“偷”卖了
下面是记者采访华新民后撰写的一片报道，笔者不想删动，原文转录。
在1982年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25年之后，面对已经被强行拆除的旧宅，华新民执拗地强调：那房和地是属于我家的。华新民的祖宅有两处：遂安伯胡同27号、红星胡同51号、53号和55号，共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均位于北京东城区金宝街开发项目范围内。
在所有的场合，她都通过介绍历史过程和现行法律说明：在中国，土地除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外，还一直存在着私有，“而且，至今如此”。
最为有力的证据是，她至今保留着1951年由北京市地政局（现国土局）颁发给她祖父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并且有着证明其土地私人权属的地籍图。
在其中一处祖宅经历了祖宅被强行拆除和一系列的官司之后，她开始收集与土地、房子相关的法律法规乃至领导讲话与通知，并且如数家珍。
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宪法。
这个蓝眼睛、高鼻梁、栗色头发的中法混血儿，成了北京乃至全国上百万私房主的代表。
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改造、拆迁浪潮中，相当一部分的激烈冲突正与这些私房主相关。
这两处祖宅是华新民已故祖父华南圭在1914年亲自为自家人居住而设计的宅院。从一开始，这里就房地不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于1963年继承了两处祖宅，并且得到由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地产权证。
房地在实际操作中的分离始于之后的一系列运动。
1958年，为了解决大量拥入城市的军人和工人的居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经租房”的通知，要求“对房主及其亲属进行动员”，将其超过225平方米或15间的私有出租房屋拿出来，“由国家经营租赁”，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
公开资料显示，1958年北京市私房改造后的经租房有23万余间，共380万平方米，占当时改造房的53.85%，涉及私房主6000户左右。而在苏州和上海，比例则更高一些。苏州的私产比例占了86%，上海为66%。
华新民祖宅中的红星胡同的一部分即被经租。但是，当时房地产证都还在华家。
随后1966年的“红八月”，在红卫兵们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行动中，这些房地产证都被勒令上交。一些私宅的院落空地上被房管局盖上了房屋。
在1982年，北京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成立。根据当时的政策，在文革期间被侵占的房屋被退回房主。
这个时候，土地的私有仍然是大量的现实存在。
改变是在1982年，这一年修正后的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1988年宪法修正案又从不再可以转让的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了可以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使得土地财产权得以延续下去。
随后便是换证。原本房与地一体的房地产证被一分为二：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对1982年宪法的规定，华新民再三强调，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不意味着一切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私宅下的地是仍属于私人的土地财产权，1990年的国土13号法规已明确是私人所有权“自然享有”。
而且，她强调，土地财产权是物权，而且法律上房和地的权利一直是一致的。
然而虽然法律上非常明确，但就在中国的《物权法》酝酿之际，2005年，华新民发现，她家红星胡同的祖宅连同周围大大小小住满了人的房屋，被贴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一个被命名金宝街的项目要在这里开工，“打通金宝街，扩大王府井商圈。”
“我们的房子和地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了。”华新民说。而且不久，华新民和胡同的居民们发现：祖宅下的地被开发商用来在银行抵押贷款。
要房子也要地
华新民代理父亲的诉讼始于2005年。她在法庭上说，“如果谁想表示此宅不属于华家而属于他的话，就请他出示他的房地产所有证，如此简单。”
为了证明自己家人是真正的权利所有人，在庭审中，华新民出示了这两处私宅的民国时期的房契地契，以及上世纪50年代国家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此证即“文革”后归还私产的凭证)，还有颁发此证的时任人民政府地证局副局长的亲笔信和家住房客的证明信。
但是法院最后的结论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即现东城区红星胡同)18号、19号、20号房屋产权的历史状况。华揽洪未能提交其对相关房屋目前仍享有合法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据。”
这让华新民啼笑皆非：什么叫做“历史状况”？任何逝去的时光都可以被称作“历史”，昨天就是历史，两年前是历史，二十年前也是历史，五十年前也是历史。如果按照审判长的意思，任何一个业主昨天登记过的房产在今天都不能算数，都只能证明产权的“历史状况”，都不能“仍享有”，岂不可笑！
华新民强调：我方仍对有关房屋和宅基地享有合法权益。
不安的土地
事实上，关于经租房及其下的土地，在有些城市并不成为问题。
1997年1月29日，广州市于通过了《关于加大本市落实侨房政策力度实施方案》，文件规定：涉及到对私改经租侨房和代管侨房的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同一侨房产权人在本市有一间或多间房屋的，被私改或代管的住宅用房不论建筑面积多少，一律归还房屋产权给侨房业主。
到2001年上半年止，全市共发还非住宅私改和代管侨房500平方米以内的有17.7万多平方米，住宅私改和代管侨房1000平方米以下的80.2万多平方米；处理本市属区、县级市土改拍卖侨房面积12.3万多平方米，发放补偿款4809.3380万元。
2006年6月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落实侨房政策发还房屋有关问题”的通知。
厦门市在2003年5月明确了落实侨房使用权的几种渠道，包括侨房业主或其代理人与住户协商解决，业主或其代理人配合无其他房源的住户向市落实办申购专用房源，以及住户不予配合情况下，业主或通过法律途径，或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调解，取得使用权。
据福建乡音网报道，2002年，厦门市在应清退的侨房产权总面积88.95万平方米中，已清退73.99万平方米。
这些地方解决的一个背景是，在改革开放初招商引资的情况下，大量的华侨正是经租房的房主。而且，整体的数量也并不太多，政府也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调配。
相比之下，同样是侨产中的经租房，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却没能返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经租房连同其下的土地，被作为历史遗留，至今未得到完全解决。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大城市的地价已经高得令人咋舌。
有私房主出示给记者的一份内部文件表明，政府也曾给一些人返回经租房，不过，文件注明条件是：针对领导批件。
但是，关于房子和土地，至今在法律规定上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实际操作上有着极大的距离。
华新民担心的是，新一轮的地籍调查正在进行。在她看来，地籍如同户籍，一直是在证明着宗地的所属。华的担心在于，新的地籍有可能会把历史上的合法登记给抹掉，把非法侵占的事实变成“合法”。
她家的另外一处宅子，位于遂安伯胡同27号的一座四合院，是文革后归还的，有着新换发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是在金宝街项目中，一样面临着未经房主允许已被土地部门非法出让，并未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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