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歌谣与婚俗--董作宾（电脑藏书）

喜歌的整理与研究，最早由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下称《歌谣》）发起。
　　《歌谣》自第五十六号（1924年5月25日）始，连续推出四期“婚姻专号”，在较为系统地介绍全国各地婚俗的同时，也赋予与婚庆仪式密不可分的喜歌以全新的学术意义。
　　专号开篇是董作宾先生《一对歌谣家的婚仪》，记录了胡适先生在婚礼上所念通行于江苏涟水等地的“结婚歌”，胡先生并且即兴创作了一首。董文的价值，在于唤起人们对喜歌的关注。专号之四（1924年6月15日）白启明先生《河南婚姻歌谣的一斑》，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篇介绍河南洛阳、南阳等地喜歌的专文，开了搜集、整理与研究当下喜歌的先河。
　　《歌谣》第七十二号（1924年12月14日）第一版魏建功先生的文章《嘏词》，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家乡如皋以及南京、扬州地区流行的喜歌——魏先生称之为嘏词，并云其“一方面可为风俗学材料，一方面可为心理学材料”。文章罗列的喜歌计有新人下轿、拜天地进新房、送房、请新人、敬酒、新人坐帐撒帐等，并从文字学等角度解释了“嘏词”一词的来源，又指“喜歌儿三字很可以做嘏词的训义”。
　　同期《歌谣》刊登了钟敬文先生的《潮州婚姻的俗诗》，云其“从坊间找到一本小诗册，署名为‘新娘诗’——又曰‘伴娘诗’”，里面“共有俗诗二十馀首，自首至尾，都是以潮人结婚时的仪式为题材的”，“虽然大部分的思想是陈腐得不堪，可是在民俗研究上，不但不嫌弃这个，而且可以说是极需要”。钟文在肯定喜歌的民俗研究价值的同时，明确指出其仪式歌身份。
　　《歌谣》八十一号（1925年3月8日）王文彬先生文章《关于完婚的几首歌谣》，以采风的形式，记录了其家乡婚礼上流行的喜歌，惜未注明发生地。八十八号（1925年4月26日）顾颉刚先生《吴歌甲集附录》之《写歌杂记》，第一节曰“撒帐”，由《陔馀丛考》等文献探讨撒帐风俗由来，较早地将文献与喜歌整理、研究结合起来。
　　《歌谣》二卷第十七期（1936年9月26日）徐芳先生的《北平的喜歌》，第一次将喜歌分为贺娶亲、贺嫁女、贺生子、贺新年、贺建房、贺开张等六类。至此，“喜歌”的名称与类型大致确定。二卷二十五期（1936年11月21日）李家瑞先生《谈嫁娶喜歌》重点讨论拦门歌、撒帐歌、闹房歌，文章总结云：大凡喜歌，大都临场杂凑，或改头换面，无一定格式，不过都要趁韵，语句以吉祥言词为主，多子多孙次之，民间婚嫁之普遍心理，大半可以由此窥知，况亦为平民歌曲之一种，自有研究之价值也。按在魏建功先生民俗学、心理学之外，李氏特别点出喜歌“平民歌曲之一种”身份，尤其重要。
　　《歌谣》三卷七期（1937年5月15日）吴晓铃先生《撒帐词》、叶德均先生《明代撒帐歌钞》，是两篇说撒帐歌的专文。两文均从明清戏曲、小说等文献中挖掘材料，表明喜歌研究渐趋深入、细致。
　　同期杂志有陈力《江苏喜歌》，忠实地记录了其时通行于江苏淮安、沭阳等地的闹房歌、送房歌。如通行于淮安地区的闹房歌云：一看新娘喜连连，低头拾到太平钱。太平钱上四个字，荣华富贵万万年。“荣华富贵”云云，即为喜歌中最为常见之“关键词”。
　　以上为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的喜歌整理与研究概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喜歌整理与研究，可以看作“是北大事业的一般继续”（见钟敬文为上海书店重印《民俗周刊》所作序言），但袁洪铭《东莞婚嫁礼俗之记述》（第一百一十四期）、刘伟良《东莞婚歌研究》（复刊第二期）对铺床歌、哭嫁歌的记录与研究，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后者，是对喜歌徐芳喜歌分类的一大补充。
　　此一时期的喜歌整理与研究，其价值有三，一是引起人们对作为仪式歌的婚嫁喜歌的重视，二是以实录的形式，保存了相当珍贵的喜歌资料，三是对喜歌所反映的极为丰富的民俗事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缺点是有欠系统、深入、全面——没有对喜歌的源流进行细致的梳理，没有结合传统礼制对喜歌的功用进行深度解读，没有在传统文化心理等层面，对喜歌进行全方位的观照。
　　1949年以后（主要是近30年），各地陆续启动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原生态喜歌，一些区域性的哭嫁歌专集、婚俗与婚礼歌著作（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相继问世。谭达先先生的《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版）是唯一一部综合研究喜歌的专著。谭著对喜歌的历史、种类、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爬梳与分析，但是有如下不足：一是其立足点是文学的而非综合的。二是文献储备不够充分，如在论述喜歌历史的时候，忽视了敦煌遗书中下女夫词的存在；对文人创作的催妆诗、催妆词与喜歌的关系缺少关注；认为《清平山堂话本》中《快嘴李翠莲记》所记喜歌为宋代作品，亦有欠妥当，因《清平山堂话本》（包括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其中有撒帐歌、拦门歌等）内容屡经改窜，已无法还原其真实面目，在断代上，至今存在争议，与其说李翠莲所念为宋代喜歌，不若称为宋元喜歌稳当。事实上，南宋人史浩撰《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九《撒帐文》，才是货真价实的宋代喜歌。三是在喜歌种类的划分和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当之处。如其受《歌谣周刊》白启明文章的影响，误将撒谷豆歌作撒盖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