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粮食行
粮食行
民国初年，北京的粮行分粮栈、陆陈行、米庄、米面行四大行。粮栈备有客房供贩粮商人居住，备有粮仓代客人储存粮食，并代客人买卖粮食。陆陈行经营的是玉米、小米、糜子米、黄米、高粱、青豆、黄豆、小豆、绿豆、蚕豆、芝麻、小麦、荞麦等杂粮。米庄经营的是江南运来的大米。米面行经营的既有大米、面粉、杂粮，还经营油、盐、杂货等。
（2）广渠门外关厢粮食市场
“广渠门外大街”东起东三环中路，西至广渠门北滨河路与广渠门内大街相连。因位于广渠门之外而称。
广渠门是旧时北京外城东侧的城门。广，“大”也；渠亦“大”也，二专利号合称仍为阔大之谓。门外旧时为关厢，三十年代，在其北侧筑路至今之西大望路，称广渠街，较今天长。其南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标有广渠门关厢（今广渠门外南街）。五十年代铺设沥青，将今之东三环中路以东至西大望路并入广渠路，以西则改称今名。
广渠门建成后，城门内外都是开阔地。以直至上世纪20年代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Siren，1879—1966年）教授考察北京城门建置来到广渠门时，城门内还是一大片开阔地。他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述广渠门的城门内外：沙窝门，大概是北京最冷清的城门，位于外城北部一片相当荒凉的地区。到沙窝门须经过一大片没有住宅的开阔地。……外楼（箭楼）前是一条宽阔的砖砌护城河，并有一条古老石桥，桥上摆着几个食品摊。
民国以后，广渠门外一带地区逐渐形成了集市，两旁商铺林立。关厢原有一妙觉观世音庙，大殿内供奉观世音，坐南朝北，香火很旺，有集时更是热闹。40年代末因战争被拆除，“神”和供桌等其他的物件被搬到了城里的夕照寺。
明清时期，广渠门外关厢北面二里是通惠河码头，小型漕运粮食的运粮船可以到达这里，广渠门外关厢就形成了京城有名的粮食市场，主要供给居住在外城的汉人。
广渠门外关厢有粮食集市，北京东南乡的百姓把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据说，“粮市”当时占据了东边的半条街，买卖开的较大有三兄弟，都在城里置办了房产。原来街两旁都是开粮食买卖的铺子，门前高台阶，后院住人。
广渠门外街的东口往北便是马圈，过去人们都叫“老爷坟”。冯其利先生早在80年代调查广渠门外儒王坟时，曾发现了“马圈”地名的由来。他经考证后认为，所谓马圈是得名于儒王坟，是原来睿亲王府的人来扫墓存放车轿、栓放骡马的地方。据当地人说，马圈长途汽车站原来还有几间旧房子是过去的“马圈”遗留下来的，现已无存。
儒王坟在马圈以北，北边一直到六把罐。东到三辈豫王坟南端，西邻将军坟。坟地西边原有一条小道通皇木厂。睿亲王府的这位王爷为什么称儒王呢？原来这位王爷生前是第六位豫亲王（当时称信郡王），尔后被追封为第六代睿亲王。两座王府中，对这位集豫亲王和睿亲王于一身的王爷都不好称呼。鉴于这位王爷儒雅风流，遂敬称儒王了。这位儒王就是贝勒多尔博的玄孙如松。如松为睿亲王功宜布第三子，生于乾隆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信郡王德昭去世，清高宗让如松继承了爵位。信郡王是当时豫亲王的称号，所以乾隆三十五年如松去世后，占用豫亲王府土地建墓成。乾隆四十三年，如松又被追封为睿亲王，儒王坟划归睿亲王府所有。坐北朝南的儒王坟，依次建有碑楼、宫门、享殿、宝顶，周围砌有红墙。墙内外植有松柏树。地面建筑和树木是1929年出售的，仅剩残墙和宝顶。1938年宝顶被盗发，这时有人看到地宫里边的石券。1951年建北京起重机器厂占用了儒王坟。
（3）民以食为天
元代至民国前期，京、津地区一直是我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之一。这里人口众多，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极大，需要消耗巨额的粮食。然而，由于受土壤、气候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京、津周围地区粮食的生产却又远远不能满足该地的需求。元、明、清三代政府解决京、津地区粮食问题的基本方案，就是疏浚大运河并开辟沿海航线，实行南粮北调。
在漕粮制度完全废止以前，北京、天津的粮食，主要有两个供应渠道，一是由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一是由市场来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北京的官粮，即供应京城皇室、满汉官吏、八旗兵丁及其家属、工匠等非农业人口的漕粮。它是清政府在地丁银之外、无偿地向江、浙、皖、赣、湘、鄂、豫、鲁各省农民征收的一项实物性田赋，由运河或沿海经天津水运到京仓或通州仓。漕粮的种类，以大米和小麦为主，另外，还有小米和豆类等等。民粮即供应一般市民和流动人口的粮食。它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有偿地向平民百姓提供的。清末以前，北京城的粮食，主要依靠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来供应，市场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因为有巨额漕粮的接济，京城民粮系统的压力还不算大。据记载，漕粮除发放给上述非农业人口作为禄米、甲米外，有时也拿出来平抑京师的粮价，赈济贫民，以缓解首都的粮食危机，稳定社会与经济秩序。而京师的一些官吏和八旗兵丁，有时也将多余的俸米和甲米转卖给粮商，再供应到市场上去。此外，清中期以后，政府还常常采取由国家出资到各地采购粮食、鼓励商人贩粮至京、提拔地方积谷等办法，来保障京城的粮食供应。这样一来，民粮系统在北京整个粮食供应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占主要地位了。京城的民粮供应系统，是以大大小小的粮栈、米面店等为依托，由粮商把周围农村的小麦、杂粮用车拉、船载、肩挑等方式购置进来，加工后再转销给各类消费者的。据民国时期的人追忆，北京城“在前清时，此项商号大小约有2000家”。
漕运制度废止以后，京、津粮食需要进一步扩大的要求。同时，一个以天津为中心的、包括北京市和华北平原北部一些地区在内的新的粮食供应体系，也逐步架构起来。“天津（粮食）市场的销售对象，是北京、冀东及天津附近各县”，其销售数量为天津本市粮食消费量的1—2倍。
民国时期北平是一座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为了维持城市人口生存，在众多消费品中，粮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粮食是维系民生的命脉，故粮食市场的存在不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影响着城市商业布局的总体特征。
民国时期北平有一条环城铁路，在每个内城九个城门都设有火车站。火车站附近的粮栈作为第一级市场将粮食输入到北平城内，一级销售商携带粮食样品在第二级粮食交易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第三级市场销售商在二级交易市场确定货源后，将粮食供应全市人民，最终覆盖整个北平城。第一级粮食市场承担代替外地粮商销售买卖的功能，多集中在车站附近；二级粮食市场确定了一级市场的货源后，进一步将粮食供应系统扩大；三级销售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米庄和陆陈行，其特点为数量大、规模小、覆盖范围广，有效地将粮食输入给最终消费者。粮食供给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
北平为北宁、平绥、平汉三条铁路线的枢纽，即当今的京包（北京至包头）、京汉（北京至汉口）、京沈（北京至沈阳）铁路。依托铁路运输，北平粮食供给大多沿着这三条路径进入市场。由于每条铁路联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粮食品种也自然不同，北平自东北方向主要运进大米白面，但杂粮甚少，由于东北作物熟制为一年一熟，所以大米和白面的数量并不巨大。
总体上看，北宁路运来的粮食，除杂粮外，以面粉及大米为最多，平绥铁路运送来的粮食以粗粮居多；经由平汉路运销的主要为大米。此外湘鄂等地与平汉路联运可将湘米运至北平，进而湖南也纳入以北平为中心的粮食运销体系之中。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北平共有居民1504328人，除去城郊，内外城共有居民1061360人。若按照当时社会环境人均每日1斤计算，则北平内外城居民一年消消耗总粮食数量为28826千公斤（吨），计算出的粮食消耗总量略大于铁路运输的粮食总数，多余部分可能从京郊或利用铁路以外其它运输方式运入北平。
由于铁路运输在对北平的粮食供给中占主流，故第一级粮食市场的形成与铁路货栈相关。粮食通过铁路送达北平之后，车站附近就有代理商承办粮商的各种委托事项，于是就产生了北平的第一级粮食销售市场——粮栈业，或称粮麦栈。
粮栈专以代替外地粮商经营买卖并且从中扣取费用为业，为了其经营方便，大多位于北平铁路车站旁边。火车站周围自然形成北平粮市最初的商品集散地，即为北平的第一级粮食市场。
广渠门外关厢就是一个第一级和第二级粮食批发市场。
北平粮食的第二级市场为粮商与粮商之间的商品交换地，在北平城表现为粮食大市。清朝时，举行食粮交易地方，以前曾由官府指定七处：即安定门外、西直门、广渠门外、朝阳门内、东直门外、广安门内教子胡同、崇文门外榄杆市。
由于民国时期水路基本被废除，铁路利用率逐渐增高，所以民国时期前清的七处粮食交易市场仅存西直门、广安门内教子胡同、西珠市口(原崇文门外榄杆市)、齐化门(朝阳门)大街四个主要粮市。清朝多用水路运送粮食，而民国时期水路运粮不属于北平主要粮食来源，由此而生成的其余三个粮食交易市场虽私下亦有商贩交易，但数量有限，故不在官方规定之内。民国年间留下的四个市场中，珠市口与教子胡同市场均为南市，西直门则为西市。西市粮货交易以杂粮为主，南市以面粉、大米为主。齐化门粮市为农民与城内粮店举行少量粮食的交易市场。
麦制面粉是京、津居民所消费的主要粮食品种。1942年前后，天津面粉的消费曾占到了粮食总消费的35%。京、津所消耗的外地面粉，可分为南粉和洋粉。南粉主要是指上海和无锡生产的面粉。这两个地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制面粉工业中心，而天津则是南粉最大的国内市场。天津大米庄常年驻在上海采购面粉的有二、三十家，他们所采购的面粉都从海路运往天津。运到天津的洋面，主要是一战后从美国和日本运来的。洋粉并非大米庄所直接经营，而是先由洋行以期货的形式批发给天津的大米庄，然后再由大米庄转批给零售商。天津大米庄所运储的南面和洋面，除供应本地之外，大量地销往北京。1933年以前，北平所消耗的面粉，无论是国产面还是洋面，几乎全部由天津运来，每年销售在3—4万吨之间。主要品种有天津所生产的斗牌、桃牌、福星、人马、鹤鹿、牧牛、灵芝、三星、如意等牌；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产的狮子牌；无锡产的兵船牌；上海产的炮车、火车、自行车、炮台等牌；北平本市产的三洋牌；美国产的绿桃、飞马、洋楼、美伞等牌；日本的三菱牌等等。只是从1933年起，河南新乡的绿大喜牌面粉，河北保定的绿太极图牌面粉，才开始北上并挤占了天津在北平近一半的市场销售额。
北平所消费的“杂粮有小米、黄米、高粮、黄豆、绿豆、黑豆、红江豆，以平绥铁路沿线之张家口、大同、丰镇、绥远、归化、包头等处为最多，关东及平市四郊次之。有玉米，以关东出产为最多，张家口、平市四郊次之。有黍子，产于彰德、邯郸、石家庄等处”，有相当一部分杂粮，由天津转运而来。
由于在京、津客居谋生的南方人很多，因而对大米的需求量也不小。1942年前后，天津大米的消费曾占到了粮食总消费的15%。京、津大米的贩运业务，也主要由天津的大米庄所承担。它们一开始是通过英国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到上海、芜湖等地采购粳米，一战后改换成籼米。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后，也通过铁路到蚌埠和南京购米。洋米如西贡米、仰光米、曼谷米等，也由大米庄从上海或香港转运到天津，再大量转售给北京等地来的商贩。
由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一直相当软弱，致使这一新的粮食供应体系的发育和运行，得不到国家政权必要的保护和政策扶持。再加上交通和信息的闭塞，经营非常盲目，损失惨重。比如，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为转嫁危机，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1和1933年，两次比贷款的形式，大量地进口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当时天津大米庄对国际形势全然无知，自南京政府签定麦棉借款合同后，看到进口的美国面粉价格偏低，认为有利可图，遂争先订购，甚至有举债透支盲目进货者。孰料美国面粉源源不断，价格日益跌落，1933年每袋价格三元二角左右，1934年便跌至二元。河坝市场（天津沿海河而形成的大型面粉市场）的面粉库存量遽增至800万袋，虽价格下跌亦无从脱手。天津大米庄因赔累歇业者比比皆是，如颇负盛名的仁和义米庄，经营已有30余年，即因亏折过甚于1935年宣告歇业。素以财力雄厚著称的义生源，在1934年前亏折40万元；成发号斗局子相传亏折60万元；公兴存则依仗代销外国火油、碱等弥补面粉亏损。以上三家虽亏折甚巨，尚能勉强渡难关维持营业，其余商号大多损失殆尽，关门歇业者不少”。京、津等地的粮食供应遂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粮商加入到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粮食供应新体系当中来，其粮食的供销方式也开始由流通较快、风险较大的批发业务，转向较为稳妥的囤积经营。一些粮食企业还纷纷组织同业公会，以寻求支持和保护。然而，“芦沟桥事变”以后，京、津先后落入了日寇的魔掌之下。为保证其罪恶的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实行了严密的粮食统制，京、津的粮食市场遂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4）山东黄县粮商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京城，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定居于此。为了解决他们的吃粮问题，北京城内出现了专为皇亲加工储存粮食的粮店。这种粮店名叫老米堆房，采用前店（门店）后坊（磨坊）形式进行经营。每年皇亲领到粮折后交给老米堆房，由其代为到国库提取粮食，经过加工后再供给皇亲食用。开设这样的粮店一般不用资本或用很少资本。由于北京人的习惯不吃隔夜粮，每天领取或购买当日用的面粉，所以老米堆坊就可以持皇亲的粮折，一次性到国库全数提取粮食，作为粮店日常营业周转之用。山东黄县人开设的老米堆房，采用这种办法逐步扩大营业范围，最后发展成为北京城内著名的粮店和面粉厂。
过去在生意场上，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跟北京人、天津人一起在北京城被编成了“京油子，卫嘴子，比不上黄县鬼子”的民谣。
民谣里所说的“京油子”是指久住北京，阅历多熟悉情况，而老于世故的油滑的人。这些当地人见过大世面，做过大买卖，有的人能把东西卖进皇宫，甚至于送到皇帝手里。
“卫”指的是天津卫。明代“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开始筑城卫戍，是京师东南转漕戍守重地。天津话既自由活泼，又有韵律节奏，说“听天津人说话，就像听唱曲儿一样”决不为过。这里说的“卫嘴子”是指天津人做买卖会说，把自己的商品夸得天花乱坠，直到客户满意为止。称其为“卫嘴子”，既有善于言辞，能说会道之誉，更有言而无信，言过其实之嫌。
“黄县鬼子”的注释则应当是“黄县人的头发梢子都是空的”。可能是老辈人对商界的尔虞我诈深恶痛绝，也可能是在贸易往来中深受其苦，直到如今依然有人对老黄县人的这种商人习气存有偏见。“黄县鬼子”是说在北京生意场上的黄县人，善于动心计，能应付市场的急剧变化，亦含诡计多端的贬意。
黄县人在北京主要是开粮店。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北京城里人口逐年增加，四乡虽盛产米麦，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依赖于远近各县，甚至江南水乡，一时间路载漕运十分兴旺，于是米店粮铺应运而生。明末清初，黄县一马姓人家在朝阳门里开设了黄县人在北京最早的一个粮店。到了清朝中期，又有人在鼓楼大街开设了西天成粮店，此后永泰、天增、永和、万裕厚等粮店相继开张。这些经营粮食的店铺由于大都是代客买卖，因而本身并不需要雄厚的资金，所讲究的是信用，另一个便是交际手腕，这也是外乡人说黄县人“鬼”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二十世纪初年，黄县人审时度势，安装了先进的面粉机械，可以自己生产当时被称为“洋面”的小麦面粉，其规模相当可观，像万裕厚、长顺、永裕、聚成永等都是当时北京有声望的粮店。据相关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共有1500多家粮店，属黄县人开设的就有200多家。
古老的北京城当年商贾云集，诸强争雄，在起伏的商海中究竟孰弱孰强，细细品味“京油子，卫嘴子，比不上黄县鬼子”这支有趣的北京民谣，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据传明末清初时，黄县人马少卿的祖辈在京城齐化门内（今朝阳门内）创办了永裕粮店，这是黄县人在京城开办的第一家粮店。到了清朝中期，黄县城南王村杜家刘方包在南剪子巷（今鼓楼大街）开设了西天成粮店，之后又有黄县人在京城办起了永泰、天增、永和、万裕厚、大顺号、福兴生、合盛、合增永等粮店。这些粮店开业初期资本都不太多，自东家自掌（财东兼掌柜的），店员一般三四十人。经营形式采用前店后坊，用石磨加工各种面粉，品种有白面、玉米面、荞面等。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粮店发展转型为机磨面粉厂。如万裕厚粮店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投资30万元（现洋），建起五层楼高的厂房数十间，安装进口机磨20台，生产“三角牌”袋装面粉，日产量达到1000袋，成为北京城粮食加工生产龙头企业。
民国初年，黄县政府财政课长赵镒斋出资在北京创办福盛粮栈（在正阳门火车站旁）和福盛粮店，因财力雄厚和精于管理，很快发展拥有21个门市部，成为民国时期黄县在京城规模、名气最大的粮店。由于黄县人在北京开设的粮店和面粉厂数量多、规模大、实力强，1929年北京成立行业公会时，粮业公会首届会长由福盛粮店财东赵镒斋的长子赵松桥出任，之后第二、三、四届会长皆由赵家后代连任，直至解放后粮业公会会长仍由黄县人担任。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粮业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长达八年之久。日伪政权对粮食市场实行军事管制，全市粮店被迫于1938年全部歇业。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黄县人在北京开办的粮店和面粉厂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永裕粮店，还是后起新秀万裕厚面粉厂，都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黄县人抓住这一机遇，投资兴建了一批面粉厂，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长顺、聚义永面粉厂。长顺面粉厂资本为30万元，并附设永盛福、永盛厚、永盛德三个粮店，实行面粉生产销售一条龙，买卖在同行中最为兴盛。聚义永和联号聚成永面粉厂，新建了三层楼厂房，进口先进的机磨设备，所生产“鲸鱼牌”袋装面粉，日产量高达25万斤。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黄县人开设的粮店和面粉厂同北京同行一起，过渡改制成为国营粮食销售企业。
（5）六合粮店
六合粮店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的榄杆市（现广渠门内大街），是山东黄县人徐彦臣于清光绪年间（1898—1908年）领东开办的。经营米面杂粮，并自设碾房。在本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为北京有名的大粮店，全店职工40多人，库存粮经常在几千斤。曾兴隆一时，后在北平沦陷、日伪统治时期，生意衰败，于1940年歇业。
六合粮店是由六个山东粮商合资开办的店铺，故称“六合”。徐彦臣是六合粮店的领东掌柜，他善于经营管理，很会用人，因此，六合粮店在当时北京众多粮食行业中，生意做得很活跃，买卖发展很快。六合粮店开始是个只做加工粮食的“六合碓坊”，专为满清八旗人碓碾“老米”。当年清政府时，满清宗人府按月发给八旗人钱粮禄米。这种禄米是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存放在粮仓中。北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就是专存禄米的地方。清政府宗人府在禄米仓存储的禄米都是发陈年老米，存新米。年年都是新米顶陈米，所以，旗人从禄米仓中领出的禄米颜色都呈深红色，故称“老米”。这种老米必须经过碓碾将稻壳、糙皮去掉才能做饭食用。六合碓坊就是专应加工老米的生意。他们用人工脚踏石墩碓碾老米，收取加工费。一般不收现钱，用扣留加工米顶替现钱。由于六合碓坊加工活干得干净，收费又较低，故此，到六合碓坊加工老米的顾客很多，买卖做得很兴旺。六合碓坊所以兴旺，是因为六合碓坊将扣留的老米经过加工后在店中高价售给汉人。老米比普通大米香，好吃，当时汉人吃不到老米，所以，他们愿意多花钱也买老米吃。故此，六合碓坊做加工老米生意获利厚，买卖发财。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清政府被推翻。八旗宗人养尊处优，不劳而食，按月领取钱粮禄米的制度被废除了。六合碓坊加工老米的生意没了，因此，就不得不改变经营业务，从事门市经售米面杂粮的生意，改称“六合粮店”。
六合粮店是后边设有碾房加工粮食，前店销售。他们有专人跑粮食市，从粮食市采购小米、小麦、黄米、黄豆、高梁、黑豆、红小豆、绿豆等杂粮，并有人到各种粮食产地直接采购。六合粮店后边碾房加工磨制伏地白面，自磨小米面，玉米面和荞麦面等。六合粮店自磨的小米面是用糜子米和黄豆磨成，其比例是，100斤小米面用60斤糜子米加40斤黄豆，细磨、细筛仔细加工。蒸出窝头香甜好吃，顾客欢迎。六合粮店自磨玉米面是用100斤黄玉米加20斤黄豆。由于六合粮店自磨的伏地白面、小米面、玉米面和荞麦面等都用当年的新粮，好吃，所以，顾客多，买卖忙。
六合粮店的内部管理很有章法，每二年股东分一次账，领东掌柜下请帖将各位股东请来，查账、验库存货物。掌柜向股东报告两年的经营情况，店伙的表现及今后打算等。
当时六合粮店的伙计、学徒劳动强度大，活累，每天干的都是笨重的扛粮食包，打粮斗，赶牲口磨面。因此，六合粮店收的学徒都是山东省乡村来的十四五岁身强力壮的孩子，学徒期限是二年，比一般店铺三年零一节要少。学徒在学徒期间，吃饭、住宿六合粮店都管，衣服、被褥由学徒家里自备。没有工钱，每月只给一些零钱，买双袜子。伙计每月工钱一般七八元钱（1937年“七·七事变”前）。此外，在年底结账时每个人可得到六七十元至百元的“馈送”。在伙食方面，六合粮店对伙计和学徒很宽厚，每天三顿饭准有一顿白面，而且初一、十五日吃犒劳，就是改善伙食，吃粉条炖肉，伙计可以喝酒。所以，伙计和学徒都肯为六合粮店出力。六合粮店从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这近20年是其生意鼎盛时期，全店伙计、学徒从不足10人增至40多人。每天门市买粮食的顾客络绎不绝，崇文门外一带的店铺和手工作坊大都与六合粮店交买卖。六合粮店与这些工商业者交买卖，都是先吃粮，俟年节算账付款。六合粮店年年盈余赚钱，使店名大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六合粮店和全市其他粮店一样买卖走向下坡路。
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为扩大其侵略战争就疯狂掠夺我国华北的物资，在其占领的广大农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使得华北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到了1939年，北平的粮食市场粮食奇缺。12月中旬，伪政权下命令“实行计口授粮”按户籍人口配给口粮。1940年初，华北各地又干旱无雨，农田缺水歉收，因此，北平发生了粮荒。日伪统治者不顾和平居民的死活，照样抢掠粮食，责令粮店用库存的各种杂粮与发霉的坏粮、麸皮、米糠等物混在一起磨面，美其名“混合面”卖给居民。六合粮店库存的粮食早已卖光，也无奈磨“混合面”在门市出售。1940年下半年，由于店里已无颗粒之粮，六合粮店最后无法只得遣散伙计、学徒回家，买卖停业。
（6）北京粮店的变迁--老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历来老百姓生活中最看重的就是粮食。
听老人们说，很久以前前门外的粮食店街、东城的米市大街、北城鼓楼一带是粮商集中的地方。清朝，大粮商多集中在西珠市口至广安门一带。到民国后期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约有1 300多家，居各行业之首。这些粮商经营各有侧重，专门经营大米的称米局子，专门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为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陆陈行。后来粮店全都综合经营了，就成为米面杂粮店，有的还兼营蔬菜、油盐酱醋等，成为油盐店与粮店合在一起的杂货铺。这是老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买卖铺。
较大的杂粮店货除伏地米面外，还有来自东北关外的大豆、高梁、玉米，来自河南的白面、小米、徐州黄豆，以及口外小米、绿豆等货。较大的米面庄，卖的面粉以产地分类，美洲粉、香港粉为上品；上海粉、彰州粉、徐州粉、天津粉、保定粉为中等；北京粉、青岛粉为下品。大米也分国内外两种，国内有上海米、南京米、江西米、九江米、芜湖米；产于近郊的统称京西米，又分六郎庄米、玉泉山米；来自国外的有西贡米、仰光米等。对于这些，我只有耳闻，并无亲见。只看见家里用的包袱皮就是美国金钱豹牌面粉口袋拆开作的。
我小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的粮店还全都是私营的，我家附近的粮店名叫“天泰粮店”，在宝禅寺胡同（就是今天的宝产胡同）南边点。天泰粮店最外面的是营业室，里面一间是办公室，从办公室旁边通往后面小院的走道北边码放的是粮食。
我记得粮店里面并列有两个四方的大柜，像花盆似的，上面大下面小，一个盛米，一个盛面。米面柜的东西两边一头各栽着一根方形的柱子，架在两根方形的柱子上面还有一根横梁，那是用来吊木杆秤的。柱子上朝着顾客的一面还各贴着一条红纸，分别用公正的楷书写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杆木杆秤的头豪或者二豪就吊在那根横梁上，秤杆尾端插入一个从横梁吊下来的木质的大个圆钱中间的四方形孔内，为的是限制秤尾的范围活动，避免打天秤（就是秤尾朝天）和打地秤（就是秤尾朝地使秤砣吊下来）。木质大钱上刻着“招财进宝”四个大字。木杆秤也有大小之分，粮店里一般约粮食的秤好像是从一斤到十斤，这种秤上没有“两”，只有半斤，不过那时的秤是十六两秤，半斤就是八两！俗话说“半斤八两”就来源于此。这里的秤没有钩子，而是三根线绳拴着一个簸萁。买粮食时用簸萁一撮，约（读Yuē,音腰）好后，往你的口袋里一倒，很方便。同一杆秤，如果用头豪约，那么，出门就是一斤，到头是十斤；如果用二豪，那么出门就是十斤，到头是五十斤。药铺里面使用的木杆秤叫“戥子”，出门是一钱，到头是一两。
营业室通往办公室的门后还立着一杆大的木杆秤，那是用来约二百斤一包的整包大米的，约的时候两个人用一根粗木棍从二豪穿过，再用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大米包拦腰捆好，秤钩钩住捆好的绳子两人抬起，一人移动秤砣称重。为的是检验每包大米是否准斤足两。对于整天扛大麻包码垛、卸车的粮店员工，一包一包的约大米，并不算什么，不过是日常工作而已。
粮店里的其他杂粮就用大麻袋或者面口袋绾起边儿来装，那时一般都有小米、黄米、高粱米和各种豆子。
建国初期，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价起伏急剧，所以，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折合成发薪当日小米价格来发放的。粮店里粮食价格虽然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是刚刚建国就遇到了“抗美援朝”，一些不法粮商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以此对抗人民政府，对抗抗美援朝运动。国家立即采取了重拳出击，给予了“粮老虎”们当头一棒！1954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统一粮食收购价格，统一粮食销售价格，彻底粉碎了“粮老虎”们哄抬物价的美梦。1956年又开始了公私合营，从此，北京的粮店开始走向了国营化的步伐。
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了500公斤的大磅秤，从此你就不会再看见两个人抬着杠子约大米了。以后又逐渐有了案秤和台秤，木杆秤也就随之从粮店消失了。正方形的米面柜也变成了长方形的柜子，在装米面的地方还有很大的“铁皮漏斗”，漏斗上面还有铁皮罩子，防止面粉从漏斗中“喷”出来，那样会喷得人满脸满身都是面。粮店的工作人员还穿上了工作服——白大褂，不过这件白大褂可不是医院里的白大褂，那是漂白的，这是本色白的；那是细布的，这是粗布的，禁磨！
每户有一个粮本，每人有固定的粮食定量，到就近固定的粮店买粮食，实行“凭票验证、划片定点”的粮食供应办法。从此，老百姓和粮店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粮店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会到胡同里选择一家居住环境比较宽敞的人家，为居民发粮票，周围的居民全都这家来领取。而这家居民也会主动地为前来发粮票的粮店人员沏好茶请他们喝。月月如此，年年不变。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26斤定量，1960年刚上初一，就改成了36斤定量了。可惜好景不长，第二个月就降为28斤了，因为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大家都要节衣缩食共渡难关。到了1961年北京居民不仅粮食不够吃，副食也更短缺，很多人开始浮肿，脑门上、小腿的迎面骨上一摁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这就是浮肿了。国家特地为这些人每人配发了半斤黄豆票，以补充营养的不足。后来，每个人都增发了半斤黄豆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北京人的粮食定量都不是整数，都有个多少斤半的由来。
“文革”时期，北京那些“黑七类”家里的粮本儿的封二位置上全都被毛笔画了个黑叉叉！从此在很长的日子里这些家庭就不能吃细粮米面了，只能吃粗粮玉米面。这直接“体现”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1966年我高中毕业，经历两年“文革”，1968年也被分配到了郊区的粮食购销站工作，对粮食工作和粮站、粮店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的粮店开始搞技术革新，粮管所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慢慢地粮店里用台秤、案秤人工售粮的现象减少，逐渐改为机器售粮。米面柜没了，代之而起的是两三台一人多高的售粮机，谁来买粮食，一按电钮，米面就会自动地流进你的口袋了。顾客称赞，售粮员也减轻了体力。那时每次我从远郊区回到北京市内帮助父母买粮食，看见自动售粮机都十分羡慕，心想我们那里什么时候才能有售粮机啊？买完了粮食还会站在那里久久不愿意离去。直道1982年我调回城里，我所在的远郊区也没有机器售粮。
北京的粮站、粮店从粮食统购统销以来，一直是只卖粮食，不卖油，食用油一直由副食店、供销社经销，不像其他省市。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粮站、粮店一改从不售油的旧习惯，开始自己销售食用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节省了一笔代销费用。而且，从一开始就使用售油器，不用油提。
随着时间的延续，粮店里的售粮机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据说，主要原因是分量不够准确，经常有人反映。可是我在粮店工作的那些年并没有遇见过顾客反映分量不足。但是那些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倒是真的。拆除了售粮机，仍然使用磅秤，仍然是米面柜。到了九十年代初，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说：国外没有我们这样的粮店，一进门就看见一人一身“孝袍子”（指白大褂），迎面两口“大棺材”（指米面柜）。我们还不明白，那他们怎么吃饭呢？等到那些国外的超级市场真正进入普通群众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里就卖粮食，而且是小包装的米面油。
到了粮店里有了电子秤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粮店了。这时四个城区的粮店已经改成好邻居、良士多、良士发、五谷连锁店了，而且数量也锐减。电子秤送走了粮店的辉煌，迎来了粮店的多种经营，变成了不够便利的便利店，变成了大超市下的小超市。
秤，是粮店的衡器，它衡量着粮食的多少，也衡量着粮店的经营方向，从它的形式变化也看出了社会的发展、粮店的变迁。
今天，粮食早已经放开经营。国营粮店不见了踪影，专卖粮食的都是个体商户。而大型超市则担负起了供应粮食的主要任务。不过粮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命根子”了，随着肉食、副食品的丰富人们普遍的吃得少了。这时的人们更为重视的是保健、养生，注重合理饮食。而专门销售粮食的商店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粮店了。
（7）朝阳路前生 石道上的旧京经济命脉
朝阳路“易初莲花”与“财满街”中间，清洁车辆场门前正在凿穴施工，刨出石条一方，从其厚度与长度看，是清代朝阳门到通州原“石道”的石料。这一方条石虽谈不上是“上等级”的文物，但若再被回填土中废弃或是破碎作为他用，都很可惜。
明清两代我国尚未修建铁路时，京师北京的粮食和需用的各项物资，主要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帆樯数千里”从南方运来。“经天津北上，至潞城（指通州）而止”，这段称为“外河”。由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东去，到通州用于转运的通惠河段，称为“内河”。“外河”河道宽，“内河”河道较窄，加上通惠河水向东流，自通州水运进京船只是逆流西上。民间有“通州塔与朝阳门外护城河的吊桥等高”之说，因而，经通州水运进京的船舶，必须待通惠河上的几道闸口分段调节好水位方才能直抵京城城下。
所以，那时自运河漕运来的粮食和百货，抵达通州后，多是“舍舟遵陆”，改用车辆，经现在的朝阳路，“径趋朝阳门”，运入城里的几大仓房。因为“舟缓而车便”，当年“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的朝阳路上，车辆人马，长年昼夜川流不息，交通流量是相当可观的。
最初，四十里朝阳路是条土路，哪经得起长年累月如此众多的车马“轮蹄络织”。每逢雨雪过后，路上“积涔成洼，经潦作泞”，往往一辆车陷入泥泞之中，因为车载货物沉重，需用几十人力才能牵挽出泥潭，行走很不方便。
鉴于此，雍正七年（1729）八月，清朝廷拨出“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起洼为高，修建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路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这条两侧为土路中间用石条铺砌成的“石道”，即今天朝阳路的前身。
雍正七年修筑这条“石道”以后，到了乾隆丁丑（1757）年，过去近三十年，因“石道”每日承载量过大，路面损坏严重，原有石条十之四五需重新增补。二次修整，竟历时四年，到庚辰（1760）年七月竣工，修路“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
这条今天看不上眼、“土得掉渣的”土石筑成的“低级路面”道路，却是历史上明清两代朝廷和京城百姓赖以生存的一条经济命脉，同时也是当年京东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进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随
着交通工具的进化，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怂恿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伪政权、继而日本投降后美军自塘沽登陆，为了控制华北的需要，平津公路两次改造修建，于是连接通州和北平的这条朝阳路，地位更为重要，这条道路也和北京的其他道路一样，逐渐由“土石路面”成为石渣路、沥青路。原有清代“石道”铺砌的石条，在历次道路翻修改造中，或拆除挪作他用，或遗留压在现今路基下面，或因石条体积大、分量重运走费力，散于道路两旁，掩埋土中。但到北京解放前后，这条路上有些路段仍可见到残留的、历史上风光一时的石条铺砌的古“石道”。可惜当时民不聊生，人们没有心思用相机留下这宝贵的历史遗迹。
清雍正兴建朝阳门至通州石道和乾隆重修石道，当年都“御制石碑”，并在《日下旧闻考》中留有碑文，详细记载了经过。原碑如今是否尚存，不详。
明清两代偌大的北京城，除皇帝自西直门去颐和园、圆明园和去天坛祭祀必经的“御道”修筑的是“石道”外，京城仅有“外郛七门之一”的广安门，因是“十八省所隶以朝觐（朝见皇帝）、谒选（官吏赴部应选）、计偕（举人入京会试）、工贾来者，莫不遵路于兹”，从广安门瓮城外吊桥起到小井，通往卢沟桥的路上，清世宗雍正，也兴筑了一条“广二丈，长一千五百丈”的石道，用去户部“帑金八万两”。并在三十年后，乾隆丁丑十月至庚辰七月，做过整修：“因旧址修筑了路面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但广安门外的“石道”其长度和朝阳路“石道”相比，不及它的三分之一，到小井村即终止，距离卢沟桥渡口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仍是土道。
北京的“石道”作为历史遗留想全部保存下来，已不可能。但择适当地段，像这次复建北京南北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城楼的同时，于街心公园恢复一段石条铺砌的“御道”，对丰富街头景观，供后人了解历史上北京的风貌，大有裨益。
鉴于前两年复建东便门明城墙时，向社会征集早年拆除城墙时散失的城砖之不易，建议朝阳区文物主管部门对朝阳路沿途这类散落的“石道”曾使用过的石条，指定有关单位有意识地进行收集，暂存某处，并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待石条收集到一定数量时，于朝阳路上适当地点，仿照当年“石道”原样，复筑出一段，作为区的文物景点，供后人观赏，也正好与恢复通惠河沿岸和高碑店闸口历史景点的举措相呼应。
（8）颐和园六郎庄京西稻香贡皇家
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
颐和园东墙外的一个普通村庄，在对保护
颐和园区域完整性、水系保护以及景观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中，六郎庄也经历了城市发展变迁。六郎庄里曾经住过清朝大臣荣禄和张之洞，盛产“京西稻”，《粮食》等多部电影还在六郎庄里取景，如今，这些绵延的故事留下了很多无尽的回忆。
溯源
村名的来历，承载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六郎庄位于京西颐和园东南侧，明代称牛栏庄，据传因早年间有大户人家在此设牛栏养殖耕牛而得名。
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郎（粱）桥，又十里曰北海店（淀），其旁曰小南庄，曰八沟村，曰牛栏庄……”另有史料记载，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有官员向皇帝报告，西湖景以东的牛栏庄、华家屯、瓮山一带被洪水冲垮堤岸160丈。民间传说牛栏庄最初只有几户人家，水草茂盛，特别是柳树成荫，一派江南景象。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皇帝登瓮山（今万寿山）举目四望，刚好看见一汪湖水旁有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杨柳成行，风吹似波浪舞动，犹如江南水乡的诗意图画，于是龙颜大悦，赐名“柳浪庄”。
“六郎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务府总管赫奕的奏折上：“六郎庄真武庙配殿六间，和尚住房八间，用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在六郎庄修造园户住房三十间，用银一千两。”
民间传说，北宋时杨六郎征战中路过此地，于是人们仰慕他的英名，便将村子叫成了六郎庄，还将村内小狮子胡同口的石狮子附会为六郎的拴马桩。还有传说慈禧太后乘船沿长河由万寿寺到颐和园，当驶过绣漪桥时，见河东有一村，便问随行人员村庄名字。当得知叫“六郎庄”时顿感不悦，因“狼”与“羊”谐音，自己属羊，必不吉利，便将村名改成“吉祥庄”。当地百姓不满，仍称六郎庄，并流传至今。
典故
曾设官署“都察院”，车来轿往好热闹
六郎庄西北有条大后街，呈南北弧形走线，长约一里，街的北侧在清代曾设置过官署“都察院”。想当年，各道御史聚集在这里议事，车来轿往的好热闹。
何为“都察院”？说白了，就是古代国家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始于明洪武年间，清初仿明制，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设立都察院。
清朝入关后把全国划分为十五道监察区，都察院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分掌稽核各道的刑民案件等，并在京城设五城察院，分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一衙门，以巡城御史为长官，专查京城地方机构和官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削减了许多机构，而都察院却未在调整之列。
颐和园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驻跸之所后，为了上朝方便，就在颐和园东南部的六郎庄设立了都察院，各道御史们聚集在这里议事，并随时进颐和园禀报和听旨。海淀镇老虎洞曾居住过一位姓关的满族后裔，其祖父就曾在六郎庄的都察院当过差，但官职卑微，只是一般的办事员（普通公务员）。据他祖父回忆，都察院里的公务特别繁忙，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传旨，当差的官员就必须马上赶到园子里。当时这位办事员住在海淀镇，每天往返于海淀镇与六郎庄之间，赶上公务繁忙时就住在都察院里。一些官职卑微的官员没有专门的车轿伺候，大多住在海淀镇、苏州街、蓝靛厂，到六郎庄都察院当差时经常是凭两条腿行走，很是辛苦。
传说当年的都察院高大气派，一般人难以靠近。高官到此，有专门的车轿接送，还有官员骑马而来，很是威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都察院里一下子冷清了。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体制又一次发生较大变动，裁撤了吏部和都察院，设置在六郎庄的都察院也被裁撤，其房屋成了公房，此后失修，最后被废弃。
《海淀区古迹名录》中载有“六郎庄都察院遗址”简介，也说明六郎庄非同一般村落，而是清末中枢机关的驻地之一。
人物
六郎庄曾住过荣禄和张之洞
六郎庄有荣中堂胡同和张中堂胡同，其得名与曾在这里住过的两位清朝大臣有关。
中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起于北宋（另说起于唐代）。宋代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称宰相亦为中堂。明、清大学士亦沿用此称。荣中堂胡同位于六郎庄后街，因胡同中有荣禄别墅而得名。
1861年“辛酉政变”前后，荣禄被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驻跸颐和园，荣禄身为军机章京（大臣），为早朝之便，在六郎庄后街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别墅，有房屋数十间，其大门高大而气派，园内有楼台亭榭，广植花木。于是宅院所在后街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被称之“荣中堂胡同”。民国以来该宅院少有人居住，且无人修缮，逐渐荒废，今已无存。
张中堂胡同位于小狮子胡同附近，因胡同中有清末军机处章京张之洞的花园而得名。
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戊戌政变”后，慈禧在颐和园垂帘听政，张之洞身为军机大臣，随时要听慈禧召唤，处理朝中政务，故选六郎庄小狮子胡同修建宅园。该宅园大门向西，环境幽雅，厅堂抱厦，古亭游廊，花树假山，是一处退朝后休闲的舒适住所。此园民国时已废弃，只剩下东西一道院墙，十几年前尚有一些遗迹可寻，而今已无踪迹。
在六郎庄里还有一位大画家。六郎庄中部偏西北的小狮子胡同里，有一处四合院，中式的灰色门楼，十分古朴，而院落里十分幽静。这就是我国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田世光先生的故居，他以精湛的工笔花鸟绘画艺术而驰名中国画坛。他自称“柳浪庄人”，他的画中落款大多是“写于昆明湖畔柳浪庄上”。
田世光先生的故居是一座古老的庭院，两进院落，门口原有影壁和上马石，这里原是清末一个官员的房子，后辗转卖到田家手里。田世光先生于1999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安葬于香山南麓的金山陵园。
特产
玉泉山泉灌溉“京西稻”
早年间六郎庄有三宝：稻米、荸荠和莲藕，其中以京西稻最为著名，这与六郎庄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六郎庄因在玉泉山脚下，东有万泉河，西依长河、昆明湖，早年间泉水、河水、湖水极为丰沛，有“京西水乡”之称。几百年来享誉京城的“京西稻”就产在这里，它色泽光亮、透明、味道清香，粒粒如珠，入口劲道香甜，清代作为贡品入宫，有御用“贡米”之称。
据记载，京西稻的最初产地就是六郎庄。在《几暇格物编·御稻米》篇中，康熙皇帝记载了他的实践。他将南巡带回来的稻种试种在玉泉山下，这种在南方可以一亩收三四石的稻种，到了玉泉山下一亩只收了一石，这是京西稻的开始。后来，他到福建巡视，发现福建用鸡毛等做肥料能使“禾苗茂盛，亦得早熟”。康熙受此启发，回到北京后也依照此法，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稻田时用猪毛、鸡毛，果然早熟丰收，此后在京西一带推广。
当年六郎庄一带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据传仅“御稻田”就有360顷，皇家每天吃一顷。尤其是慈禧太后，对京西稻非常青睐，所碾制的稻米是她的御膳主食。
自清朝开始，京西稻一直是皇家贡米，平民百姓极少能享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特别是六郎庄一带所产的京西稻，粒饱籽大，光滑透明，蒸出来的米饭软硬适度，香味扑鼻，作为名优特产，一直是海淀人，特别是六郎庄人的骄傲。
三四十年前，每到金秋，长河两岸，稻浪滚滚，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稻田，与微风中舞动的杨柳，成为六郎庄一带最美的秋色。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水资源的匮乏，京西稻的种植受到严重威胁。因种植京西稻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且亩产量较低，所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0年，六郎庄的3000多亩稻田调整为林地，仅保留17亩稻田。此后在六郎庄村东稻田上又兴建一座40万平方米公园。曾经的“京西水乡”，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留给人们的只是对金色稻浪的记忆。
如今，老六郎庄人提起京西稻的话题，就会滔滔不绝。他们不仅流连独特的稻米口感，更多的是追忆祖辈人创造出的品牌和园艺式的栽培技术。
趣事
多部电影“外景地”，村民出演群众演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不少电影导演看好六郎庄一带的田园风景，纷纷到此拍摄电影，六郎庄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拍摄“外景地”。据不完全统计，电影《暴风骤雨》、《探亲记》、《早春二月》、《母女教师》、《祝福》、《南征北战》、《粮食》、《飞越天险》、《红雨》、《武林志》等十余部电影的一些镜头场景取自六郎庄及周边的景色。导演们之所以看好六郎庄，除了六郎庄的自然风景符合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外，还因为当时交通尚不发达，到外地拍摄不太方便，在北京周边就近取景，比较方便。
电影《粮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的一部黑白故事片，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康庄村”为了保护丰收的庄稼，与敌寇斗争的故事，其中著名“反派”演员安震江所饰演的“四和尚”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导演魏荣率多位北影演员在六郎庄拍摄场景，并请村里的十多位社员当群众演员。一位当年观看过拍摄电影的六郎庄村民说，演员中有葛存壮，说话特别幽默，拍摄间隙常与围观的村民闲聊，并询问六郎庄有什么特产，人很和气，一点也没有明星的架子。
电影《暴风骤雨》是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其中有处农村场景。1961年导演谢铁骊曾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部分演职人员到六郎庄拍摄部分场景，先后拍摄了好几天，还向村里借过大车（马车）和农具。
电影《红雨》是著名导演崔嵬1975年拍摄的一部彩色故事片，表现的是“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故事，其中的部分农村场景也是在六郎庄拍摄的。一位当年曾饰演过群众演员的六郎庄村民说，当时拍电影还是很新鲜的事情，围观的人很多。记得在村外拍摄社员们送红雨去参加赤脚医生训练班的镜头时，几位群众演员演了好几次才让导演满意。
寻访
隐藏在村中的烈士墓
一座英雄纪念碑，掩藏在砖瓦砾石堆后，周围全是拆迁后的建筑石堆。从熙熙攘攘的繁华街道中，拐入了曲曲折折的小巷，若不是有熟悉路径的人带领，更是难以找到它的踪迹。询问居住在附近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里还有纪念碑。是的，在六郎庄村里，还有一座烈士纪念碑。
穿过曲折的土路还有层层的石砾，在一处高约3米的石堆后方，我终于见到它的全貌，高约2米，宽约0.4米，正面上书“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大字右侧显示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四月”，左侧显示落款为“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大队贫协敬立”。
碑后的一段文字道出了由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七支队，在北京五塔寺战斗中，有数十名壮烈牺牲的战士，葬于六郎庄。为了怀念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特立碑以志。”碑的后方为棺冢，基部长约15米，宽约5米，均为大理石板铺就而成。有些石板已经开裂掉落，英雄碑底座也有裂缝。碑的右前方竖立的石块显示，纪念碑是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由海淀区文物局一九九二年九月立。海淀区民政局优抚科工作人员说，原先纪念碑是在一个院子里的，后来六郎庄开始了整体施工，院子就被拆除了。
在距离纪念碑约三百米外就是六郎庄小学，学校里响起了上课铃声，喧闹的校园一下子静了下来。离开时，我回望纪念碑，依旧默默地矗立在瓦砾和石堆的后面，一点一点隐去不见踪影。
（9）运河帆影(组图)
北京日报摄影师站在今潞城镇杨坨村附近河边面西拍摄。从天津运到的大批货物在此地卸船，用草帘盖着堆放在岸上，等待向北京城内转运。同时，这里也设有渡口，一艘挤满乘客的摆渡船正驶向码头。
1870年代大通桥运粮的情景。此片为玻璃底片，曾经有过修整，树的部分有笔触痕迹。
1900年大运河上运送美军装备的平底帆船。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用平底帆船搭载辎重，沿大运河向北京进发。詹姆斯·利卡尔顿摄
本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通州附近的大运河河面宽阔，河水漫散很浅，一艘货船满载货物正从天津方向驶往通州。因迎风行驶，故落下高帆，由数名船夫用篙撑进。
当年沿运河进入京城地界看到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大运河边的通州燃灯塔。费利茨·比托摄
通惠河上的摆渡船。
日前，中国35座城市联合申报的“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项目确定了首批申遗点段范围，明年将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大运河的北起点，北京是联合为大运河申遗的城市之一。
现在的大运河之于北京，早已没有了运输的意义，成了一条排水河道。绿树掩映、水波粼粼之中，大运河风景独具，而曾经“万舟骈集”的繁华胜景，只能在历史旧影中追忆。
众所周知，京杭大运河开凿于隋朝，运河最北端的涿郡就是现在的北京。不过，那时的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元定都大都，为了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元代的大运河可以直抵大都城，它的北起点是什刹海。江南漕粮可北至通州，再由坝河或通惠河运抵大都城中。自公元1293年，京杭大运河直通什刹海开始，至公元1432年，通惠河城区段停航，什刹海作为大运河漕运终点码头的历史共延续了139年。漫长岁月为什刹海遗留下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文物古迹。眼下，它们正在逐步被挖掘、修缮、利用。曾作为京杭大运河北方终点的什刹海，正在结合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启动大运河北端海潮庵、什刹海寺等文物建筑的腾退和保护利用。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之后，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建、扩建了北京城。因为筑起了高大的城墙，北京城内的水系不再通航，大运河的北起点就挪到了通惠河的大通桥（今东便门）。南方运来的漕粮到达通州后，一部分由通惠河继续走水路进城，另一部分则运到岸上，存放于京城和通州的漕仓之中。
清朝国力鼎盛时期，也是大运河最为繁华的时期。现在京城中仍在沿用的海运仓、北新仓等地名，就是当年为大运河漕运而建的漕仓。清中期有皇家粮仓13仓，其中城内7仓城外6仓，专供八旗三营和文武四品以下官俸禄米及军马豆料等。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万舟骈集”，场面极为壮观。
时人有诗云：运河遗迹何处寻，一支塔影认通州。据说当年的船工，一路沿运河运货载客非常辛苦，而只要远远看到夕阳下一座高大的塔影，就知道辛苦的旅程即将结束，通州就在前方。
正是在这一时期，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节团访华，他们乘船顺着运河到达通州。那时的通州是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写道：“……（通州）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表现出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商店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顺着大运河来到北京的马戛尔尼没能敲开中国的大门，觐见乾隆皇帝时还发生了要不要行叩拜大礼的争议。不久后，马戛尔尼使团被礼送出境。他们又顺着大运河离开北京，一路南下，最后从广州乘船返回了英国。
大运河在中国内陆贯通南北，清王朝也只专注、自满于广袤的内陆领土，对外闭关锁国。几十年之后，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破了“老大帝国”的门户。
清中后期，内政腐败，战火连绵，大运河连年失修，河道浅阻，难以通航，运抵通州的漕粮数目逐渐减少。而同一时期，铁路、公路运输飞快发展起来，大运河的航运功能越发式微。特别是京津铁路通车后，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北京段运河漕运功能彻底停止，昔日的繁盛景象已渐渐走进历史深处。文/宋雨菲
（10）溱潼陆陈行史话赵有才（姜堰）
陆陈行是指经营六种隔年生粮食、油料的商行。这六种粮食、油料，分别为：大麦、小麦、元麦、蚕豆、豌豆、菜子。
溱潼的陆陈行，早在清代以前就在市面上出现，不过行家不多，规模极小。到了清末民初逐步发展壮大。清光绪后期已有了十三家。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是溱潼粮油市场最辉煌的时期，商行逐步增多，最高达到八十三家之多，从业人员千人以上。
为了生存、发展、壮大，竞争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管理上重视制度建设，老板带头执行；重视粮油质量，拒绝滞货出售；重用能人员工，奖罚分明；重视商情收集，大的商行配备专职人员。对客户热情周到，把诚信二字奉为商行宗旨。有的商行为满足客户需要，改变了单打一的经营方式，兼营棉花、蛋品、鱼鲜，有的商行设立仓库，专为客户储存粮食，有的代客加工成品。
溱潼陆陈行的声誉越来越高，很多外地商户慕名而来，洽谈业务，如当时苏南的上海、无锡等城市，苏北的南通、盐城及周边乡镇的商户达到400余家，每天进出船只近千条，极盛时期出境的小麦每天有数千担之多。
粮食市场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金融业陆续创办，先后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实业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等七家登场。经营日用百货、棉布、乡土特产的商铺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开业，茶馆、酒楼、浴室更为兴旺，十多家酒楼，日夜客不空，五家浴室天天客满堂。“自来水厂”、“纱厂”、“电厂”、“油米厂”不断问世。此外“轮船公司”、“运输公司”等行业配套成立。还有一些低级行业，如烟馆、赌馆、妓院等更是畸形发展。此时的溱潼市场繁荣，消费日增，其生活方式，与发达的江南城市没有两样，故溱潼有“小上海”之称。
陆陈行以代客买卖粮油，收取佣金为主要经营方式。当时有上行与下行之分。为外地厂商代购所需的粮食、油料的称上行，民国三年起已开始形成，为乡下农民代销粮食的称下行，这是经营范围较小、规模不上档次的小本生意。前者从业者有二三十人不等，后者从业者二至三人，有的则是夫妻经营。陆陈行的佣金是有规定的，一般以成交额的10%计算，但不得超过10%。
为了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规范行规，统一粮油基本价格，制止竞争中的不良旧习，调解行业之间的纠纷，陆陈行于民国元年成立了“陆陈公所”，即“陆陈商会”，会长理事为行业中有声誉的人担任，如韩子舒是初期的会长，周仲篪、王伯青、李卫泉等人为理事。另聘了有能力的二人驻会，专职管理商会日常事务。地点设在现老年活动中心后。商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上行粮食出境时，按商会出具盖章的路条上的金额，收取1%的厘金(手续费)。
溱潼陆陈行有一项特殊的集体活动，即每年于农历六月廿四举办雷主会，雷主即雷公菩萨，相传他是管打雷的神。六月廿四是他的生日，为何要举办雷主会？一是经营粮食业务时，粮食常会散失，这是对神的不敬，雷主要响雷打头的，会时进香叩拜，望菩萨宽恕。二是检验各家的升、斗、斛、秤等量衡器是否准确，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禁止短斤少两、欺骗客户的行为。三是检查行规执行情况，公布新的行规。
民20年北平京师陆陈行商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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