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家境衰败的蒙古族家庭。父亲名景文,当时在日本人办的三井洋行当中文打字员。他接触到社会上一些新思潮,经常和朋友一起议论国事。后来,父亲因为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捐款而遭解雇,家境便更加艰难。
我是在北京第五高等学校读的高小。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到御医李秀生大夫家当学徒。每天除背诵艰涩难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外,还要干“扫天刮地儿、铺炕叠被儿、做饭做菜儿”的杂活儿。我不喜学医,十六岁便离开了李大夫家。此后的五年中我一直没有工作,便靠给商店画广告、设计包装挣钱养家。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了地质部新生代研究室做绘图员。除绘制大量古生物化石外,还为北京周口店猿人头骨复制着色,得到中外考古家的肯定。
为了谋生,我先后在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职,当过新华中学美术教员。一九四一年我又转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任画师,负责编审汉代石刻画像全集两部,并摹绘数百幅汉代石刻画。到一九五四年我转到中国美术研究所时,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计,我干过多种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艺术,坚持在剪纸和绘画方面做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想起来,这和我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母亲鲍氏善于刺绣,花样多是自己画的,配线鲜亮而雅致。有时衣服破了,她会依洞绣上一朵小花或一只昆虫。她还经常剪些窗花贴在窗户上,使贫困的生活添一番乐趣。她不但心灵手巧,而且非常和善,街坊来求花样,她总是乐于帮忙。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十二三岁也开始学着铰些花样。而到街头画速写及临摹古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两位舅舅和四姨都会书画,尤其四姨对我的影响极深。她的国画笔法简洁,内容高雅纯净,就像她的人品。她送我的《踏雪寻梅图》一直贴在我住室的隔扇墙上。我从事剪纸艺术的工具一把小剪子就是敬爱的四姨送的。
小时候,胡同西口有一户人家盖房,磨砖对缝的旧式楼房,画匠师徒在门道两边墙上和影壁上绘画古装仕女、楼台、山水的壁画。我每天就泡在那里看他们画画,从粉本落稿,到落墨着彩,最后到上油等各道工序,以及工具的使用等等,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幅壁画堪称民间美术的杰作。当时北京有瓷器作坊,我也常去那里看画师在瓷瓶素胎上画画儿,有时师傅也让我在上面画上几笔山水花鸟。
我还喜欢搜集烟盒里的“洋画儿”,如“顶球”、“翠鸟”、“老刀”、“小粉包”等各种牌子的香烟“洋画儿”。我还搜集各种年历,这些年历多采用中国式的立幅中堂、四条屏等,有《八仙过海》、《麻姑献寿》、《仙山琼阁》等工笔重彩画,下面是日历。有一四条屏的山水画,是上海名画家胡伯翔所画,色彩精美,法兼中西,清新可喜。我从这些年历画中也受到很大启发。
在我从艺的道路上,曾遇到过许多可敬的导师。上高小时,学校里一位人称“麻馆役”的工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他工作勤恳,心地善良,还画得一手好国画。我特别敬重他,常去看他作画。想不到后来他竟因经济窘迫而悬梁自尽了。他的死使我感到人生的艰难,激发了我奋斗、追求的勇气。
李野霈先生是我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李先生祖上是御医,家中藏有许多金石、文物、字画。由于他和我父亲交往甚深,对我也很疼爱,见我喜欢画画儿,就经常给我讲画史、画论,并拿出藏画让我临摹。民国十六年时故宫向公众开放,“双十节”时门票降半价,李先生就带我去观看故宫的藏画。在他的不断教诲下,经过努力,我在艺术鉴赏力和画技等方面大有提高。
十七岁时,经人介绍我加入了由陈师曾、金北楼发起创建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受到秦仲文、吴镜汀先生的指教,使我的中国画学习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
以老北京的市井风情为对象画街头速写,是受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也是受陈独秀号召的以平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以写实文学取代山林文学的“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我一边工作,一边从事剪纸、国画的学习创作,同时,开始在街头画速写,以此作为自己学习美术、认识人生的课堂。那时我不论是外出、上班或去画会,随身总带着画夹、剪刀。我出入于肮脏的贫民窟,也在热闹的庙会、集市上流连驻足,不管是天桥、厂甸的江湖艺人,还是各种作坊、店铺、沿街揽生意的小贩、手艺人;不管是挨门乞讨的“叫花子”,还是手托鸟笼百无聊赖的公子哥儿,都在我的笔下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我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速写方法来。如同摄影中的“偷拍”,即面部正对前方,而画的却是两眼余光所看到的侧面的人物,以免惊动我的“模特儿”。我还不得不“追拍”,就是在人家背后边走边追随作画。由于所画人物是在动态之中,所以来不及看清的细节便大胆舍弃,而把最能反映人物造型及特征的线条捕捉过来,眼到手到,迅即画到本子上。这样,我画的速写人物许多是背影,有的虽是正面,但五官面目一带而过,线条游动曲折。然而,这些不肯定的形象中却包含着十分肯定的内容。
我有长年记日记的习惯,而那些三十年代前后的街头速写,也如日记一般,每当翻看时都会引起我长久的回忆,那些早已如烟云般的芸芸众生又悠然飘现在我的眼前。
先说说穷人,他们包括“叫街的”、“要小钱儿的”、“捡煤核儿的”、“缝穷的”等等,这都是我从小在家门口看惯了的。我同情他们,但没法常接济他们,只能用画笔记录他们愁苦的身影。《捡煤核儿的》画的是胡同东口外老钱局的景象,那些穷孩子没钱上学,却要把捡来的煤核儿换几大枚钱帮衬家里。
《叫街的》这幅速写,画的是乞讨的妇女以双膝跪在地上“行走”,口里喊着:“修好的老爷太太!有那剩饭赏我点儿吃罢!老爷太太修好啊!”好不凄惨!在白纸坊画《晒豆纸》时,毒热的太阳,令人作呕的气味,使人无不避而远之,我从他们身上体味到劳动者的艰辛。
耍手艺的和做小买卖儿的,他们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抄着手在风寒中大声叫卖吆喝,招揽生意。我起早到“鬼市”上去画那些卖旧家什的地摊,去“人市”画那些等待雇主的手艺人,去“粥厂”画那些饥饿难耐的老人和妇孺,他们一样贫穷,困苦!
我画的表现民俗的速写,有厂甸和东西庙会(隆福寺和护国寺)、天桥的杂耍等,妙峰山进香等几幅面的是每年阴历“三月三”王母娘娘生日,北京的各行会的盛事。他们担着各种行头,穿着有标识的衣褂,沿路边走边扭着“地秧歌”(俗称“过会”),向城外走去,沿途要行些好事。到达妙峰山后,要在金顶碧霞元君祠内向王母娘娘祈祷百业兴旺。
我画的时事题材《放下你的鞭子》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崔嵬和张瑞芳等在小汤山演出街头剧的情景。我又画了《肉的长城》以表达全民抗日的激情,刊登在《晨报画刊》上。
在探索剪纸艺术的道路上,我始终努力与社会的脉搏同步,一方面以街头速写为素材,创作了一批表现北京民俗的剪纸作品,同时用民间的窗花、挂笺等剪纸形式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具有造型艺术特点的作品,如:《百鸟朝凤》、《睡莲》、《四世同堂》等。同时在各种赈灾义卖,画会同仁、单位同事,年轻人婚嫁等活动中利用剪纸为社会服务。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义卖,我的剪纸《跑旱船》被梅兰芳先生认购。一九五六年到南口参加绿化,挖坑担水之余我为数十位参加绿化的同志剪影。一九五八年我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推独轮车往大坝上运石子,在工地上为数十位劳动模范剪影,其中不少作品发表在《工地快报》和当时的《北京晚报》上,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影像。他们中有百货大楼营业员、工人、教员、新华书店的店员、琉璃厂古玩书画店的学徒等。我在一九四九年春创作的剪影作品《欢庆北平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的《送公粮》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一九五○年,徐悲鸿先生撰文介绍我的以老北京民俗为题材的剪影作品。几十年来,我先后被聘为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顾问,并参加了全国剪纸年会、全国民间美术研讨会,发表了有关剪纸的论文,并和各地剪纸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九八四年,北京电视台以我的剪纸为题材拍摄了《老北京风情》的专题片,成为北京民俗的史料。
我的旧京速写及剪影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但当时都城还有一个我无法记录的场景,那就是每天充满都城上空的交响乐。每当晨曦打破一夜的沉寂,各家院落里的炊烟便陆续飘过低矮的房檐,弥漫到整个街巷。枣树上的喜鹊和家雀刚刚还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这时也被喧嚣的人声所代替,天终于大亮了。孩子们背上书包,拿着当早点的窝头去上学。接着,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中传来卖吃食的各种叫卖声,上午是卖菜的、卖鱼的,跟着瞎子卖唱的笛声、胡琴声,锢漏锅的丁当声,夹杂着闲暇人家的西皮二簧与空中群鸽悦耳的葫芦声,无不给人以某种期盼。中午前后要饭叫街的、卖黄土的喊声,水车的吱妞声中,又传来卖水萝卜的、卖小吃儿的叫卖声和“打鼓儿的”嗒嗒的鼓声。入夜,昏暗的路灯映出挑挑儿的身影,风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吆喝声,一直延续到深夜。这音响虽悲楚,但韵律和谐,至今难以忘怀!本书对我的作品选配了相应的竹枝词,使人能生动地回顾往事,回忆起已经逝去的场景,我的心好比回到了六七十年前,无限感慨,禁不住吆喝上几句:“卤煮哎!炸豆腐!炸丸子开锅!”
如今,已经很难看到那时遗留的痕迹了。
今天我已是九十岁的人了。回想起我的艺术历程,我深切地感到,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五行八作的众生,触发了我心中的艺术种子;或者也可以说,是“老北京”造就了我的艺术。在此,对编辑及各界读者表示感谢的同时也表示一下我自己的心愿:将我的全部作品,包括山水画、漫画、速写、汉画像及剪纸作品,全部奉献给“老北京”。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到启发,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
二○○二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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