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热海研究野间宏时，每个月都去市图书馆借书还书，有空也在阅览室里坐坐，翻翻闲书。有一次，偶然看到阿部精一的一篇文章《长谷川先生在北京警务学堂》，说清末庆亲王奕劻委托日本人川岛浪速在北京分司厅胡同创办了一所警务学堂，长谷川辰之助曾在该校任职。当时，阿部精一是他的助手，曾怀疑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教授是否能胜任这繁琐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事实证明，他有非凡的领导才能，把一个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的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文章中还说，长谷川辰之助是美食家，经常从天津弄回一些新鲜鱼虾，与擅于烹调的同事一起大快朵颐；他喜爱小动物，家里收养了好几只流浪猫；他视野广阔、能言善辩、幽默风趣、精明强干，深受同仁爱戴。奇怪的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作家，却绝口不谈文学，一个字都不说，仿佛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存在过文学一样。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一是因为我不知道长谷川辰之助，即日本文豪二叶亭四迷，曾在北京工作过；二是他工作的地点分司厅胡同，离我家不远，步行也就五六分钟。
二叶亭四迷，1864年生于江户，从小学习汉学，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把“俯仰无愧于天地”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其父原为封建领主家臣，明治维新后做过地方小吏，仕途失意后回到东京。父亲希望他进入官场，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但他对做官了无兴趣，却醉心文学，甚至中途退学，整日躲在库房中读书，为此父子冲突不断。他性格倔强、特立独行、为所欲为，比如一般人取笔名时，都要选些吉利、响亮、寓意深远的词语，但他却用日语“死掉算了”的谐音——“二叶亭四迷”作为笔名。他曾对友人说：“我家老爷子非常讨厌无聊文人，气呼呼地对我说，像你小子这个样子，不如死掉算了！他这样骂，如同宣告断绝父子关系，这使我心如刀绞，老想着这句话，索性用它当了笔名。”
他幼年时，正好赶上沙俄向亚洲扩张，引起日本朝野震惊，在爱国激情的支配下，他立志当一名军人。但他三次报考士官学校，均因视力不合格而名落孙山。他认为对付俄国，首先得要了解俄国，俄语是必须掌握的工具，于是便到东京外语学校学习俄语。但在学习中，他碰上一位喜爱文学的俄国老师，老师将他带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殿堂。他贪婪地阅读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著作，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思想的洗礼，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了深刻的理解，从而为他后来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886年，他发表了《小说总论》，针对日本文坛占主导地位的娱乐文学与单纯摹写现实的创作方法提出质疑，系统阐述了小说应该透过现象反映本质，从而成为认识真理的工具等主张，批判了仅仅注重形式的所谓写实论及流于肤浅的游戏文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887年，他发表了用新颖的言文一致的文体写出的日本近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浮云》。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在腐败、半封建的明治官僚政府专制下，一个平凡而善良的对现实持有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蹂躏，以及他既找不到变革现实的方向，又不屑向现实妥协的迟疑、苦闷、怅惘、愤懑、焦躁、动摇、不安的复杂心情。《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的里程碑，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创作的同时，他也向日本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幽会》（《猎人笔记》中的一篇）和《邂逅》（即《三个会面》）、《单相思》（即《阿霞》）、《浮萍》（即《罗亭》）以及果戈里、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用清新的日本现代口语，巧妙地传达了原作的风貌，深受欢迎。他的创作和翻译，开“言文一致”之先河，对日本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和日本现代白话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浮云》发表后，虽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好评，但人们尚未从时代意义上来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二叶亭四迷对充斥日本文坛中的对人生豪无积极意义的作品强烈不满，激愤地说：“文学不是大丈夫终生的事业。”此后，他中断写作二十年，当过内阁官报局翻译、陆军大学语文教师、海军大学俄语教授、外国语学校俄语教授。1901年5月2日，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到德永商店哈尔滨分店当顾问。一个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的教授，竟然屈就商店顾问，这近于疯狂的举动无人理解。但他认为沙俄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的心腹大患，必须振兴日本在华实业，才能与俄国对抗。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他别妇抛雏，单身赴任，但到实地一看，不仅事与愿违，而且处处碰壁，寸步难行，他心情沮丧，苦闷彷徨，为排解烦恼，到旅顺、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旅行，1902年10月8日，他在北京拜访了外国语学校时的校友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1865-1948），日本长野县松本人，1882年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中文，1886年来到中国，在东北、上海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甲午战争时他任翻译，随日军入侵山东、台湾，1900年随日军开赴天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设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川岛被任命为日本辖区军政事务官——军警相兼的职务。川岛认为应该由清廷来维护治安，向日军侵华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建议成立京师警备学堂，从日军文武官员中选拔教官，培养巡警，在日本辖区维持治安。1901年6月，侵华日军向清廷归还民政管辖权，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川岛人才难得，聘其为清廷设立的北京警务学堂学监（相当于校长），总理学堂的一切事务。
由于川岛与二叶亭四迷在对俄国的问题上完全一致，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随即二叶亭四迷便被任命为警务学堂提调（相当于秘书长，统管总务、财务、对外联系事宜），月薪250块银洋。
二叶亭四迷在北京警务学堂任职期间，得到川岛的信任、重用和支持，他的多方面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虽然时间短暂，但却可以说，这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光。他踌躇满志，不遗余力，辅佐川岛，以报知遇之恩：与那些出身官吏、宪兵、警察、汉学家、法学家、中国通的教习们和睦相处，用其所长；整顿财务，节流开源，为职员增加工资，为学校添加设备，在职仅九个月，不但扭转亏空，且结余经费两千多元；开设研究科，筹备建立宪兵科、消防科，为建立完整的警察体系打下基础；计划成立教育满清贵族子弟的华胄学校；研究日清、日俄关系和时局形势，为日本外交献计献策……
本来，他是想长期干下去的，不仅雇佣老师来专门教他汉语，还通过好友坪内逍遥购买了一批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潜心钻研。但好景不长，由于二叶亭四迷与川岛的教养气质不同，处理具体问题的分歧逐渐显现，后来在校内甚至分成了学监派和提调派，尖锐对立。1903年5月10日，二叶亭四迷在给坪内逍遥的信中说：“这出乎意料的事态使我大惑不解，而川岛与我们孰是孰非仍然不得而知。反对派提的意见不得不承认有一定道理，很多时候我介于川岛与反对派之间，进退两难。出于旧友的情谊多次给他忠告，但他却无动于衷，真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令人绝望。”1903年7月18日，他正式辞职，7月21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塘沽，后乘船回国。1908年，他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到沙俄首都彼得堡，1909年因病回国，死于船上。
二叶亭四迷当年生活工作的分司厅胡同，在安定门内大街路西，方家胡同对面。胡同东口有块牌子介绍分司厅胡同的历史，简介中，没有提到警务学堂，但根据有关资料和日本人的回忆录，当年中国的第一个警察学校确实诞生在这里。我也询问过多位在胡同里晒太阳聊天的老人，也曾到安定门街道办事处、小经厂胡同的分司厅居委会打听，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有个警务学堂。
我想，一个每次能招收四百名学员的学堂，应该有教研室、教室、宿舍、食堂、操场等，规模肯定小不了，从目前胡同里的机关单位来看，北京国际职业学校（原分司厅中学），还有与之仅一墙之隔的分司厅小学，是否就是当年的警务学堂？而分司厅幼儿园，是否就是川岛浪速、二叶亭四迷等十七名日本教职员工的公馆？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暮霭中，我默默地伫立在胡同口，仿佛看见二叶亭四迷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拄着文明棍，闷闷不乐地迎面走来。他是为自己殖民主义幻梦的破碎而郁郁不乐，还是因川岛的冷漠无情而气愤？不得而知。从1902年10月至1903年7月，他在分司厅胡同共住了十个月，写了《游外纪行》、《光绪廿九年二月中记事》等文章。
岁月匆匆，一百多年过去了，已经没人说得清北京警务学堂——这个中国最早的警察学校的遗址，只有胡同口的那几棵苍劲肃穆的古愧，在微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好像历经沧桑的老人，回首当年，感叹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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