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已故老报人 徐铸成先生《旧闻杂忆》,兹将其中讲的一段故事抄录如下:
有一天,张(按指国民党元老张继)到清华去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不分青红皂白,大放厥词,大意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造就出一个有用的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个是从清华毕业出来的?”当时,台下的学生听了个个怒火万丈。张讲完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因为他的姓名和张静江相同,所以我迄今记得---原按)接着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的?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他接着列举了科学、技术、工程、建筑各方面杰出知名人士的一大串名单,然后说:“就连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这一番话,立刻爆起雷鸣般的掌声,真是“经久不息”。把张继“鼓”得两脸通红。
此故事发生于80年前。如今则是八十年河东八十年河西,清华学子冠盖云集,闹得北大竟以“北大荒”自嘲。
这里所说的官,大抵指部长以上的高官。学子出仕首先要留京办事,也就是闹个京官当,才可能熬到这一步。从来都把中央系统的官称作京官,但宋代以不预常朝,职务较轻之官为京官,真正体现出京官京味的,还应该是明清以降,皇上坐镇紫禁城之后。历来都说京官难当,这首先大约因为辇毂之下,伴君如伴虎,一言不合犯了龙颜,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明代有一等“廷杖”之刑,专为朝中大臣预备的。朝中的京官动不动就给押到午门下边——现在游故宫买门票的地方,把裤子扒了,锦衣卫喝道“打”,继之“着实打”,然后“用心打”;京官的屁股也是肉长的,能和棒子PK吗?正德皇帝总惦着游龙戏凤,朝臣们便上谏阻止,皇上一怒之下,下旨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结果死者十一人。嘉靖皇帝由外藩亲王入继皇位,却要把生父追封为皇帝,朝臣们认为于礼法不合,于是“聚哭左顺门”;嘉靖大怒,“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京官难当的再一个原因是朝中规矩多,讲究礼节,失礼必究,不管你官大官小。据说曾国荃第一天到礼部尚书任上,某司员上堂呈稿。按惯例下级官员因公上堂呈稿,长官必须起立。而曾不懂此规矩,仗着自己官大,未曾站起,那呈稿的下级官员不冲着曾国荃说话,却斥责一旁伺候的茶房说:“你做这么久的茶房,见过的堂官不少了,哪有司员呈稿堂官不站起来的?曾大人是第一次作京官,不知道规矩,你怎么不先回明?”曾闻言大惊,赶紧站起来再三作揖谢过。
而京官难当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太清苦。都知道外放官员油水大,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京官的正俸未必低于外官,不过谁都明白,为官者收入的大头是在外快上,而在这方面,京官比外官就差多了。正因为此,清朝全盛时还对京官实行过双俸制度,即规定的俸禄之外京官另加俸米,如文官一品正俸(年俸)为180两银,京官外加俸米180斛,以弥补京官外快之不足。以后朝廷越来越穷,京官的双俸也就无力支付了。可京官自有京官的谱,花销却不低于外官。那时京官的房子和车马可不是公家分配,一个小小的七品御使,年俸45两白银,而他的三进四合院的住宅加上专用骡车,以及每天必不可少的饭局,一年下来,总得千八百两,他就不能不量入为出了。清末民初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载: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但是就有不坐轿而坐车者,因为坐轿要养轿夫,还要有车马在后边跟着,一年下来至少八百金;而坐车一年所费,至多不过四百金。若以今之标准,不是坐“奥迪”还是“桑塔纳”之别,而是坐轿车与坐三轮车之别,可见京官之窘状。
尽管如此,想当京官的照样大有人在,否则谁还给皇上去当差?比起外官来,京官无论如何在朝廷中门路更精,人头更熟;外官需在朝中通融缓颊之事,免不了走京官的门路。所以外官对京官例有“调剂”和孝敬。即外官不领本身俸禄,将这笔钱以“冰炭钱”的名义赠送给本省在京任职的京官,不论官职高低,只要是从本省出来的京官人人有份。另外,外官对于京官,同级的要“意思意思”,下级求上级要“孝敬一下”。未必非得有了什么事情临时抱佛脚,平日间通过经济往来形成一种个人的固定关系,外官图个朝中有人好作官,京官则不但有了外援,外快也跟着有了。京官的另一个好处是有闲,“官不理事”为京官一大特点。原因是京官既出自读八股文的学子,对政务自然不大看得上,这也不要紧,衙门中理事的自有幕友、幕僚、书吏之辈,故史家有“清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京官上衙门不过是每天点个卯,甚而至于是初一、十五点卯,剩下的时间就以公关为主了。
所以说京官难当也想当,穷也罢,难也罢,只要当上京官,照样奔走于柳陌花堤,侑酒留客,鏖战方城。到清朝末年,国库银子让外国人掏得差不多了,可那会当京官的,照样闷头发大财。《客坐偶谈》载:“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一场甲午战争,国家穷了,京官阔了。《清裨类钞》中的一首打油诗对清末京官描绘得最传神:“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完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袁世凯执政,开始时京官无论大小一律月俸六十元,大大超出前清官俸。以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进一步大增行政经费,于是京官们又肥马轻裘,频频出入八大胡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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