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已故老报人 徐铸成先生《旧闻杂忆》，兹将其中讲的一段故事抄录如下：
有一天，张（按指国民党元老张继）到清华去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不分青红皂白，大放厥词，大意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造就出一个有用的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个是从清华毕业出来的？”当时，台下的学生听了个个怒火万丈。张讲完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因为他的姓名和张静江相同，所以我迄今记得---原按）接着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的？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他接着列举了科学、技术、工程、建筑各方面杰出知名人士的一大串名单，然后说：“就连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这一番话，立刻爆起雷鸣般的掌声，真是“经久不息”。把张继“鼓”得两脸通红。
此故事发生于80年前。如今则是八十年河东八十年河西，清华学子冠盖云集，闹得北大竟以“北大荒”自嘲。
这里所说的官，大抵指部长以上的高官。学子出仕首先要留京办事，也就是闹个京官当，才可能熬到这一步。从来都把中央系统的官称作京官，但宋代以不预常朝，职务较轻之官为京官，真正体现出京官京味的，还应该是明清以降，皇上坐镇紫禁城之后。历来都说京官难当，这首先大约因为辇毂之下，伴君如伴虎，一言不合犯了龙颜，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明代有一等“廷杖”之刑，专为朝中大臣预备的。朝中的京官动不动就给押到午门下边——现在游故宫买门票的地方，把裤子扒了，锦衣卫喝道“打”，继之“着实打”，然后“用心打”；京官的屁股也是肉长的，能和棒子PK吗？正德皇帝总惦着游龙戏凤，朝臣们便上谏阻止，皇上一怒之下，下旨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结果死者十一人。嘉靖皇帝由外藩亲王入继皇位，却要把生父追封为皇帝，朝臣们认为于礼法不合，于是“聚哭左顺门”；嘉靖大怒，“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京官难当的再一个原因是朝中规矩多，讲究礼节，失礼必究，不管你官大官小。据说曾国荃第一天到礼部尚书任上，某司员上堂呈稿。按惯例下级官员因公上堂呈稿，长官必须起立。而曾不懂此规矩，仗着自己官大，未曾站起，那呈稿的下级官员不冲着曾国荃说话，却斥责一旁伺候的茶房说：“你做这么久的茶房，见过的堂官不少了，哪有司员呈稿堂官不站起来的？曾大人是第一次作京官，不知道规矩，你怎么不先回明？”曾闻言大惊，赶紧站起来再三作揖谢过。
而京官难当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太清苦。都知道外放官员油水大，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京官的正俸未必低于外官，不过谁都明白，为官者收入的大头是在外快上，而在这方面，京官比外官就差多了。正因为此，清朝全盛时还对京官实行过双俸制度，即规定的俸禄之外京官另加俸米，如文官一品正俸（年俸）为１８０两银，京官外加俸米１８０斛，以弥补京官外快之不足。以后朝廷越来越穷，京官的双俸也就无力支付了。可京官自有京官的谱，花销却不低于外官。那时京官的房子和车马可不是公家分配，一个小小的七品御使，年俸４５两白银，而他的三进四合院的住宅加上专用骡车，以及每天必不可少的饭局，一年下来，总得千八百两，他就不能不量入为出了。清末民初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载：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但是就有不坐轿而坐车者，因为坐轿要养轿夫，还要有车马在后边跟着，一年下来至少八百金；而坐车一年所费，至多不过四百金。若以今之标准，不是坐“奥迪”还是“桑塔纳”之别，而是坐轿车与坐三轮车之别，可见京官之窘状。
尽管如此，想当京官的照样大有人在，否则谁还给皇上去当差？比起外官来，京官无论如何在朝廷中门路更精，人头更熟；外官需在朝中通融缓颊之事，免不了走京官的门路。所以外官对京官例有“调剂”和孝敬。即外官不领本身俸禄，将这笔钱以“冰炭钱”的名义赠送给本省在京任职的京官，不论官职高低，只要是从本省出来的京官人人有份。另外，外官对于京官，同级的要“意思意思”，下级求上级要“孝敬一下”。未必非得有了什么事情临时抱佛脚，平日间通过经济往来形成一种个人的固定关系，外官图个朝中有人好作官，京官则不但有了外援，外快也跟着有了。京官的另一个好处是有闲，“官不理事”为京官一大特点。原因是京官既出自读八股文的学子，对政务自然不大看得上，这也不要紧，衙门中理事的自有幕友、幕僚、书吏之辈，故史家有“清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京官上衙门不过是每天点个卯，甚而至于是初一、十五点卯，剩下的时间就以公关为主了。
所以说京官难当也想当，穷也罢，难也罢，只要当上京官，照样奔走于柳陌花堤，侑酒留客，鏖战方城。到清朝末年，国库银子让外国人掏得差不多了，可那会当京官的，照样闷头发大财。《客坐偶谈》载：“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一场甲午战争，国家穷了，京官阔了。《清裨类钞》中的一首打油诗对清末京官描绘得最传神：“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完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袁世凯执政，开始时京官无论大小一律月俸六十元，大大超出前清官俸。以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进一步大增行政经费，于是京官们又肥马轻裘，频频出入八大胡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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