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寓”这个称谓当今没有多少人知道啦！百年前的“私寓”应是京城较高雅情业会所，经营者多是梨园行人士，从业者则是称之为“相姑”的少年优童。近百年来的京剧男旦名家们多避开此话题，可见有关私寓内情在史实上却有难言之隐……
“私寓”原区别于“公寓”，“公寓”这个词儿大家当然不陌生。那么当时“公寓”的称谓是针对谁呢？这是指徽班戏曲艺人进京后下榻的集体宿舍，地点多在前门外韩家潭（韩家胡同）附近，这是乾隆末年的事情。
进京唱戏的南籍伶人多演昆腔夹杂徽调、吹腔，初到京城自然是没有资格与赶考举子们住同乡会馆，只能住在这里艺人们聚居的“公寓”中。清·乾隆年间，京城对公寓还有个对比称谓，叫“大下处”。原因是那种经营色情行业的地方称之为“下处”，为了避开应局的活动场所才加上一个“大”字。在《红楼梦》里还有一段描写薛蟠爱上柳湘莲的故事，湘莲假意约他到自己的“下处”相会，这里用的就是这个称谓。针对“下处”还有一个比较贬义的称谓就是“堂子”，这与经营娼妓行业的会所称之为“窑子”的名分有些等同。因承应此种行业的招牌以“堂”命名，必须是三个字的排列，但文雅程度却能感觉如某文人家中的堂号，内中含义多是略带别致之春色，如景和堂、胜春堂、岫云堂、云和堂、绮春堂等。
经营“私寓”的环境古雅，其舒适程度远比内城宅门儿还要悠哉。这是因为府邸宅门儿的家风严谨，对生活的格调与精致修为极端严肃。因此，私寓的外部环境既符合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习惯，还具有人群生活中的有别一格的另一番情趣。至于对“堂子”的称谓描述从《清稗类钞》中可窥一斑：
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看此种“堂子”好似今日某高级会所之状态，而经营此种娈童生意者又绝非是平庸优伶之辈，在礼仪文化以及艺术造诣上远远超越当时的娼妓行院。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假女人的艺术化表演决然不同，与世界知名的泰国“人妖”旅游演出大相径庭。
“私寓”的别号还称之为“私房”或“私坊”，入民国后有些从私寓中起家的京剧名旦很忌讳这段历史，所以在刊登当时的合影照片时把“私坊”改称为“教坊”，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私寓入籍的学徒多是梨园世家子弟，从师学艺后自然心领神会的如何侍奉老爷们。嫖客虽是好男风却在梨园行中有个贬义称谓，至今仍在当代京剧界术语中沿用，这便是流行已久的“老斗”。这里的“斗”字要念上声，原是指不会唱戏专门捧旦角的粉丝，因此便对不会表演的演员亦用“老斗”的术语来讽刺。
承应有佳的学徒们可称为“歌郎”，大凡被“老斗”看上的“歌郎”就好似嫁给他一样享用，如果有他人欣赏还要争风吃醋的比阔气。
《清稗类钞》中这样描写老斗对待歌郎：“老斗之饭于下处也，曰摆饭。则肆筵设席，珍错杂陈，贤主嘉宾，即醉且饱。一席之费，辄数十金，更益以庖人、仆从之犒赏，殊为不赀。非富有多金者，虽屡为伶听嬲，不一应也……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摆饭。主宾入门，伶之仆奉红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于席费犒金外，必更以多金为伶寿。簉座之客，且赠贺仪，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歌郎”作为最佳褒奖的称谓是名正言顺的，而那些老斗们对歌郎还有个更加暧昧的名字——“小友”，这也是文人经常对小孩的客套称谓，但在堂子里能够获得这个尊称委实不易，说明这个歌郎就基本可以有依靠啦。歌郎们还有个比较中性的名字叫“相公”，这是沿用明代以来对少爷公子的称谓，但后来针对京城上流社会好男风的习惯则贬义称为“相姑”或“像姑”。
侑酒是相姑堂子中的最佳营业方式，老斗们要提前预定某位歌郎为主奉，再招呼几个相互侍奉，一般在私寓的堂子中举行比较随意窥色。如果到大饭庄侑酒就要铺张摆谱儿，另有一番不同於妓女侑酒的礼仪，老斗钦点某位歌郎侍奉称之为“叫条子”，那种行为规范我们今天根本想象不到是什么色情服务。“叫条子”的术语就是从私寓堂子中传承，后来的娼妓行业亦是沿用此称谓。
《清稗类钞》中曾经这样描写老斗叫条子的风俗：“老斗与伶相识，若以数数叫条子矣，则必喝酒于其家。或为诗以纪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拿纸片者，老斗至下处，即书笺，召其他下处之伶以侑酒也。点灯笼者，酒阑归去时之情景也?
通常此种侑酒还称作“打茶围”或“打茶会”，虽说是“茶”但多半是“酒”。在相姑堂子里的侑酒并不是为了吃喝，多是以比较简单的糖果、冷荤佐酒，最多不过是上个“盒子菜”。这是与堂子不开火的习惯有关，据说经营男色情行业的人们最拍“明火”，因此从来不在私寓堂子请厨子烧菜做饭，至多不过由老斗出资到饭庄子简单的叫几个菜。《清稗类钞》中对侑酒有这么一段描写：“老斗饮于下处曰喝酒。酒可恣饮，无热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酒罢，啜双弓米以充饥。光绪中叶，酒资当十钱四十缗，赏资十八缗，凡五十八缗耳。其后银价低，易以银五两。银币盛行，又易五金为七圆或八圆，数倍增矣，然犹有清益者。”
众所周知京城前门外八大胡同是旧日的红灯区，但在1900年以前却是相姑堂子的兴盛之处。可以说这里是先有好男风的相姑堂子，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才逐渐被妓馆继承，此说不但有经历者的回忆还有不少文典可查，民国初年的文人陈墨香、齐如山等以亲身经历曾著有文字。其实明清帝制时代北京的妓馆一直受到及其严格的限制，并不是如清末民初那样风靡京城，所谓八大胡同的灯红酒绿的花界开放是北洋执政时期。而文雅的歌郎们使官员士大们大解肉欲的时代则是在先，这与政界的修养程度以及文化程度有极大关联。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这就是晚清以来京城梨园行的顺口溜，表明这里就是依靠唱戏开设相姑堂子起家的聚居区。四大徽班的三庆班进京最先住在韩家潭，而后的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也是在周边的百顺胡同和陕西巷、李铁拐斜街等几条大胡同中，这是距离前门外戏园商业区较劲的缘故，而且这里开设相姑堂子由来已久。晚明时期昆曲男旦兼营色情业的相姑是最高规格，其它从事相姑业的还有唱俚词的流行歌手，在说唱艺人中以及理发行业的梳头匠、洗浴搓澡的小厮中亦不乏其人。
康熙年间，有个风月无边的李笠翁曾在韩家潭居住，他还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著名的芥子园。他的《闲情偶记》不过是偶记尔，其实他就是个经营情色生意的老在行，与自领家班中的优伶有多少情色关系姑且不言，只在《李笠翁十种曲》中便可嗅得屡屡风骚，看那部《怜香伴》传奇中妻妾女同性爱恋的故事呈现在舞台，更可谓是奇中之奇啦！在此还有他自撰的一幅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下联是：流莺比邻。如今这“老骥伏枥”仍在常用，而“流莺”之意却有一丝龙阳之兴……
目前，公开认定的八大胡同是指前门外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寡妇斜街（王广福斜街）、猪毛胡同（朱家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大力胡同）等，其实樱桃斜街周边的几胡同也在这个范围中。
道光八年刊印《金台残泪记》中记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
这其中的“粉坊街”就是位于虎坊桥的“粉房琉璃街”，而“北顺胡同”则是“百顺胡同”，“广福斜街”则是今“王广福斜街”。而后的一段形容可见当时这个老斗对青春年少时的无限眷恋，也可以当做一段相姑堂子最红火时代的文字介绍。
齐如山先生也在回忆中说后来的妓院是在相姑堂子之后发展起来的：“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
相姑行业是因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明代，跟男演女的昆曲旦角以及豢养优伶成风，再与官员等不得狎妓的禁令等息息相关。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在《梦华琐簿》中是这样描写歌郎们如何演戏的：“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即嫖客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大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虽然此段对老斗们以及歌郎们有些风气上的批评，但可见“站条子”的传统习惯由来已久。这种站台的程式化要求在金元时代的勾栏中就曾出现，不过那时都是以姿色取悦于人的女伶表演。此种站台在旧京梨园行中称之为“站堂”，相姑们多数在心理上希望被有大钱的老斗选中，他们还会觉得是自己生意上的荣幸，堂子的老板以及班主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而后，相姑因有人捧就会发迹成为艺术明星，在此基础上还会有更大的老斗摆阔攀比，而明星既然造就何愁日后没有金银享受。可见，旧时听戏捧角与当今欣赏偶像型演员一样，大凡是粉丝必定要花钱，不过是色艺双全的欣赏习惯，在当今看来也应属情理之中。
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穆儒丐先生这样描述：“当日北京花界，实无今日之盛。席面上的应酬，全赖像姑活动，写张条子，一招即至，佐酒侑觞，备极旖旎，然不能久坐，旋即他往。像姑每出，必随健仆一，手握山胡桃，稜稜作响。像姑入席，健仆鹄立室外，时间长短，一听仆命。仆以为时至，则故使胡桃发声，像姑闻其声，立即起席。”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相姑作为偶像型演员被叫条子侑酒有很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亦是艺术化的色情生意经罢了。如果能够到堂子里成为熟客还需老斗们要努力投资，而那种花酒就不是一般的听戏小花销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繁衍子嗣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以儒家教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支点，几乎没有一个相姑不结婚生子的。这与当今社会里的同性恋现象有所不同。此行业既能养家又能从事艺术，他们在文化上也并没有什么自卑心理。
现在很多人把相姑与男妓或鸭子并论，其实在营业方式以及文化情结上还是有些出入。首先，这一行绝对不会对女性开设业务服务，另外也不会与素不相识的老斗进行营业生意。培养相姑要从年龄上有界定，一般是招收十一二岁小男孩立下关书契约，入籍后就要由师父监护一切。一般待到年满十八岁或生理发育完全时，就要脱籍成婚去经营长久职业了。因是学唱戏的旦角出身，自然是轻车熟路。还有就要改唱适合自己的家门行当，实在没有天赋的就做跟包或检场、衣箱等差事，另外还可以学习文武场面做演奏员。早年，有些京剧名艺人的名字与表演行当极不相符，大概多是自幼在相姑堂子学艺的缘故，如汪桂芬也是相姑堂子侑酒歌郎出身，脱籍后唱老生仍沿用“桂芬”这个富有女性含义的名讳，如此范例不胜枚举……
清末，因多种宗教并存於京城，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上流人士众多，于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此种经营几百年的色情业务一落千丈。京城几代为官的宅门儿府邸纷纷落魄，随之是推广维新的运动促使“辛亥之变”，改元民国后的西化治国的社会又随之到来，政府官员多是外来没有此种文化根基的新生代，欣赏异性娼妓在八大胡同盛行自然顺理成章。
清末，有一位以表演见长专门演唱粉戏著称的名旦田际云，她也原是常用很风骚的表情打动众多老斗，原来艺名为“想九霄”，后改名为“响九箫”，最后随性改为“响九霄”，曾在京城素有声望。此人在“百日维新”时与进步人士素有交往，后来掌握京城梨园行会精忠庙实际工作，“辛亥之变”后曾经与谭鑫培等改梨园行会为“正乐育化会”。他对改元积极拥护并追随时局支持新政，这是借西学治国方略用以提高艺人社会地位的机会，犹有中国艺人要成为艺术家的理念，因此就要把一些毁辱梨园的事迹革除，故曾经两次上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求废止私寓，最后一次是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查禁前门外韩家潭一带私寓，优童令其安心唱戏或另谋它业。后经外城巡警总厅例会研讨，终于在二十日发布告示：“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此后，有些刚刚从相姑堂子出身搭班唱戏的旦角备受歧视，有些开设相姑堂子的生意人对响九霄有些怨言。不过那个时代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何况有人类应该的享受为何不去贪欢呢？于是那些以此为生意的人家明着不做了，却在暗地里依然应酬交往达官贵人们。表面上不用索取什么费用，些童伶旦角却照样被文人墨客的老斗们包养，甚至为心爱的歌郎们买房子、组班子，请老师在艺术上加工提高使其在戏业上发迹。
此时的梨园行中还有个俗语，叫做“十旦九不清”，可见此种好男风的习惯由来已久，一时很难改变。随着时代的变迁，早期政客以及遗老仕宦们的离去，新的权贵们对玩乐的习惯有所转变，这与民国初年执政者多是行伍出身的军阀有关，再有北京曾被日伪统治的民不聊生，此时的资产阶级多是崇尚洋派艺术，京剧依靠女伶演唱《大劈棺》、《纺棉花》的新时代到来，几乎从政客到大学生以及商人们无不欣赏此类艺术，而电影、流行歌曲等行业也是女演员盛行，相姑堂子行业即便是犹如暗娼经营也不可能复活啦！
如今，有一些漂亮的时尚歌星们无疑取代了原来的“歌郎”，不过他们却是无师自通的操持起来此种营生，虽然这是个新兴的行业殊不知却是京城的百年轮回。在京城夜晚最热闹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或是在国贸一带的小型夜总会，几乎每日都会上演着此种小众的同性恋场所的演唱会。在这里的表演犹如百年前戏园的“站堂”一样，由几十个妙龄男子装扮起来斜站一排发托卖像儿，您要是看上谁就很容易的叫号儿请茶坊介绍接触，价钱虽说没有定制但比起百年前的相姑“打茶围”肯定便宜了不少。
此种场所如今靠着短平快的传媒方式运作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既是个世外桃源又是一种社会的必需。不过，目前行政治安部门还没有真正插手管理，所以在边缘化运作的男性色情会所犹如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这种演出又好似欧洲17世纪的“黑匣子”小剧场经营模式。
以艺术经营而类似相姑私寓的地方虽然处在市中心，但远不能与明、清以来的厚重文化相比，但如今的人们那一个又不是苛求肉欲只顾现实呢？还有比较更为直接的就是某些洗浴中心，经营好男风的服务，除了赚些小钱外毫无文化可言。这都是直接受外国洗浴业影响，虽与清代相姑堂子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但还是不能逃避那种不正常的肉欲行径。
男性服务表演曾在西直门里的官园一带的地下餐厅开设，那里不但有好男风的男士观看也有女士在座，带有冷饮、饭局以及邀请靓男服务什么的……
这几年的治安比较紧张，鲁迅博物馆、灯市口附近的许多内城洗浴业都不得意而关张停业。广安门外、开阳路、方庄以及三环路周边的洗浴业外带男性表演却经营的如火如荼，听说曾经还有二人转在此专门演唱黄色段子，如今有些洗浴中心还有鱼龙混杂之势，到这里来的人不见得都是只是龙阳之兴的人士欣赏。
有个同志曾经诙谐地描述自己说：“年轻的孩子靠不住，成熟的兔子抓不住。我的一生要虚度，此种嗜好改无路！”
此话的确如此，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嗜好是一生也改变不了的，或许还有遗传基因作怪……
在京城的这种相姑文化现象，古往今来都是没有正面提倡它的，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明清社会对于“歌郎”的一种需求，这不过是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一味贴上“丑恶现象”的标签而拒绝承认其存在，只会让这种现象持续地处于自生自发的状态，存在于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的视野之外。通过对于明清“私寓”的相姑文化历史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古人对于人性需求的一些妥当处理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具体做法可能没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但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则却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无论看似多么畸形、不入眼的人性需要都与社会同步并行，都可以纳入到文化、礼仪的规导范围内。文化、礼仪可以尽量将那些肉欲、铜臭、低俗等下流的东西除掉，让文雅、礼仪、精致的行为充实到人们的生活中，都在各自维护着社会生活的健康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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