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旧时的北京虽是京师所在，但先进科学医药事业却很落后。家祖缙桂先生擅长中医儿科，父张振啓先生亦是皮科专家如今每周二还在同仁堂应诊，故此笔者自幼对有关济世良医的故事耳闻目睹，但北京旧时有多少类行医者？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本文以偏概全地做出介绍，因时代不同或许有些不当之处，权当抛砖引玉，敬请读者们补充。
明清以来，京畿郊县，行医者大概分为儒、堂、乡、铃等四类所谓的准医生。他们各行其道，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相互之间落得个同行是冤家，彼此之间因生存而斗争。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同，这种潜规则是因行医方式不同所成。
“儒医”即是秀才大夫，他们是以古代医学经典著作为教材，不在索取报酬方面斤斤计较，取“近师”求得门径，再取“远师”研究理论。
“近师”，既是向医界前辈老先生请教，经老师指点后不断临床诊病，根据病理做出分析，以前人习惯传流的经典方剂作为公式化参考，开出方剂用药治疗。这位指教的先生便是“近师”，此位先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医学经验，甚至还创造了专制某一种病的医学流派，其弟子也如同追求流派一样学习，在其基础上精益求精后再发展创研。
“远师”，是指具有一定的临床诊病能力后，不断地攻读古人传留的医学经典，以经典理论通过临床诊病进行实践，使古人的医学理论发展到实际临床诊病中，并取得较好的疗效。此种经典医学理论著作者即是其“远师”，善于研究某一部著作的医师也有与古人对话的习惯，经常在医书中加上眉批小注，还不断地根据临床诊病书写心得。
旧时在药铺坐堂诊病的大夫与“儒医”虽然相近，但传承与门户并不是一家。清末以来，因部分儒医为生活所迫纷纷加入堂医行列，使得北京的中药铺的水平不断提高。当时药铺的汤剂饮片是指生药，炮制后的为熟药。丸、散、膏、丹等为成药，此类药方的成分比例以及制作工序都是由药行掌握，普通医生们大多不是深谙。药铺伙计皆是按京城工商业学徒传授方式，他们只能按药方抓药，一般不准学习诊病，制丸、散、膏、丹等技术是药行最高级的工作。这些药工伙计都是从站堂打扫卫生开始，先做拉抽屉的助手小厮，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上学习。
“乡医”则以内外杂科、家庭病床等新兴诊病方法，以家传的秘方再结合儒医、堂医的经验理论，或效法西医教会医院的经营方式，开设了众多不同名目的诊所。有的还在经营洋药方面下工夫，实际上这时的“乡医”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医啦！
彼时的“儒医”讲究辨证施药，但“只开方不抓药”是他们的诊病风格。他们多是在病人无大症时以养生调理为主，“调元气、养太和”是儒医最高追求境界。
“堂医”多是师徒相传，擅长治疗男女各科杂症。在用药方面经验丰富，亦能兼用针灸、火疗等技法。在临床方面堂医经验丰富，对于配制丸、散、膏、丹等成药也有较多建树，按经验施药诊病的疗效基本稳定，所以“只看病不理论”是他们的诊病风格。
“乡医”清代以来多为外科，也有部分兼治时令疫病。因是行医世家或教授手把徒弟的传承方式，所以十分注重自制药品和治疗效果。又因文化程度关系，只是在某一科上有些传承经验，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是他们的行医风格。
“铃医”因生活卑微，所治病症多是急症，这种医生最艰苦，虽然有诸多治病经验，一旦有些闪失却难逃干系。所以这一行医生是要很好的口才，正所谓：“学的了先生的手，学不了先生的口！”在诊病时常常是：弓不拉满，话不大言。见好就收，拿钱就走。还有些善于言辞的郎中是：没有治不了的病，没有治得了的病！总之，“铃医”的最终下场就是个卖野药的，而那些传真方卖假药的江湖游医就是继承了“铃医”的生意道儿，专门做坑害老百姓的买卖。
旧时中国是农业社会，人们被信仰、皇权统治着思想和精神，凡是与医有关的行业都免不了一些或明或暗的江湖诀，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民国以来，西医多属教会医院，而所谓的留学归来医学博士诊所不断出现，还有一些中西医结合诊所或中医西治的诊室，所以使得北京医学界没有任何标准衡量中医师。此时的民国政府还有关于废除中医的文件，因此以堂医发起并药行各界联合儒医名流向南京政府请愿，坚持中医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要作出标准用以开设诊所。这时还有一科医生，虽然古来就被太医院承认，但因隶属关系复杂，故一直被排挤在准医生之外，这一科就是京城独有的“绰班匠”。
“绰班”是满语的译音，即“正骨”的意思。
骨伤科本来就是中医传统的优秀项目，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其疗效极好。由于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使得这一科目在北京医界的地位很低。
彼时，骨科大夫虽然身在中医界却与其他行医者的身份不同，一直是处于匠人之列，老北京人没有把正骨医师称为先生或大夫的习惯，在私下都是称为“绰班匠”或是“捏骨匠”，而在诊病时的尊称也不过是叫声“师傅”而已。
其实，京城骨科的出身并不卑贱，真正提高其地位的根儿却来自于内廷的阿敦衙门，在康熙十六年改称上驷院之后更是在内廷中享受尊荣。
清代帝王最重视骑射、善扑，即便是建立了火器营，只不过是礼仪性质。兵丁将官们在骑射、善扑中免不了有关节脱臼、跌打损伤，所以在骨科方面自入关前就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但最初并没有列入医界正式科目，直到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大型中医图书《医宗金鉴》才被正式列入。将正骨手法定为摸、接、端、提、按、摩、推、拿等八法，以正、整、接、实等四字为追求目标，以轻、柔、透、巧为治疗筋主旨手法。在学术思想方面以“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作为口诀，而“法之所施，重而不滞，轻而不浮”则是终极最佳治疗状态。
正骨科在清朝时虽然也身列太医院中的末一科，但始终在上驷院蒙军旗养马的侍卫兵丁内传承，所以使得正骨科距离儒医甚远，在用药方面也较为原始。
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坚船利炮、枪弹火器的时代来临，而在骨伤科方面逐渐医源势危，所以这一行的行医者们日渐凋零，不得已从内廷而逐步发展到民间行医。在清宣统帝逊位改元民国后，上驷院绰班处的部分蒙军旗籍子弟便在家中设馆行医，处在与乡医同等地位却有其名无其实。
当时，在民间的骨伤方面的病源多为劳损或自然摔伤，因骑射征战发生的创伤性病人渐少，所以在正骨方面诸多技艺濒临失传。旧时的绰班匠们多数是性格粗鲁的蒙军旗籍文盲，虽然有些经验之谈也不过是记问之学，但他们确实身怀绝技手到病除。所以老北京还有一句拿绰班匠开心的歇后语叫：“蒙古大夫——恶治！”
相传，绰尔济·墨尔根是“绰班”祖师，乾隆年间伊桑阿参与编辑《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以文字记录其医学思想和具体技法。“绰班处”还有独特的练功方法和练功器具，对功力的要求极高，意念、站桩、指力、掌力、臂力等是最重要的功法。“周身是脉，动而者阳，沉静者阴，触而有感，感而有觉，觉而有知，知而有信，信而有息。”是伊桑阿对正骨的经验秘诀总结。只一个简单的摸法就有：“摸者，用手细细摸其所伤之处，或骨断、骨碎、骨歪、骨整、骨软、骨硬、筋强、筋柔、筋歪、筋正、筋断、筋走、筋粗、筋翻、筋寒、筋热，以及表里虚实，并所患之新旧也。先摸其或为跌扑，或为错闪，或为打撞，然后依法治之。”
清末绰班处的名家德寿田、桂祝峰等曾培养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者为夏锡五、文佩亭等。民国初年，夏锡五先生在朝阳门内宝玉胡同14号开诊，文佩亭先生也在其寓所开诊。他们的传人有解佩启、吴定寰、冯羽、郭宪和、周玉宗等。
正骨科一般还由乡医兼任，在回民中的一些武术家们大多也都擅长。另外在国（武）术馆中也有部分武师兼职正骨，剃头匠、浴池搓澡师们因属服务工作只能做些放松性的按摩。
旧时，北京盲人们的三种职业是算命、弹唱、按摩，对于正骨方面只是个别瞽目先生才能胜任。在创伤性骨科方面虽自身能力有限，但在其它方面却有较高水平。
1958年，在护国寺西的宝产胡同成立了北京第一家以盲人按摩为医疗单位的机构，时称北京盲人训练班实习诊所。后来改名为北京市西城区按摩诊所，还曾一度合并在护国寺中医院按摩科，最终改名为北京按摩医院，成为中国残联直属单位。副主任医师洪学滨在第一界国际传统康复会议上发表的《推拿治疗100例小儿脑瘫临床研究》论文，使盲人按摩医师的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医学领域。
旧时不作为准医生的并非只有“绰班匠”一种，如收生姥姥始终就没有当作妇产科大夫对待过，至于为去世死人写殃榜以及净宅开药的阴阳先生或是看香、跳神儿诊病的就更不沾边儿啦！彼时在中医界里固有的“针灸”、“火罐”、“刮痧”、“捏积”等治疗技术，亦曾经被儒医们嗤之以鼻，即便是针灸他们也能分出个高低贵贱，连运用那一种针法都能分出个“雅”与“俗”，甚至在清·道光二年被皇帝在太医院明令禁止。
总之，当时人们只把不离开书桌开方把脉的先生才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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