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谭鑫培与王瑶卿《四郎探母》剧照 |
靳飞
今年是谭鑫培的一个大年，笔者限于自身研究的不足，仅就笔者的一己之见，我以为有这样几点需要强调。
第一，谭鑫培是中国京剧艺术的开创者，他全面提升了京剧的艺术水平，确立了京剧作为全国性剧种的崇高地位。
我们大家通常都喜欢把京剧的岁数往大了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地只顾把京剧的岁数往大了说，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是，相应地就把谭鑫培的贡献说小了。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目前的中国京剧史，对于谭鑫培的评价，是不够公正的。
早在二十年前，京剧前辈研究家刘曾复先生在谭鑫培诞辰150周年纪念之际就曾说过，谭鑫培是“上承一百年、下启一百年的一代宗师”。谭鑫培的艺术，绝不仅仅局限于京剧老生行当，而是对于京剧全行业以及京剧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换言之，谭鑫培是“开宗”之祖而非“立派”之辈，谭鑫培艺术是中国京剧不可动摇的基础。
第二，谭鑫培与梅兰芳两位巨匠有如唐诗之“李杜”，共同构筑起中国京剧艺术的坐标轴。
在相当长的阶段里，我们是以西方戏剧为坐标来评价中国京剧艺术及其他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其结果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于是就非要改不可；可是，怎么改怎么别扭。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明白，这种种别扭的原因，是源自自身眼睛的斜视。然而，要解决眼睛斜视的问题，还需要找到一套代替西方戏剧坐标的新坐标，也就是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这套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从何而来？事实上并不难，把旧的拿出来，就是新的了。在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历程中，谭鑫培与梅兰芳两位巨匠，他们一前一后，一生一旦；一个传法，一个布道；一个一统全国，一个名播世界，他们一纵一横早就搭建起京剧的坐标轴，京剧艺术本就是在这一坐标轴上发展起来的。京剧“谭梅”即如唐诗“李杜”。回顾中国京剧的历史，没有谁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谭与梅两位，缺一不可。只有回归到“谭梅”的坐标轴上，才能真正重现京剧的历史真实；才能正本清源，引导京剧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持久发展下去；才能最终实现京剧艺术的再度辉煌。
遗憾的是，我们数典忘祖，以至于现在我们要找回到谭鑫培与梅兰芳这条阳关大道上来，成了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在谭鑫培与梅兰芳的研究工作上，切切实实地下一番功夫。二者比较而言，谭鑫培研究又显得更薄弱些。说句得罪人的话，时下学余叔岩者甚众，如果是不知谭鑫培而单纯去模仿余叔岩，也只能就是学些皮毛罢了。所以，谭鑫培应成为京剧从业者的必修课。
为了京剧的未来，我愿借此机会用最大的声音呼吁：创建京剧“谭学”！
第三，谭鑫培所引领的京剧艺术，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中国戏剧艺术传统，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戏剧注入了“新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新传统”。
谭鑫培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精髓，博采各家之长而融会贯通。关于这一点，诸多专家已经有过较为详尽的叙述，诸如谭鑫培的《状元谱》师法程长庚，《碰碑》师法余三胜，《探母》师法张二奎，等等。但是，谭鑫培无论是学程长庚，还是学余三胜、学张二奎，最后都融化成为一个谭鑫培。他是一位前代艺术的集大成者。
谭鑫培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巨大转折。他接受新式剧场，接受灯光布景，接受报刊传媒，接受灌制唱片与拍摄电影。某种意义上说，谭鑫培又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开启者——中国电影即肇始于谭鑫培的京剧《定军山》。谭鑫培全面提升了中国京剧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开创了京剧艺术的“明星制”。日本京剧研究家波多野乾一很早就把谭鑫培比拟为开创日本歌舞伎新的时代的梨园领袖市川团十郎，这一比拟，是相当准确而且深刻的。
笔者在讨论京剧问题的时候，不断强调对于时代的关注，这是因为，京剧形成的时代过于特殊，恰恰是遇到了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巨变，不能不引发中国文化发生相应的改变。身处清末民初的中国大变革时代里，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迅猛的科技发展为大背景，京剧在探索其自身出路的同时，不知不觉也肩负起探索中国“新文化”的任务。谭鑫培以他精湛的表演艺术与卓越的领导才能，引领着京剧艺术成功地走入新时代，他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值得大书而特书。
今年是谭鑫培的一个大年，由衷期待成为一个谭鑫培研究的大年。
(本文为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在“一代宗师——谭鑫培京剧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