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于公务繁忙之余，子弟教育亦颇成功，十个子女，除了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即夭折的“小白鼻”（Baby）外，其余八位全部成才，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人，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上世纪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都是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
与周叔弢先生教育子弟重身教不同，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是形诸笔墨的。用“笔锋常带感情”来描述他的家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以“宝贝”来称呼他的子女，如：大宝贝（长女思顺）、小宝贝庄庄（次女思庄），有时则称“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们”，每封书信皆蕴含浓浓的父爱与深明通达的思想。他教育子弟：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
从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子弟的悉心培养，他非常细致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位子女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从学业、人生、情感到健康与理财观念，细细叮咛，反复讨论，以自己努力生活的身影与爱，为孩子建立信心，既有生命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细腻感的胸怀。在家书中，他对子女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十二分热烈”的“爱情”，散见于他写给子女的这些家书中。
1926年2月18日《给孩子们书》：
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
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因）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此信写于任公住院之时。此时任公的身体以“膀胱中长一疙瘩”，住德国医院接受治疗，备受痛苦，但依然惦记着国外留学的孩子们（包括林徽因）。此封信及孩子们的学费问题，也再次说及徽因的学费，说已“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这自是将徽因当作自己孩子一般看待了。并再次引前去信的话开导徽因：“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1926年2月27日《给孩子们书》：
前两天徽音 （因）有电来，请求彼家眷属留京 （或彼立归国云云），得电后王姨亲往见其母，其母说回闽属既定之事实，日内便行 （大约三五日便动身），彼回来亦不能料理家事，切嘱安心求学云云。他的叔叙说十二月十五 （旧历）有详信报告情形，他得信后当可安心云云。我看他的叔叔很好，一定能令他母亲和他的弟妹都得所，他还是令他自己学问告一段落为是。
却是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本来想思忠学工程，将来和他合作。现在忠忠既走别的路，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我对专门学科情形不熟，思成可细细审度，回我一信。
这封信告诫思成的话，纯为徽因着想，迄今读来，尤令人感动。任公对孩子的爱，溢于言表，他原先的计划，是孩子们长成结婚后先跟着他在家里住上几年，不急于出去成立小家庭，“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林长民去世，林家本来复杂，长民身后，更是分崩离析，彼此自作打算，任公告诫思成，归国后因要迎养徽因之母，因此谋生问题，得细作考量，不能纯以兴趣。
往日研究者谈林、梁爱情，多止乎二人情感交流，及徽因于世俗之考量，鲜有谈及任公人品、道德对徽因个人之影响。以上书信，见微知著，徽因当日读来，当感激莫名，加以思成对她体贴有加，此某一程度，当也促进她与梁思成关系之确定。
据《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孟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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