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官署衙门而得名的胡同

　　北京有3045年的建城史,855年的建都史,胡同就像老北京的“血脉”，使其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流淌”至今。说到北京胡同之多，曾有个形象的比喻：“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但到底有多少条，却一直没有定论。

　　元大都依据《周礼・考工记》的理念设计，于至元十一年(1274)基本建成。都城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居民区划分为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坊中街巷胡同总数为413条。明灭元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定北京为京师，城中分为29坊，街巷胡同1170条。1644年，清入关后，顺治帝“定鼎燕京”，沿用明北京城为国都，但“坊”的面积比明代大了很多，据清末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清代计10坊，街巷胡同3000多条。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胡同街巷的数量也曾进行过多次专项调查。据统计，1949年北京老城区的胡同总数为3250条，1965年为2382条，1980年是2290条，1990年是2257条，2003年是1571条。

　　如果说一条条胡同是一部部传奇史书，那么，其浓厚的人文色彩则深藏在一条条胡同的名称中。以官署衙门来命名胡同，是古都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作家赵大年撰写的“总铺”胡同，即属此类。

　　“铺”最早是设在胡同街巷里的基层治安机构，元代杂剧《张生煮海》的唱词儿里就已提及。张生想见小龙女，小龙女的丫环说了这样一句台词：“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显然，她这里是在戏谑张生：有胆量就到总铺衙门门前去自投罗网吧！但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元代已有铺和总铺，元代的总铺在砖塔胡同。

　　现在的东总布和西总布胡同，则是明代总铺衙门的所在地。明代沈榜在其所著的《宛署杂记》中记载：城内陆方以坊为纲，坊下分牌，牌下分铺，“城内各坊，随民居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总铺，即总甲理事之所。

　　除“总铺”胡同外，明清两代还留下许多以官署命名的胡同，比如天安门前西侧、人民大会堂原址上的大府、中府、小府胡同，左府、右府胡同和前府胡同等，是以明朝前后左右中军这五军的都督府所在地定名的；西单北大街东面的太仆寺街，因设有明代执掌马政的官署“太仆寺”得名；其西面的北太常和南太常胡同，因设有明代掌管宗庙礼仪祭祀的官署太常寺得名；复兴门内大街南面的察院胡同，因设有明代都察院而得名；位于美术馆南面的东厂胡同，因设有宦官掌管的侦缉机构东厂而得名。此外，还有京畿道、六部口、兵部洼胡同、兵马司胡同、本司胡同、会计司胡同、大兴胡同等，都是缘于明清两代官署衙门的所在地而得名的。

　　民国时期，同样也留下不少以官署命名的街巷，如位于宣武门西大街的国会街，位于史家胡同北面的内务部街，位于新街口东面的航空署胡同(今航空胡同)，位于西单路口西南面的教育部街(今教育街)以及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西面的参政胡同、众议院夹道(今众益胡同)等，都属此类。这其中，外交部街更是鼎鼎有名。紧邻西总布胡同北侧并与它平行的外交部街，明清两代都叫石大人胡同，因明朝大将军石亨府宅在此而得名。民国时期，袁世凯执政府将外交部设于石亨的旧府内，胡同遂更名为外交部街……

　　然而，正在拆迁中的北总布胡同却与官署衙门无关，它的得名是缘于地处东总布胡同的北面，这条胡同清代叫城隍庙大街。民国8年(1919)，胡同中的城隍庙拆除，民国36年(1947)，胡同改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