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丰台花乡与城内花厂--周系皋

    丰台花乡，旧有“丰台十八村”之称。但，是哪十八村？历来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柳村、管头、樊家村、刘村、纪家庙、张家路口、黄土岗、赵家店、马家楼、玉泉营、镇国寺、中顶村、造甲村、白盆窑、铁匠营、万泉寺、丰台、史家寺。
这个说法显然也不确切，因为我们知道的养花名气很大的几个村子，并没有包括进去，如夏家胡同、草桥、郭公庄等。当年花乡建有两座花神庙，以求神灵保佑鲜花产销双收。一座在镇国寺村，一座在夏家胡同。夏家胡同的花神庙，又是丰台各处花行会馆所在地，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丰台各村花厂经营人员和花农来此聚会，联系业务。在花乡中如此重要的一个村子怎能不列入“十八村”呢？这显然不妥。再说草桥。草桥至少在明崇祯年间养花的名气就很大了，因为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专有《草桥》一节。书中写道：“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以下便介绍一年四季草桥所产花卉的种类。还列出了几位诗人写草桥出产鲜花的诗。如金孺瞻《秋日游草桥》：“蝶衰蜂少草虫辰，老圃如农赛社神。除却菊花俱入窖，人间秋矣地中春。”这样的养花大村也未出现在“十八村”名单中，就更让人费解了。
因此我想，“丰台十八村”很可能是一个概数，并非确数。也正因此，“十八村”的说法版本不一，也就可以理解了。
甭管多少村吧，花乡各村养花，经营的花卉品种很多。清末民初，由于各村买花的顾客不同，便逐渐形成既种养各种杂花，又突出生产本村单一品种花卉的情况，并产生了许多种花高手，得到顾客的公认而远近闻名。如马家楼村花农卢庭熹对养佛手、桂花、金不换、藿香、麦冬等鲜中药材很有研究，了解它们的习性，很好地掌握了它们的栽培技术。当年北京城的鹤年堂、千芝堂、庆仁堂等多家中药铺，都用卢庭熹的鲜中药材。据说，慈禧太后就很喜欢卢庭熹栽养的佛手（佛手既是药材也是观赏品）。大太监李莲英时常派小太监去马家楼卢庭熹处挑选佛手购买。
卢庭熹和各村花农们栽种的各种花卉，用什么办法推销呢？大部分是花农赶着牲口车送货上门。城里城外挑担卖花的小贩则从花乡各村趸来各种花卉，进城沿街叫卖。《燕都风俗杂咏》有一首方元的诗《花担平明尽入城》：
婪尾春开卷陌情，红腔听过一声声。
丰宜门外丰台路，花担平明尽入城。
古代宴饮时巡至末座，名为婪尾。丰宜门在金中都南垣中部，丰台之东。这首诗写出了挑担小贩卖花进城的情景。
清代文学家汪述祖的《北京杂咏?花市谣》写了花农进城卖花后购得生活用品回家的情景：
下斜街畔日逢三，花翁卖花香满篮。
花卖匆匆出城去，白盐黄酒一肩担。
赶牲口送货也好，挑担在街巷叫卖也好，只能在春、夏、秋三季天暖天热时进行，严寒的冬季则不可，因为花木怕冻。因此花厂，也就是专门卖花卉的店铺，就在城内出现了。清富察敦崇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写成的《燕京岁时记》就记有隆福寺、护国寺“两寺花厂尤为雅观。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此外，崇文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土地庙，西单，前门外劝业场和王府井东安市场，都有花厂子。宣武门外下斜街也有花厂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下斜街花厂见梅》：
何日已舒萼？梅花春未阑。
风尘见标格，冰雪自心肝。
乡远思前动，天清韵共寒。
无因近台鼎，全脱竹篱酸。
清诗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中，也有一首写下斜街花厂的诗：
下斜街里景如何？万紫千红绵绣窠。
怪道寻香人不绝，瑞春厂内好花多。
以上这些花厂子有的是花乡的花农开设的，也有的是城内商人开办的。其货源绝大多数是来自花乡。这样，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天气，花乡的花卉都能畅销京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