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纽扣的发展--彦子

公元前1027年，中国周代服装定制，上衣下裳和深衣成为当肘最典型的两类服装。反应周代服装礼仪的《周礼》中曾出现“纽”字，“纽”即互相交结的纽结，也就是扣结，中国山东农民收藏家布建芳收有一枚铜质阴文纽扣，可以说明中国华夏民族早在周朝时就已使用纽扣。

中国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对纽扣的使用记载。云南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战国时期用蓝、苹果绿，浅灰色的绿松石做成的圆、椭圆、动物头状和不规则形状的纽扣，每枚都有一两个小孔，有的还镌刻花纹，造型别致，具有美妙的蜡光效果。

秦汉时最为流行的服饰为“深衣”，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裾．指衣襟）。然而，无论衣襟是曲是直，均需用腰带（大带）来系缚，贵族的大带多用丝帛制俗，《诗．曹风．鸬鸠》中有：“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大带又称：“坤带”，《礼记．玉藻》中描述坤带的长度，“土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坤，也就是丝带束紧后腰部下垂的那一部分，贵族女子的腰带也用丝帛制作，名为“绸缪”，下垂的部分叫“缡”，腰带打成环状结且能解开的部分叫作“纽”打成死结不能解开的部分叫作“缔”，可以说带是较早的纽襻形式。陕西出土的秦马马俑中，将土所穿的秦时铠甲，连接甲片的纽扣也极具说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争，几无宁岁，民族大赶徒促进了南北方服饰的大融合，受北方骑马射猎的胡族人穿衣之影响，中原土兵也穿用一种皮质的裲裆铠甲，其结构由两片组成，一片当胸，一片当背，前后片在肩膀处用皮带搭襻连接。搭，即搭连。襻，即古代维系之裙的带子，后来专指纽扣上带有套鼻的部分。搭襻，配套使用时指一端用布或皮重做成的疙瘩，另一端做成套鼻，两端首尾套结，形成了后世广为使用的疙瘩纽扣的扣结

唐时经济，文化都极度发迭，国民自信，衣着服饰体现着大唐风范雍容、华贵、大气、虽然与止飞同时亦存在诸如回鹘，吐蕃等异族文化，但包容的大唐服饰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我，反而将这些异质文化俗为其文化的滋养和补充。其中在唐代冠服定制时，将起到扣合作用的革带正式定为文物百官礼服的必佩品，革带不仅起到了对男子袍服的系缚作用，同时也成为官员品级的标志。如：一品至三品，佩“金玉带，十三銙”，四品佩“金带，十一銙”，五品佩“金带，十銙”，六品，七品佩“银带、九銙”，八品、九品佩“鍮带、八銙”。

宋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服饰一改唐时的明艳之色，追求一种质朴、理性的美，服饰样式趋于修长。当时的宫廷，民间都流行一种叫“背子”的长衣，样式为对襟直领，腋下开衩直至脚面，呈修长的性状。而连接左右衣襟的方法多为布带打结，称为“结缨”。而江苏金坛地区，南宋人周禹之墓曾出土一件圆领单衫，在此衫上发现了布制纽扣，衣为夏单衣，掀开表层衣襟，还有一层，两襟对合之处，有布制纺扣系在领边。宋宣和年间，以带系衣的习俗有所改变，纽扣广泛使用，更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纽扣比系带更加便利，可以说从这个肘候起，纽扣在向口廷和民间均被推广应用。描写宋时绿林英雄小说《水浒》第七十四回就有：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对虫形玉扣的细致描写，说明纽扣的式样，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

元代，蒙俗和汉俗同时存在。似乎游牧的蒙古族人比农耕的汉族人更加依赖衣衫系服时的方便，牢靠。因此，带钩成为蒙古人袍服腰间最普遍的连接物。除此之外，当时亦出现了圆形纽扣。元汪世显墓出土的马甲背心上，显示了整齐的两排圆形纽扣，而在保存至今的众多元代骑马俑中，其腋下缝边处也有圆形纽扣的显示。

明代，出土文物反映出纽扣在当时的应用更加广泛。如山东邹平县，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檀之墓出土多件金扣，式样众多，造型别致。江苏南京，明开国大将徐迭的五世孙徐埔夫妇墓出土金蝴蝶每纽扣，造型逼真，精美可爱。由此可见，明代纽扣的制作更加高端化，不仅工艺复杂，如运用镂花、铸花、镶嵌等工艺，并且迭料精美，如使用金、银、宝石等。明代通俗小说《金瓶梅》中，多有对纽扣的描述，说明珍奇的纽扣在富贵人家，多有使用。如：上穿香色潞绸（山西潞安州，今长治出产）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萄纽扣儿（明代女衫领部用金属撳扣一两个，余用带结）。《明宫史》曾有记载，凡驳领亦不许外露，不得缀纽扣，只宫人脖领缀纽扣。而《明太祖实录》中也明确规定，百姓不许擅用金、玉材料制作纽扣。可能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出身草根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身家发达之后做此规定，但天论如何可以看出明代对纽扣使用的特殊约束。身不由己的富贵贫贱在强势的等级差异面前，顺从是无需理由的。

据清代《天水冰山录》纪载，衣用纽扣是在16世纪末才被逐渐使用的。清代，来自东北黑白水之间的满族人除了使用传统的带扣之外，对纽扣也是倍加喜爱，满族人入关，将男子的满服一袍服在汉地强制传播，不同于汉民传统的宽衣大衫，修长合体的旗袍对纽扣的系尊功能要求甚高，疙瘩扣、圆头纽、是其经典的纽扣组合。精美疙瘩扣颇为普及，这些纽扣大的有如榛子，小的有如豆粒，民间多用素面铜扣，即表面光滑天纹，宫廷中贵族多用大枚铜扣或铜鎏金扣、银扣、清未光绪年间，江苏无锡在一个鲍姓人家的陪嫁礼单中，记载有：金银纽扣拾付。由此可见，民间百姓对纽扣极为重视，甚至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仪礼用品中必不可少的什物。清代民间女装基本保留为汉式，结婚时被充许穿着明式汉服，平时穿带纽扣的便服，人死入棺，又恢复汉装，以带代扣。当时汉家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穿着带纽扣的服装下葬，会系住人的灵魂，不会升天，因此清代的汉人墓葬中很少有纽扣出土。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陆军实行新的服装制度，天论普通军服还是礼服，都用开襟式，以五枚纽扣连接。官员、执役、平民都穿带纽扣的服装。可以说，清代是中国纽扣发展的重要时代，纽扣造型精美，工艺精湛。

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并率先穿着西式制服一中山装，纽扣成为具夺目亮点，并非因为材质的特殊，而是纽扣的特殊寓意。其中前襟五枚纽扣，象征行政、立法、司法、考试、检察、五权分立的五权宪法，袖上三枚纽扣，象征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纽扣，在此时此刻的功能，并非简单的系缚或装饰，而上升为某种政治符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风东渐，人们的着装亦日渐西化。男式工装、学生装上，多采用单排明扣，整齐舒展、明快活泼、标识性强。而在当时被公认为“中国时装”的改良旗袍，其盘扣式样也多姿多彩，成为合体袍服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展示了东方女装静中有动，沉静含蓄的独特神韵。

新中国成立之后，纽扣制作有了更多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样式。纽扣不仅是人们衣装上的调味品，也成为推动服装辅料产业发展的兴奋剂，可以说小纽扣缔造了大产业。

数千年来，纽扣的发展与服饰史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纽扣的形态和题材都里现出不同的形式，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纽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