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北京的胡同似乎数也数不清。不过,现在确实真有人数过了:截止到2003年底,属于北京老城的东、西、文、武四区共存胡同1928条。这是由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完成、今天首发上市的《北京胡同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 从2004年开始,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了本市18个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和部分专家百余人参加,经过三年的努力,分上下两大卷,收录了3000多条胡同的历史资料、近4000张照片和地图的浩大工程——《北京胡同志》,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正如该书序言中侯仁之先生讲到的:“这是北京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胡同曾与北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寄托了无数人的旧日情思。今天,保护胡同文化的历史遗产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煌煌两大卷的《北京胡同志》,在详细记载每一条胡同资料的同时,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北京胡同的有趣故事。
北京胡同的产生和变迁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
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元大都皇城之外构成了居民区——坊。但元大都的坊不同于辽、金乃至隋、唐时代的坊。昔日的坊都建有坊墙、坊门,自成单位就像一座小城。元大都的“坊”,不建坊墙,不再是一座小城,只是某一地段的名称。
有关学者认为,元大都不设墙与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在草原上,蒙古人没有设墙的习惯。大都的坊中,纵横排列着以东西向为主的小街,小街里有胡同,胡同由房屋、院落连接而成,是一排排宅第的间隔带,可成为防火通道,可方便居民出入,并成为小街和主干道的脉络。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大都的街巷进行重点勘察。经查,元大都时代的胡同宽度大约在9.3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考证,今天东四、西四、南锣鼓巷一带是大都胡同的遗存,但是今天的胡同宽度基本不是那时的状况了。
由于人口的膨胀,明清两朝的胡同普遍变得狭窄,尤其是外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以窄著称的胡同,如崇文区的高筱胡同、宣武区的小喇叭胡同、西城区的耳朵眼胡同,最窄的是珠宝市街西侧的钱市胡同。
明代,作为北京街巷特殊称谓的“胡同”开始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条”开始出现在“胡同”中,如今天的“东四头条”,在明代叫“头条胡同”。这些名称中带“条”的胡同,在明代有27条。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
清未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共有2077条街巷,其中直称胡同的有978条,占总数的40.7%。
民国以后,北京的街巷继续增加,根据1931年出版的陈宗藩《燕都丛考》,其时的北京共有2623条大街小巷,其中有9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7%。
根据复兴舆地社1951年印行的《北京街道地名录》,其时北京有3216条街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由于北京的四合院大多为坐北朝南,宅院的正门也朝南,所以北京内城的胡同多数为东西走向,呈现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形态。
胡同里的摆设儿
老北京胡同里常有一些附设物,如上马石、拴马桩、泰山石敢当、牌楼、栅栏、过街楼等。
上马石
“上马石”也叫“下马石”,它是以马代步时代用来上马、下马的石头。上马石大多左右对称地摆在宅门两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马骑或可以骑马,因此只有豪门大宅的“屋宇门”外,才会安置上马石。
拴马桩
顾名思义,拴马桩就是用来拴马的桩子。常见的拴马桩有两种,一种是独立式的石柱或石碑,再一种是“石洞式”拴马桩,它固定在宅院倒座房的后檐柱上。
栅栏
“栅栏”,也就是栅栏门。
没有了坊墙防护的胡同是敞开的,为了防盗,明、清时代在许多街巷胡同口安装了木制的或铁制的栅栏。这些栅栏白天开启,夜晚关闭。日久天长,北京的栅栏渐渐消失了,但一些“栅栏”就成了当地的地名。
水窝子
老北京的一些胡同里的水井旁,建有被称为“水窝子”的窝棚,那是看井并为大户人家挑水送水人住的地方。
清代胡同里的水井为“官井”,由兵营里的火夫管理。清亡以后,原来管理水井的火夫开始承租水井,成为“井主”,井主雇水夫送水,水夫则在水井旁搭建窝棚作为住处。
泰山石敢当
旧时北京的胡同口或院落的墙根儿旁经常可见上面镌刻“泰山石敢当”
五个字的长方形石碑。“石敢当”是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石神,据说原是古代的大力士,后来被人们神化。人们认为,“石敢当”与“泰山”相结合,胡同和宅院就可以保平安了。老北京旧俗,正月初十是祭“石敢当”的日子。
胡同名称的缘由
北京胡同的名字来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以“条”命名,此外还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马司胡同、钱粮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等。
有趣的是,有很多现在很“雅驯”的胡同名,原本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胡同里面故事多
“垂帘听政”的帘子存在哪儿?
提起垂帘听政,大家都会想到慈禧。那么,当年垂帘听政的帘子都存在哪儿了呢?
帘子库胡同是与历史事件联系最紧的胡同之一。它位于地安门内大街路侧,呈南北走向,北起东吉祥胡同,南止黄化门街,因清朝内务府曾在此设存放皇家所用门帘的库房而得名。
夏季,皇城家宫室为了避暑防蝇都要在门上挂上竹帘。到了慈禧太后时期,她以同治帝太小不能处理朝政为由,杀了肃顺等8个顾命大臣接管了朝政。可毕竟女人议政在当时还是有违常理,为了缓解朝臣的不满,慈禧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垂帘听政。
这些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可再精细的竹帘也有破旧伤损的时候,以新换旧是免不了的。换下了的旧帘子因为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百里捎书只为墙
平谷区城区东部的北门街,原称仁义胡同。关于这个胡同的来源,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
相传明代时,金尚书、倪尚书两家相邻,只一墙相隔。一次院墙倒塌重修时,两家家人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主动找到对方道歉,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关于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有很多说法,比如安徽桐城、山东青州都有类似的“仁义胡同”的传说,《北京胡同志》中记载了平谷的“仁义胡同”,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北京胡同之最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在宣武区琉璃厂东街以东,长20余米步行30余步,原两侧各有三户人家。1965年,该胡同并入杨梅竹斜街。最长的内城胡同
交民巷。包括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其中东交民巷全长1552米,西交民巷全长1080米。最窄的胡同
钱市胡同。在宣武区大栅栏宝珠市路西,最窄处40厘米。拐弯最多的胡同
弓字胡同。位于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辖区东北部,形状曲折,基本呈东西走向,长约380米,宽约1.5米,民国时期称九道弯,1965年为避重名而改为现名。
有记载最老的内城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城区西四南大街北段,为元代胡同,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因东端南侧有元代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最长的外城胡同
打磨厂。在老城护城河以南,今崇文门西大街和前门东大街之南的横向小街。从崇文门外到前门外,长约1.5公里。历史和文化名人
旧居最多的胡同
菜市口胡同。该胡同名人居住过的宅院有明代官员许维祯故居,后为“休宁会馆”;清代诗人龚自珍旧居、直隶总督曾国藩旧居、两江总督左宗棠旧居、军机大臣李鸿藻旧居、军机大臣孙毓纹旧居、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旧居,此外,蔡元培也曾在此居住。
三年编成《北京胡同志》
18个区县胡同“一网打尽”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铁鹏向记者介绍,最初的《北京胡同志》,只是记述四个老城区的一些重点胡同,篇幅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有关领导看过初稿后,提出既然要编《胡同志》,就编一部全的,把北京的胡同都编进去,不仅有老城区的,也要有新城区的,还要包括郊区县的,作为一部全面、完整记述北京胡同的资料书,留给后人。根据新的思路,市地方志办公室动员了全市18个区县的地方志办公室,收集全市胡同的资料,并对全市每条胡同逐条进行核对,记述了每条胡同的起始、沿革、现状。经过修改的《胡同志》所记述的胡同,由原来仅有4个老城区的著名胡同,扩展为老城区胡同、新城区胡同和郊区县胡同,内容更加全面、完整。
最新胡同图根据现状绘制
附有大量的胡同地图,是这部志书的一大特色。市地方志办公室与规划、测绘部门合作,绘制胡同地图。其中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承担了明、清、民国时期的胡同历史地图以及1949年、1965年、1990年和2003年旧城区地图及有关数据的提供任务。胡同变迁图以1949年旧城街巷胡同图为基础底图,记述了历年胡同的变迁情况,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被拆迁胡同的消亡过程。
为了使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胡同的现状,该书在每个区县和街道胡同内容之前,都附有该地的胡同图。因为是最新的胡同图,没有可以借鉴的地图,只能根据胡同现状绘制。每绘制一稿,都要交各区县地方志办的同志拿回去核对,提出修改意见,再反复修改。就这样往返修改了四、五次,才最后定稿。
大多数胡同配了照片 《北京胡同志》的另一大特色是图文并茂。借助图片可以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胡同的现状,同时增加该书的可读性。但是,这么多的胡同,这么多照片,收集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市地方志办公室采取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办法,广泛收集胡同照片。除了组织地方志系统的工作人员、退休老同志一一实地拍照、及到文物、档案、规划部门寻找资料外,还广泛借助社会力量收集胡同照片。社会上有一批摄影爱好者,他们喜爱老北京的胡同,不辞辛苦,走街串巷,留下了大量胡同照片。王建华是北京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背个相机,骑上一辆自行车,奔波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为了拍下一幅满意的照片,不知要跑多少趟,也不知要等上多长时间。像《北京胡同志》封面上的两幅照片,都是王建华拍照的。 图一:最长的内城胡同东交民巷旧貌。 图二:最窄的钱市胡同。 图三:九湾胡同在天桥附近,也以弯多著称。 图四:最老的砖塔胡同。 图五:菜市口胡同以名人旧居多闻名。 街巷影踪 图九:烟袋斜街 图十:上世纪30年代的长安街 图十一:樱桃斜街贵州会馆 图十二东打磨厂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