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清明,就忽然间想起了岩萍。
我的一位前同事。
说实话,在一同工作的两年里,我对她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印象。起初只是凭着直觉认为,这个说话声音永远低低软软的好姐姐,应该属于那种温柔贤淑的居家类型。后来相处得久了,才零星儿从其他人处得知,姐姐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大事”,在法国留学期间还投身于当年红红火火的社会运动,将几本堪称“重量级”的作品翻译到国内,总之是丝毫没有对不起她名字中那个硬气十足的“岩”字。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大概也就是一个传说。
在我的记忆中,她就是那个一天到晚笑眯眯,说话做事都不紧不慢的老大姐。每天开着她那辆破旧的小羚羊,慢悠悠地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先绕过一个小弯把我送到家,再绕回一个大弯回到她自己的家。
那个时候的我刚刚进入职场,满脑袋都冒着学生腔,遇上想不明白的事情,常常就会在单位不顾人地哭个一脸花。回家的路上,她也从来不着急安慰我,只是淡淡地说:“还是年轻,等你再大一些,自然就看开了。”
我经常会在下车的一刻,没多大诚意地邀请她进屋坐坐;她也总是淡淡地回我:“好啊,这下认识路了,有空一定会来。”
后来,我辞职了。散伙饭上,她居然掉了眼泪,又忙不迭地解释说:“不是独独为了你,我只是不喜欢分别。”
再后来,也就不到半年的光景,我听说她病了。癌症,晚期。
我本以为,我一定会在她离世之前见她一面,却没想到她根本就没给我这个机会。
即使我们两家在如此偌大的北京城,仅仅相差10分钟的车程。
我们都以为自己还有时间。
就好像我们都以为某天可以坐在我家,或者她家的阳台上,喝喝茶,聊聊天。
遗体告别的那天,大家都安慰我不要太自责。错过的也绝对不是我一个。要怪,也要怪岩萍习惯了让别人放心,是她骗了所有的人。
包括前一天从法国匆匆赶来,她刚满18岁的儿子。
据说三个月前,她体检发现了问题,儿子就抛下了那边的学业赶了回来,说是要好好陪陪这个十多年前就和爸爸离了婚,看起来有点儿生分的妈。可惜岩萍太好强,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孩子自己病了,然后就一边陪着孩子看北京,一边心不在焉地看医生。在母子俩短短几日的相处中,一直还都是她自己开车,自己排队、挂号、自己拿药、吃药,弄得本来就不会照顾别人的大男孩,都不禁怀疑是不是医生搞错了——妈妈这个无所不能的样子,怎么会是病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岩萍姐姐这一点,处理得似乎有那么些残忍——你是满足了和儿子好好待上几天的心愿,可是有没有想过,你让这个孩子放心地登上回法国的飞机之后,他就永远失去了和母亲说一声“再见”的机会?
当然,谁也无法批评她,谁叫她对自己更残忍。
听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的每一次化疗,都是前一秒在医院里注射完药剂,下一秒再急匆匆开车赶回家中,躺在床上,独自等着药效到来。直到最后有一天,被进门的小时工发现停止了呼吸。
我不知道,她这到底是太过勇敢,还是十足的懦弱。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都会因为担心自己承受不了被抛弃,所以才会干脆选择自己微笑着离开。
我不怕死。
但我真的害怕,一个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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