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暂住证，是各地城市管理流动人口的一种具有浓重行政色彩的强制性制度。透过这一小小的本本儿，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隐匿着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强烈渴求与难以阻挡之激情。今天，再次审视这个左右了难以计数的农民工命运的临时客居性凭证制度时，难以言表的痛楚与尴尬爬上心头。如同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样，多少年来的农民工之进城，在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步入了多少有些选择空间的时令。而在另一方面，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民工问题一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媒体讨论和相关研究，而伴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的确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而各地民工荒的再次出现则从另一视角上报导着农民“春天”的到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年年事情的另一面。春节刚刚过去，那些有关农民工返乡的无数个镜头仍在脑海萦绕之际，来自甘肃岷县的一支支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儿童乞讨队伍再一次深深刺痛了国人那颗渐趋麻木的心。心，之所以会痛，因为人们懂得中国老百姓，尤其是中国农民乃至于贫困地区农村人的生活之艰难。如果说中国人是勤俭节约、长于忍耐的民族的话，那么，在中国人中，农民又是最为勤俭、最多担当的社会群体，但就是这些最老实，但却最弱势的农民，在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同时，却从来都很少享受到合理的物质回馈与精神慰藉。
自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中国经济走过了最为辉煌的三十余年，同时也是农民工背井离乡四处淘金的三十余年。曾经的那些纠集着无数个利益选择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及其铺陈而出的“市场化”选择——外出务工，在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行至今天的历史节点之际，又一次面临完全不同利益博弈后果并重置出一个全新的牌局：伴随中国农村经济活力的提升、惠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新生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等各种新兴经济现象的出现，农民在劳动力出卖选择权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在劳工谈判中所处的地位正日趋提升。
业可乐得，居便安得。以农业产业化来带动农村城市化一直是我主张的核心观点。某一地方的农村城市化之旅如果没有配套的产业基础，它这个城市就很可能是又一次大赶快上式的大跃进。如果没有曾经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一方面，就难有工业化进程的快速行进，另一方面，也就不会有农民工打破头进城务工的中国特色场景了。但在目前，有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与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造成中国粮食生产产生“新剪刀差”。看来，单就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讲，就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就更不用说其他那些包括对农民土地收益权限制约在内的寻租形式了。
话说到这里，我们知道，不能不提起计划生育的话题。在这项实行了三十多年历史之基本国策的规制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大大地下降了。由此引出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农民学生入学率的大幅下降。1975至1985年十年之间，中国大部分农村里，每个村都会有一所小学，每个小学会有一至四年级甚至是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约有三十多个学生。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除了中心村的中心小学之外，很多自然村因为适龄儿童的减少已经无法续办小学了，一个村子所有小学段的学生总共也不过二十来个，甚至有的村也就三、五个尚处小学学龄的孩子。如果按照小学生最少减少五倍甚至十倍的基数来进行预算的话，十年后，农村所能够提供的“农民工”最多也就只能是现在的五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显然，到那个时候，“农民工”这个词汇也许会成为对过往的中国这段历史成为一种别样嘲讽。
人没了，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出生率大大降低以及他们的大量进城，还谈什么“农民工”，还讲什么城乡割裂？！人极“少”了，房价还涨个什么“劲”？！人的因素必将对经济与政治制度中那些不利于农民的规定以釜底抽薪式的影响。只是，十年以后，当生态、环保、绿色与和谐向今天的我们提出来一个又一个要求之际，你是否会惭愧地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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