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3月1日消息（记者陈振玺）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春节过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许多企业纷纷上演了抢工大战，广东、浙江的企业组成招工团集体前往中西部地区招兵买马，而中西部的当地企业也是花样百出，用尽心思留住工人。在这一轮的抢工大潮中，农民工是香饽饽，也是受益者。继续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家乡工作，他们是如何选择？形势变化之后，农民工的境遇又有什么变化？记者深入中部省份江西，跟踪采访了两位年轻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
26岁的江西南丰姑娘王春春正在车间里把电池包装起来。（中广网记者 陈振玺/摄）
26岁的王春春是江西南丰的一个农村姑娘，个头不高，稍显清瘦，皮肤是那种健康的颜色。这个春天对她来说很不同，再也不用像往年一样四处托人买回程车票，再也不用为十几个小时舟车劳顿做各种准备，甚至可以和伙伴们一起消遣一下。这都是因为今年她决定，不去外地，留在家乡工作。
春节后，王春春的家乡陆续召开了几场“春季民营企业用工招聘会”，王春春知道消息后马上前去应聘，并且十分顺利地在当地的工业园区找到一份电池包装员的工作。
记者：做的是什么工作？
王春春：就是包装嘛。
记者：包装电池是吧？像这样的话要工作几个小时？
王春春：九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然后下午一点半再上到六点，有的时候晚上会来。
其实2003年从职业高中毕业后，王春春就开始外出打工。她先是在广东东莞一个灯具厂做了五年，后来又到了上海的一个服装厂。
王春春：我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在上海呆了两年吧。在小型的工厂里面，也是给人家包装。以前是做服装的，就是把服装叠好放箱子里面。
说起在外地打工和在家里打工的收入差别，王春春算了一笔账。
王春春：在上海一个月一千五六百，一个礼拜上五天班一天8小时，包吃包住。这边也是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一，一周六天，一天9小时。我在外面肯定花销也大一点。
在这样的车间里，像王春春一样的年轻人有很多。（中广网记者 陈振玺/摄）
王春春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平常就在家里种些果树。农闲时，父亲会在县城里骑三轮车挣点钱。而母亲这两年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只能在家休息。王春春说，她选择留在家乡并没有考虑过多的经济因素，她只是想在出嫁前多孝顺父母。
王春春：家里面，我爸妈只有两个女儿，考虑到他们将来的养老问题。如果回家的话，毕竟可以照顾家里面，照顾父母。女儿嫁出去了就照顾不到他们了。
王春春家在县城边上的村子，从工厂回家，骑摩托只要二十分钟。刚到厂子的头几天，王春春的父亲都会骑着摩托车来接她回家。王春春说，那一瞬间她感觉在家里特幸福，钱少些也无所谓。
在王春春看来，虚岁26的她年纪已经不小了，不太适合在外漂泊，是时候安定下来了。当然，她口中的安定，也包括找个好男人。
王春春：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出去，之前的朋友老乡都一起出去了，现在有的都已经结婚了。因为我都二十六了，呵呵。已经过了爱做梦要什么花花绿绿的年龄，回到家里主要是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家里的问题。
一说起感情问题，王春春瘦削的脸马上红了起来。她的男朋友在家乡做点小本生意。对于这个农村姑娘来说，在外面跑了七八年，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王春春在工厂里的工号很靠后，跟她同一批留在这个厂子的老乡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对未来都同样地充满信心。
1989年出生的涂飞斌在检测电池性能，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中广网记者 陈振玺/摄）
就在王春春的这个车间小组，有一位叫涂飞斌的小伙子很引人注意。1989年出生的他，身材瘦小，棕黄色的头发将一只眼睛遮住，时不时地就要伸出手将头发撂倒一旁。
记者：你之前在哪里做工？
涂飞斌：在广东中山。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留在家里？
涂飞斌：现在家里发展差不多。在家里比较方便，经常可以回下家，比较亲近点。
记者：工钱有差别吗？
涂飞斌：工钱的话相对性也不是很大差别，就差个几百块钱吧。
2007年下半年，涂飞斌被技校介绍到广东一家公司工作，之后又辗转到了中山的一家工厂，月薪两千四。工作了三年后，涂飞斌惊讶地发现，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存下来。
涂飞斌：我们一般下班之后要么会去网吧上一下网，要么就跟几个朋友去购一下物啊，超市买点东西，有的时候也会去游戏厅打点游戏。然后玩的比较晚了就会去吃一下夜宵。
记者：一个月这样的花销大概有多少？
涂飞斌：基本上就是月光。
记者：就是赚的两千四，一分钱存不下来？
涂飞斌：差不多，都是用完了。
涂飞斌和王春春在一个车间工作。他们选择留下的原因虽然不同，却结果一样。（中广网记者 陈振玺/摄）
在涂飞斌看来，存不下钱倒是其次，主要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那时的他觉得，自己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部机器。2010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涂飞斌得知家乡新建的电池厂在招工，他毫不犹豫地收起行囊返回江西。在家乡的工厂里，涂飞斌被选拔为一个生产组的组长，这让他很意外，也更加坚定了他留在家乡工作的决心。
涂飞斌：平常就是安排协调车间里的十几个人的工作任务，自己还是有这个能力的。虽然是厂子里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但感觉比以前好很多，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认可，被器重。也比较有干劲。
涂飞斌回家后还收获了另一个意外，那就是爱情。在工厂车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涂飞斌说，他现在感觉很幸福。每天下午五点多下班吃完饭，涂飞斌会先和工友们在厂子里打会儿篮球。过了八点，就是他和女朋友的独处时间，两个人要不在园区中散散步，要不就到不远的县城逛逛街。
涂飞斌：跟之前来比，幸福感是绝对有的。在家里工作就是每天想家的时候可以回家，看一下父母，跟父母聊聊天吃吃饭，讨论一下生活上的事情。有的时候还可以吵吵闹闹什么的，总是更亲近了嘛，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感。生活就是这样子。
在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中，我们都听到了同一个词，那就是“幸福”。的确，也许老一代的农民工想得更多的是赚钱养家，而在新一代农民工的账本上，“幸福感”、“价值认同感”已经成为重要的砝码，何况随着制造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会发现，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工作，在家门口工作收入也不少。这样一个一个农民工的故事，或许正孕育着一整个中国产业格局的转变，孕育着一代农民工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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