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曼殊生母的足迹
李蔚
曼殊(1884-1918)生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首府横滨,是个私生子。无论生前殁后,苏曼殊(1884-1918)的生母问题,都显得扑朔迷离。此文对这个问题罗列大量原始资料,第一次作了详尽地探讨。
他的生母不是早期被他称为“老母”的河合仙,而是河合仙的妹妹,她的名字可以译为:河合葉子。
曼殊出生不足三月,河合葉子即离开他,只身返回故乡——神奈川县逗子樱山村,不久出嫁,随夫居住东京。在东京,她曾接曼殊去玩过。
河合葉子在东京大约一直住了二十多年。1909年,长大成人后的曼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母,并侍奉她回到逗子。母子俩人在东京街头缦步时,遇到曼殊的朋友陈独秀。
1911年,曼殊再次探视河合葉子。葉子与曼殊、河合仙一同拍照。1912年,葉子由东京移住广岛,曼殊多次去广岛探视。后来,葉子移住舞子,曼殊往舞子省母7次。
河合葉子最后又回到东京。1917年4月,曼殊由中国东渡日本,奉母游览箱根。
曼殊早年认为自己是苏杰生河合仙之子。后来,他猜出了河合葉子才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在朋友面前,谈到葉子时,他称其为“母”,但在《杂记》中则称其为“姨”。至于父亲,到底是中国苏某,抑或日本宗某,他始终模模糊糊,弄不清楚。他怀疑自己是私生子,甚至约略地猜出了这一点。他的所谓“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即指此。正因为如此,他从来么没有领朋友去家里看望过母亲,也从来不以母亲的名字告人。
身世之谜,加重了曼殊的精神病症。他的许多作品带有伤感怀疑色彩,与此有关。
曼殊生母照片,现在已知传世的,只有一张,是与曼殊、河合仙三人的合照,刊登在《逸经》文史半月刊第十三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曼殊(中立者)、生母河合叶子(左)、养母河合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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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之母生曼殊后,不足三月,即离他出走,不知下落。她是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与曼殊此后是否有过来往?这些问题成为一个疑案,曾经长期空悬在曼殊传记及年谱、年表之中,有待解决。
曼殊是一位主观作家。他通过作诗、绘画、撰写小说表现自己。他终身为“有难言之恫”的身世所苦恼。委婉曲折地感叹身世,构成他作品的一大特色。因此,研究他的身世,特别是他的生母问题,对于深入了解曼殊其人及其作品,是十分必要的。
曼殊研究的奠基者柳亚子先生无私捐赠、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批尚未发表或虽经发表但已绝版的资料,为曼殊生母问题的分析,提供了线索。基于这批资料和其他有关材料,笔者对此提出以下看法,与曼殊作品的爱好者们交换意见。
曼殊生母系河合仙之妹
曼殊生母为谁,历来有三种说法:一为何合仙,一为横滨苏家下女,一为何合仙之亲属。
提出曼殊为河合仙所生者,乃河合仙之子苏煦亭。他在致柳亚子信中说,其父“一日本妾,姓河合,名仙,即煦亭与曼殊所从出也。”但是,这个说法为张文渭的庶母所否定。张文渭曾就曼殊来历询之庶母,据云:“阿戬系罗仔(阿戬即曼殊,罗仔指养子——引者注),并非日女河合氏所生。”张文渭之父与曼殊之父苏杰生曾经共事,相得极欢,交情极洽,在横滨时两家“邻比而居”,所言必确。曼殊出生时,苏煦亭不在横滨,其说法的可靠性当然不及张文渭庶母。
下女之说,来自苏杰生之妾大陈氏。曼殊堂弟苏维依据她的说法,复信柳亚子:“贺氏(指曼殊生母——引者注)初为家伯庸女。”据现有资料,横滨苏家先后用过两位女仆,都是为了带小孩,一个是曼殊生后,雇来帮河合仙看管曼殊,一个是此后多年帮大陈氏照顾孩子的,此下女并有照片保存至今,从时间的顺序上看,这两位当然都不可能是曼殊的生母。苏杰生只是商行的一位买办,苏家当初人口又很轻,本来也用不着女仆帮工。因此,这个说法也很难成立。1
至于曼殊生母为河合仙的亲属,其具体说法又分两种:一为亲戚;一为胞妹。陈国权一九六五年在大同学校老同学座谈会上发言:“曼殊生母乃系河合夫人之侄女(按:后更改为‘后辈亲戚’或‘远亲’),不是下女,惟不详其名“。陈国权自己对早年听到的说法也已显然记忆不清,当然不足为凭,特别是由于河合仙认曼殊为子,曼殊认河合仙为母,则曼殊生母与河合仙当系平辈,所谓“后辈亲戚”、“侄女”云云,更难以成立。2
曼殊生母系河合仙之胞妹,这个说法可以肯定。此说是曼殊之妹苏惠珊首先提出的。她在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致罗孝明函称:
……斯时仙姐(即何合仙——引者注)有妹,……年在妙龄,已随其
姊入苏家,愿作偏室。惟先父事亲至孝,谨守家法,未得双亲允许,仍
未再纳偏室。但同居日久,已身怀六甲,正是曼殊兄在出世前之时期。
……从三母陈氏之口中说出曼殊兄确实是河合氏之妹……所生。曼殊是
同我一父亲生骨肉,……。ƒ
河合仙既是曼殊的姨母,又是其养母。她在横滨抚养曼殊到六岁,才回到老家广东珠海。
河合仙生于1849年,其妹生于1866年,相差十有七岁。„ 妹从乡间来到县城,傍依其姐生活,帮姐作些家务事,是很自然的;因此而被认作“下女”,亦在情理之中。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情况,同一个大陈氏才既向苏蕙珊说曼殊生母为河合仙之妹,又向苏维騄表示:曼殊生母乃苏家下女。这个胞妹的说法与陈国权的所谓“亲戚”说,也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此说自提出后,即为著名的曼殊研究专家、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所首肯,认为:“应当依照苏蕙珊所讲的,加以修正。”5 曼殊在自传味道很浓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中,以妹为三郎生母,姐为其姨,显然不是毫无根由之笔。
她的姓名:河合叶(葉)子
河合仙之妹,苏家的人叫她“贺哈”,这是苏维騄致柳亚子的信中提到的。苏维騄是根据其伯母、苏杰生之妾大陈氏而来,大陈氏在横滨苏家生活多年,其说应当是可靠的。
那么,“贺哈0”应当如何翻译?柳亚子向日本人请教,据说“贺哈”是“才若”(ォソヵ)的译音,而“才若”又是“若子”名(ソヵ)的略称。在柳亚子的重要论文《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中,对此有一个详细说明:
‘才若’——ォヮヵ——者,即‘若子样’——ヮヵコサヱ——之略
称。 ‘若子样’亦即‘若子君’也,日本妇女取名‘若子’者颇
多,而‘子’字 为一般妇人名字下所加之常套字,故重要者系
—‘若’——ヮヵ——字。 日本人家庭对于女仆呼名而不呼
姓,‘若子’常被呼为‘御若’—— ォヮヵ, 盖‘御’字即含有代
替‘君’字之意。此项解释若对,则曼殊母亲之名当 为‘若子’,唯其
姓仍不能明白也。
自柳亚子后,人们一直沿用此说,称其人为“若子“。不过,笔者以为这个译名值得重新考虑。
日本习俗,女子出嫁,即以其丈夫之姓为姓,而丧失其本来姓氏。河合仙既与前夫家族脱离关系,自不会复用其姓。因此,河合仙之“河合”应为其本姓。既然如此,其妹也必姓“河合”无疑。
横滨苏家是一个商业买办家庭,文化程度颇低,对人的称呼,并不十分严格,多从俗浑叫。他们一会儿称河合仙“阿仙”、“亚仙”、“仙姐”,一会儿喊她“活仙”。“阿仙”、“亚仙”、“仙姐”含有亲昵之意,自不待言。而“活仙”却明显的是“河合仙”的略称。既然“河”、“活”、“贺”同音,河合仙可以叫做“活仙”,那么,“贺哈”之“贺”也就很显然是“河合”其姓之略称,而非其名之一音节可知。
笔者向早年留学日本多年的穆家麒教授请教。据他说,在日本话中,“”是一种爱称,本身没有其它含义。又向广东同志请教。他们说,广东人叫姐姐为“阿”,呼二姐“乙”。横滨苏家人显然是把日本话中表示亲昵的“口家(合为一字)”这个尾音,作为广东人表示亲昵并含有姐姐之意的“口家”音而接受的。
首音“贺”为“河合”其姓之略称,尾音“口家”系爱称,余下待翻译的只有中间一音:“哈”。查“哈”在日本话中有多义,其一“哈叩”(日文:ようこ),即是汉语中的“葉子”。因此,曼殊生母之名似以定为“河合叶子”(日文:かわひようこ)。读音:KaAyiHaKo、卡阿依哈叩)为宜。这样翻译,较之将中国家庭看作完全的“日本人家庭”,将亲戚的呼姓称名混同女仆之“只呼名而不称姓”,将“贺”姓作为名中之一音那样的翻译,似乎显得更确切些。日本人姓名的翻译是一个复杂问题,愿国内对此研究有素的同志能够关心此事,给以决定。
叶子生曼殊后返回逗子
苏维騄致柳亚子信说:
贺哈有喜,遂迁去日本街居住,八月始生曼殊,家人尚不知之。曼殊
生六岁,家伯始将事实告知,……
曼殊生不三月,而贺氏接伊家信,遂返日本乡下,永不归来。
贺哈接伊父家信……乃远去日本乡下,将曼殊交与活仙姐照料一
切。
曼殊是苏杰生与河合叶子非婚生子,生育在横滨苏家之外日本街的一处屋内,是在家人完会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生产的。当时叶子只有十九岁。叶子生曼殊后,其姐河合仙大约感到事情不妙,不得已乃将其情告诉父母,家里即来信要叶子回去,叶子遂离曼殊而去。那么,她是回的哪里,她的家在什么地方?
查有关资料,曼殊在日本多处有亲戚在,而提到乡居的只有二处:一为河合氏撰写《曼殊画谱序》的“西户部之茅舍”,一为逗子樱山。西户部仅此一见,而逗子樱山却曾反复出现,并且是曼殊多次奉母乡居之所在:1907年,曼殊《文学因缘自序》称:“比随慈母至逗子海滨,山容幽寂,时见残英辞树”。1909年,曼殊致刘三书:“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边,幽岩密箐”。1911年《飞锡潮音跋》:在秪垣精舍,“闍黎(即曼殊——引者注)尽瘁三月,竟犯唾血,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
1909年5月26日(旧历四月八日),曼殊自日本致刘三书:“现待梵学会觅得代人,雪(曼殊自称——引者注)即移住海边。”
同月29日(旧历四月十一日),曼殊致刘三书:“现欲移住海边,惟梵学会尚未觅得替人,故暂留江户。”
曼殊想去的这个“海边”是那里呢?几天后的信里,揭开了谜底:原来就是逗子。1909年6月7日(旧历四月卄日,原信笔误为四月十日),曼殊致刘三书称:“雪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边……,甚思昨秋武林之会也。”这是他抵达目的地以后写给刘三的。
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曼殊手秒《飞锡潮音跋》原稿,有“东归随太夫人村居”一句,定稿时改为“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这说明,在曼殊的用语中,不仅信中“移住海边”的“海边”与“逗子”是一回事,而且文中奉母“村居”的“村”与“逗子樱山”也是同义语。
于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1907七年8、9月(旧历七月)曼殊自日本答刘三书:“待二三月后,申公老太太抵此,方能往乡下与母亲同住”,这“乡下”指的是哪里。
于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曼殊的画跋所说:“今奉慈母趋居村舍,残冬短晷,朔风号林,吾姊榎本荣子属画,泚笔成此”,这“村舍”又是在哪里。
曼殊对逗子樱山充满了那样深厚的感情,在小说《断鸿零雁记》中,他以勾人魂魄的笔触,叙述了主人公三郎逗子省母途中之所见:
……余向车窗外望,见牌上书“逗子驿”三字,遂下车。余既出驿场,
四瞩无有行人,地至萧旷,即雇手车向田亩间辚辚而去。时正寒凝,积冰
弥望。如是数里,从山脚左转,即濒海边而行;但见渔家数处,群儿往来
垂钓,殊为幽悄不嚣。车夫忽止步告余曰:“是处即樱山,客将安往?”
余曰:“樱山即此耶?”遂下车携箧步行。
久之,至一处,松青沙白。方跂望间,忽遥见松阴夹道中,有小桥通一
板屋,隐然背山面海;桥下流水触石,汩汩作声,余趣前就之,仰首见柴
扉之侧,有标识曰:“相州逗子樱山村八番”。余大悦怿,盖此九字,即余乳
媪所授(母亲)地址。
这一段饱和着强烈感情的叙述,显然有曼殊自己奉母乡居的生动感受在。
1912年4月5日,曼殊亲笔填写的《南社入社书》中,籍贯写:“广东香山”;通讯处:“太平洋(报社)柳亚庐转”;而居址居然写成:“日本逗子樱山村”‰。这说明他是把逗子看成第二故乡的。一个人对一个村子怀有如此热烈而亲切的感情,并且多次陪母亲旅行那里,甚至当仁不让地视其为自己的“居址”,这,除了本家,恐怕只有母亲所从出的舅家,才会如此的。正因为如此,曼殊生活困难时,曾多次从逗子得到接济:一次五十元,一次十元,一次二十元;他也多次去过逗子,或向逗子寄款,关系异常密切Š。
逗子在东京湾西端的半岛上,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横滨是神奈川县的首府,而逗子则是该县管辖的农村,两处相距几十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以乡下人看起来,那当然已是“远”的了。曼殊的外祖父母住在逗子樱山,叶子就是从那里到横滨姐家去的。当老人得知女儿在横滨出事,即写信要她回家,叶子于是离开曼殊而回到乡下父母身边。苏维騄信中所说曼殊生母“接伊父家信”,“乃远去日本乡下”、“永不归来”,其实情大约就是如此。
叶子在东京抚养过曼殊
幼年的曼殊在逗子山村曾幸福地生活在姥爷姥姥身边
曼殊童年曾在日本东京短期生活过,这是应当肯定的。
1911年,《飞锡潮音跋》说:“曼殊闍黎,始名宗之助,自幼……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长江户(日本东京旧称)”。飞锡是曼殊的远亲,幼年时两人一起玩耍,曾一起随曼殊的外祖父母“弄艇投竿于溪崖海角,或肥马轻裘与共”。后来飞锡并为曼殊整理过著作,彼此熟悉,亲爱和睦,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1914年1月,曼殊病卧东,在致柳亚子信中写道:“连日病势又属不佳……今晨天气和朗,医者诫勿出外,欲一探儿时巷陌,不可得也。尽日静卧,四顾悄然……”。同日,又在给陈陶怡的信中这样写道:“至东不乐交游,故来看余病者,日仅二三人。尽日静卧,医师诫勿外出,欲一致儿时巷陌,亦不可得,思之黯然!”曼殊多日卧病,思亲念友情切,要去儿时巷陌重温童年旧梦,其情耶真,其状可悯。儿时生活是人的感情世界中最温暖的一角;孤寂之中,它最容易牵动人的思绪。这两封信是曼殊幼年曾在东京生活过的有力证明。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飞锡潮音跋》说:“曼殊……四岁,伏地绘师(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曼殊六岁回粤,首次乘轮船。“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大汽船也。”‡孩子思想简单,见什么画什么。曼殊见船画船,那么,他能画狮子,画得又如此生动,活象一头真的狮子,说明他方才看到了狮子,那狮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曼殊如此稚龄,是谁带他在什么地方看到狮子的呢?
今天已成为日本最大海港之一的横滨,人口达到二百六十万,对外贸易额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繁华异常。可是当初那里却是一座渔村,只住着八十多户人家,1859年才辟为通商口岸,到曼殊出生时,人口还只约十万,尚未设市,还是一个城镇,没有资料说明有动物园。而东京却早已在上野公园内建了动物园,集合饲养着各种珍禽奇兽。曼殊当然是只会在那里看到稀有的狮子的,并且在动物园显然玩得很开心,所以回到家里,即蹶起小屁股,伏地作画。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当时他确实在东京生活。
现在要问:小小的宗之助(曼殊小时的日本名字)在东京是依靠谁而生活的?他的养母河合仙不在东京;她是直到1908年还住在横滨的,那一年曼殊嫡母黄氏由广东到神户苏煦亭处,河合仙曾从横滨去看望她。因此,在东京带曼殊玩的不会是她。
是曼殊的外祖父母吗?也不是。因为这两位老人当初也是随其女儿河合仙住在横滨的。苏惠珊说,大陈氏1884年到横滨后,河合仙被“逐出家外”,苏杰生“念其年老,已另买一屋给她静养。当时与其父母相依,以后(与苏家)并无来往。”ƒ现存曼殊幼时与外祖父母合拍的照片,说明他最初是在横滨,与这两位钟爱他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的。
幼年的曼殊在逗子山村曾幸福地生活在姥爷姥姥身边
父母本来是要出了事的女儿叶子回家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为什么自己却又离开逗子来到横滨呢?显然,这时叶子已经有了着落:她已出嫁了,离开逗子了,因此,父母也就用不着留在那里照顾女儿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叶子生育后,被家人叫回,依父母生活在逗子樱山;后来,她出嫁到东京,与一日本海军军人结婚,父母遂亦离开农村来到县城横滨,依大女儿河合仙生活。在那里,三位长辈一起抚养小宗之助。曼殊四岁时,叶子想念儿子,曾接他到东京去玩,他在东京的小巷道嬉戏过,妈妈并带他到上野动物园看过动物。后来,他仍被接回横滨。大约五岁时,与养母河合仙照了一张相。那时,曼殊离日返国之期逐渐临近,孩子不大懂事,显得无忧无虑,活泼可爱,而河合仙则面带愁容。至于“姨母”叶子,当然更是悲苦难言,其情况可能正像《断鸿零雁记》中河合夫人告诉三郎的那样:“尔幼时,若姨爱尔如雏凤,一日不见尔,则心殊弗怿。……携尔西行(中国),若姨力阻;及尔行后,阿姨肝肠寸断矣。”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也还缺乏确切的物证,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后叶子一直住在东京
1926年,柳亚子访问陈独秀于上海,在谈及曼殊的家世时,陈独秀这位曼殊生前最亲密的友人是这样回答的:
他的家世我知道的也和传说差不多。父是广东人,在日本做买办生意,
母是日本人。因他从未对人清楚讲过,实际情形,我也弄不明白。我和曼
殊在日本,有一次曾见到他母亲,而他却讲是亲戚。但我看他们面貌很像,
尤其是两人相处随时表示出母子的亲爱关系,决计不会是亲戚,显然是他在
打诳话。
陈独秀看到的这位与曼殊形同母子、而又彼此很像的日本女子,是河合叶子无疑。(理由详后)
这说是说,被迫与亲生儿子曼殊分离、经历了失子之痛的这位不幸的母亲,此时仍然留居东京。她见到了自己的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
曼殊生母河合叶子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根据资料,陈独秀于1903年在日本参加过拒俄义勇队,这时曼殊也在日本加入同一组织,但是当时曼殊还不知道生母的下落,因此不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1906年暑假,曼殊与陈独秀东渡日本访寻义母河合仙,不遇;被他认做“姨母“的生身之母叶子,当然更无从探访。1907年春,曼殊与章太炎、陈独秀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但这时曼殊仍仅找到河合仙。叶子、曼殊母子相见的事,这三年都不可能发生。ˆ 1909年就不同了,这一年上半年曼殊与陈独秀来往很多。在上海启程前,他就写信给刘三,以陈独秀在东京的居址为自己未来的通讯处。1月2日东渡后,住在东京,直到四月,仍与陈独秀等“常相聚会”。推测曼殊应是这时见到叶子,母子一同上街,遇见陈独秀,才发生了陈独秀以上所述的情况。
为什么恰恰是在1909年曼殊找到叶子?这个问题得从曼殊和河合仙关系的变化上来考察。
1908年秋,曼殊曾两见养母河合仙。这时河合仙已经再婚。第二次见面时,她的日本丈夫(其人为一富商)也曾参加。两次聚晤的地点,均在东京大森日本料亭(比较高级的日本饭馆)。曼殊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牙牙学语说的是日本话;鲁讯先生同曼殊有过交往,他向日本学者增田涉多次夸奖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令人惊奇的是:曼殊这两次与河合仙会见,竟带有日语翻译人员参加。他显然已不愿与义母及其丈夫用日语直接交谈。他对已经年逾花甲的“母亲”的改嫁,思想不通;会见的气氛当然也就不会再像先一年即1907年时那样热烈,那次“母亲”河合仙为他的画谱写序,交给他珍贵的儿时照片;他也支持“母亲”在日本刻印传播中国的《女语》一书,还恭请刘三为之题写书名。而这次相见,从译者陈国权对当时他们母子谈话之记录看,曼殊对河合仙礼貌、周到,而感情冷淡,毫无亲昵之可言。而且,谢绝了河合仙夫妻多次要他去其家养病的盛情邀请。
河合仙对河合叶子的事一直是保密的,讳莫如深,对任何人没有讲过,连她的亲生儿子苏煦亭终其一生,也不晓得自己还有这么一位姨母。现在河合仙从曼殊坚持不去横滨南太町她的新家的态度中,明显看出了曼殊的心思。为了安慰他,给他以应得的亲母之爱,她不再顾及叶子那颗破碎了的心,终于将叶子其人及其在东京的住址告诉了曼殊,促成了他们母子这次重要的会见。
至于曼殊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不承认叶子为其生母,那是不奇怪的,因为他那时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只认叶子为“姨”,而叶子当然也无法以实情相告。不过,她显然已处处不自觉地向曼殊流露出了亲母之爱,曼殊感到安慰、愉快,也不自觉地以亲子之爱来回报她。他们母子间的感情交流及亲密关系是那样明显,陈独秀不知内情,完全是个局外人,但却一眼就看了出来。
叶子的发现,给曼殊带来的幸福安慰之感,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初见河合仙。一则因为叶子对他的感情比河合仙浓烈得多,二则叶子从相貌上说又十分像他,加上他是在河合仙再婚、他感到自己已再一次失去了母爱的痛苦中,得到叶子之亲的,因此欣慰非常。曼殊诗作多带哀愁,但是现在却连续写出了三首基调欢快的作品,都是寓情于景的,如《花朝》:
江头青放柳千条,知有东风送画桡。
但喜二分春色到,百花生日是今朝。
旧历二月,春风送暖,曼殊乘坐装饰华丽的游船,沿江而行,岸边柳丝袅袅,鹅黄淡绿。他高兴地想:啊,花朝已经来临!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竟插田。
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此诗题为《淀江道中口占》。淀江即淀川,系日本近畿中部低地的主要河流,发源于琵琶湖,注入大阪湾,全长七十六公里。曼殊乘马缓行,沿途风景幽美,桃花艳丽,他边走边吟,心情十分愉快。
6月7日,曼殊侍奉河合叶子由东京到逗子旅行。途经蒲田,吟诵了这样一首七绝: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浓笔重彩,诗中有画,可以想见诗人此刻心情的愉悦。这三首充满朝气和欢快的诗作,在曼殊作品中,显得相当别致,恐怕与他获得叶子的母爱不无关系。
抵达逗子当天,即写信告诉刘三:“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边,幽岩密箐,甚思昨秋武林之会也。”在朋友面前,他已干脆把像他爱他的“姨母”河合叶子迳称为“家母”了。
曼殊与生母一九一一年再次会见
在《逸经》半月刊第十三期(1936年9月5日出版)唐蕴玉的《喏班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一文中,插有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它是曼殊于1911年由爪哇返日时与河合仙、河合叶子姊妹合摄,而于返爪哇后亲手送给当时他最要好的朋友黄水淇的。这张照片为已知的曼殊生母的唯一照片。照片中,河合仙左座,河合叶子右座,曼殊中立其后。河合仙瓜子脸,颧骨突出,眼角下垂,与曼殊绝不相像。相反,其妹却与曼殊十分相似,一样的鹅蛋脸型,眼距稍宽,浓眉,短鼻梁,眼似杏,智慧而朴实。这是说明曼殊确为河合叶子所生的一项有力的物证,也是笔者敢于断定陈独秀所见为河合叶子的主要根据。
由这张照片,我们知道1911年曼殊又一次见到生母;河合仙姊妹也于同时见了面,这是现在已知的河合仙、河合叶子、曼殊三位亲人,唯一的一次共同生活的见证。当时,年迈的河合仙显得憔悴优伤;曼殊表情欣慰;河合叶子则显得亲切、和霭,若有所思。过去,曼殊只将“母亲”河合仙的照片送人,这次却加上了一位“姨母”,而且“姨母”明明很像他。把这样的照片送人,等于承认现在“姨”、“母”错位。曼殊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含义在呢?
这一年,曼殊开始撰写小说《断鸿零雁记》。小说在河合氏姊妹中,公然认妹为母、认姊为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又在“姨”的形象上倾注了热烈的感情。从这种矛盾的情况,不难看出叶子、曼殊“姨”“甥”感情之深及曼殊以“姨(叶子)为母的思想情绪。他显然已隐隐觉得叶子可能正是自己真正的生身之母。但他既不能直接写自己之所感,也不能坦然抒发自己之所想。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在作品中,就出现了上面我们所指出的状况。
同一时期发表的《飞锡潮音跋》,公然声称:曼殊幼年在东京是由太夫人(即母亲)抚养的。曼殊将此文亲手交给柳亚子发表,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母亲为住在东京的河合叶子,而非住在横滨的河合仙;提法与《断鸿零雁记》认妹为母、以姊为姨完全一致。这两篇性质上绝然不同的文字(一为历史文书,一为小说),在生母问题上,这样一致,绝非偶然。曼殊爱河合叶子那样深切,他几乎是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猜到的真象公诸于众了。
叶子1912年在广岛
此后,叶子的行踪如何?
1912年6月19日,曼殊再次东渡,与孙伯纯等四人在千驮谷租屋同住。据孙伯纯回忆:曼殊“在东京的时候,常常说:‘到广岛省母归来’的话,但他母亲始终没有到东京来过。”(11)
《曼殊杂记》第十页,标明壬子七月八日,即1912年8月20日。此时曼殊与孙伯纯等同居已有大约两个月。第二十一页记:“癸丑十月十七日午后二句钟,周五、雪三、桐华、黛云,临存病榻,余默不一语。”癸丑十月十七日为1913年11月14日,所说周五等均是上海妓女,说明曼殊此时已从日本返国。曼殊在东京时既然常去广岛省母,《杂记》上当然应当有痕迹可寻,但是遍查这一年多的记载,却找不到省母的内容,仅在杂记十、十三、十四几页上,看到母亲几次寄他款子的数字。而这正好说明他依然不曾到她那里去过。
特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时期,他没有省母,却多次省“姨”:
杂记第十三页:
(买)枣一元……水果一元六……旅费五元……伙食二十三元 旅费八元 零用
十二元……姨母相片八元……旅费二十元
已有大枣、水果上市,说明了省姨的季节。根据这个纪录,他是花去旅费五元,先到某地,住了几天,用去伙食费二十三元;而后从这里出发,再用去旅费八元,才至姨家。在姨家,他用前不久买得的照相机(杂记中称为“影相器”)为姨母照相,胶卷、洗印等,花了八元。而后用去旅费二十元,返回东京的。
杂记第十四页:
樱桃一元二……苹果六十先……旅费十九元 零用六元 白领二元四……书三元
姨母糖果五元
这次省姨,仍在秋季,市场上可以买到苹果。从东京到姨母处,旅费为十九元。路上,他花了六元零用钱;还买了白领、书籍。看望姨母时,为老人带有礼物。
同页:
旅费二十元 零用五元 女侍六元 午食四元二 车费一元 零用一元……
姨母衣料三十八元 姨母糖果五元四
这是第三次省姨。从东京启程,旅费花去二十元,沿途零用五元,途中吃饭用去四元二,付给女侍小费六元;而后再花去车费一元,到达姨家。这次除了糖果外,还为姨买了三十八元钱的衣料。
杂记十五页:
荔枝干四元 姨母糖果八元 旅费二十元
这次省姨,曼殊是带着八元钱的糖果作为礼物的,显然没有久待,即花去旅费二十元,返回东京。这是第四次省姨。
省姨旅费,即车船费,单程第一、二、四次为二十元,第三次为十九元,说明姨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旅费相差无几。根据查得的资料(12),本世纪初期,从东京到神户的火车票,一等票价为十二元,由神户西行至广岛的距离约为东京到神户路程之半,旅费估计约为六、七元左右(船票可能较车票稍低)。据此估算,东京到广岛的旅费当在十九、二十元左右,与“广岛省母”的话相吻合。曼殊对孙伯纯讲的“广岛省母”,省视者乃生母、当面被他称为“姨妈”的河合叶子,而非养母、当面被他称作“母亲”的河合仙。这说明1912年秋,河合叶子是住在广岛的。
叶子后来移住舞子
此后,在《杂记》第三十页上出现了这样几笔帐:
琵琶湖旅费八十六元 十三(日)游鞍马山 十八至舞子驿 零用十元 旅费
三十五元 姨母糖果六元 廿四日到西京 三十日过马关 初二抵长崎
初八晨至沪
这一次曼殊是先到琵琶湖旅行,而后游鞍马山,再到舞子驿,看望姨母,之后回西京,由西京出发,过马关、长崎回国。曼殊所记“姨母”即其生母河合叶子。河合叶子此时移住舞子驿,这是一项证明。
1912年秋,曼殊自日本致信柳亚子:
别后甚相思想,联月弗书一字,故绝音讯耳。秋寒石瘦,可无恙
耶?又《舞子海滨图》,即异方飘寄之人,尽日眺望处也。
此信写于10月22日(旧历九月十三日),说明此时叶子仍在舞子。曼殊是在舞子省视母亲时写这封信的,此后即于10月30日(旧历九月十十一日)启弦返国。
杂记第二十二页,记着由上海再次东渡日本时途中开支帐目:
书籍二十二元 饼干三元 旅费四十二元 姨母糖果六元 车资一元五
从上海到神户的船票,一等为四十二元。(12)曼殊是从上海到神户,而后花了一元五车资,到舞子看望姨母。去时,带了一些糖果作为礼物,途中买过书籍、饼干等。
根据以上所述,在1912年8月20日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曼殊竟七次省视“姨母”叶子,平均两三个月一次。离开日本前要告别姨母;到日本后,也是首先看望她。他对这位“姨母”的感情是何等深切!相比之下,同“母亲”河合仙关系却显得十分冷淡。这证实了我们前面的分析:河合仙年老再婚,曼殊与她明显疏远,尽管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关心着他,多次从经济上接济他,多次请他去她的新家,他却并不去看望她。他把爱母之心完全转向了“姨母”河合叶子。曼殊后期的所谓“东渡省母”,所省者乃是生母叶子,而非姨母、养母河合仙。
为什么曼殊在《杂记》中,称叶子为“姨母”,而在朋友面前却跟河合仙一样,混称叶子为“母亲”呢?分析那原因,《杂记》是供自己日后检查之用,必须准确,否则,母姨不分,时过境迁,就会失去记帐的价值和意义。对朋友则不同,除了在爪哇的偶尔一次而外,他对谁也没有讲过自己在日本还有位姨母。曼殊在日本生活多年,朋友们谁都知道他爱母至深,但是他却没有领任何一位朋友去见过他的母亲;谁也不曾见过他的母亲,谁也不知道他的母亲的名字。在曼殊看来,姨也罢,母也罢,她们都是自己至亲的亲人,是一回事,用不着那样严格区分。曼殊童年失母,思母念母感情极深,在对河合仙感到失望之余,他把给予自己以深厚母爱的叶子一并称为“母”,既可满足盼母爱母之心理需要,又是思母念母感情的自然流露。
曼殊此后继续多次省视生母
根据《杂记》第二十九页所载,此后曼殊还去过一次南洋。这一年,他是旧历四月十五日,由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东海岸巴厘巴板起程,途经新加坡、中国,于七月初五日抵达横滨的。这次到日本后,他又一次去舞子驿看望“姨母”叶子。按《杂记》第二十九、第三十页上的时间推算,他是旧历七月十八日、即到日本后的仅仅十多天就去了舞子的,在“姨”家停留了六天,于七月二十四日到西京,而后经马关、长崎,于八月初八日回到上海。这次省“姨”的各项开支,已见前引,兹不赘述。
杂记第三十二页:
初二日 接玛德利四百六十元……初五日 发母亲信 姨母糖果六元
冬衣四十六元……初六日……寄敬弟五十元 书籍十四元八百 旅费三十五元
这次探望,初二日以前,已来“姨”家,所以没有来时旅费开支的记载。初六日离开,在“姨”家至少住了四天。旅费三十五元者,当系离程的车船费。这一次他给“姨母”送上六元钱的糖果,而节令则已在冬季,故有买冬衣之举。
隔了不到一个月,曼殊再度到舞子看望“姨母”。杂记第三十二页:
初四日 舞子旅费四十元……接母亲信……
初八日……敬弟十元……书橱十七元五 椅垫四元六
这一次到舞子,时间当仍是冬天。从旅费数额之大上看,他是从一个较远的地方来的。“敬弟”又一次与“姨母”同时出现,可能这是叶子的孩子,即他之“表弟”——实际应为同母异父弟。他又一次给予了这位“敬弟”以经济上的帮助。这次省“姨”,他还买过书橱、椅垫等耐用品。他是视“姨”家为己家、把“姨”家当做自己的家庭那样去“建设”的。
叶子后来离开舞子,回到东京。1917年闰二月,曼殊从祖国赴日本,舟经长崎时,向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今东行省母。……明日过马关,后日达神户,由神户改乘火车,
十四日可到东京。家居数日,即侍家母往游箱根。留东约月余即西返。……
从上海到东京,其路线是:上海——长崎——马关——神户——横滨——东京。如果从上海坐船至横滨,再换乘火车到东京,车走一个小时,路程计为七日。若买船票至神户,由神户坐火车至东京,车行十七小时,则五日可到。曼殊这次采取的是第二种走法,由到东京的日子(旧历闰二月十四日,即阳历4月5日)可以算出他离开上海的时间为阳历4月1日。
这次他探望的是河合仙,还是河合叶子?还是河合叶子。因为河合仙从来未在东京住过家。河合仙与苏杰生离异时,被安置在横滨云绪町,直到1908年河合仙再婚,婚后夫妻居于横滨南太町。再者,1917年河合仙已六十九岁,而箱根是一个山区,山巅的芦湖仙境湖岸线长达18公里,最高峰──神山,海拔1438米,按日本诗人石川重之的形容,几处“云外”。(13)河合仙1911年照相时,已显憔悴枯老,早因“春秋已高,惮于跨涉”,连住在日本国内的亲生儿子苏煦亭都不能去看,“母子之间,惟藉尺素,时通音问而已”,现在已近古稀,却要曼殊万里东渡,陪她爬山,这是不可思议的。而河合叶子却不然,是年,她五十一岁,年富力强,以往多年,由于跟随在海军中工作的丈夫,生活流动,可能从来没有去过箱根。曼殊对叶子至为敬爱,从1909年起,先后十一次省视,现在得知她有此心愿,当然欣然从命。可见,他这次的所谓“省母”,探望的还是叶子。也因此,我们推知:此时叶子已由舞子回到东京。
曼殊次年(1918年)5月2日逝世时,据说其母仍然健在。她的住址应当还是在东京。是否死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无从分析。
曼殊知道自己是私生子吗?
曼殊知道自己叫做“姨母”的这位日本女子是他的生身之母吗?答复说:他并不确切知道,但是他约略地猜出来了。陈独秀说他关于生母的问题,“从未对人清楚讲过”,原因即在于此。
1909年是一条杠子。在此以前,曼殊认河合仙为生母,十分敬爱她。那时,他在外表上,虽然承认自己是中日混血儿,但是在苏家受到的种种歧视,曾使他怀疑自己并非苏杰生的亲生儿子,只是随河合仙改嫁到苏家的“拖油瓶”,又不好问人,心中感到苦闷。
1908年,河合仙六十高龄再嫁,给了曼殊一个意外的打击。次年,长大成人后的曼殊,第一次与生母河合叶子会见。叶子的无限爱抚,使他得到了生平不曾经历过的、渴望已久、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母爱的温暖。他把爱母的感情转向了河合叶子。又由于他同河合叶子面貌极像,在陈独秀的提醒下,他慢慢猜出了她可能是自己的真正母亲,但又无从确定。他满腹狐疑。由于这一点,他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谁是我的生父?本来他就怀疑自己不是苏杰生的儿子,由于长得像姨母,他更认为杰生其父是不可思议的。他想自己生身之父可能是个日本人。童年好友飞锡记得曼殊的日本小名“宗之助“。由此他判定自己的父亲姓宗。小说《断鸿零雁记》中的所谓“生父宗郎”,大约就是这样来的。
一个人既不能确知他的生母,又不能确知他的生父,只是像浮萍般地随风飘动在茫茫人海中,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自幼缺乏亲人之爱滋润的曼殊,热烈地希望得到世人的了解、同情和体谅。他曾多次向友人讲说身世:“既成莫逆,旅斋萧寂,辄为缅述生平(姜可生);”同榻谈卧,彻夜不眠。所谈之事,无非身世之感“(张云雷);“过从甚密,常以彼之个人身世相告,极为详尽”(马小进)。……他在恳求刘三为他作传时,诚恳而悲伤地写道:“……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无他人矣。(作传之事)千万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饰词以为美,第摹余平生伤心事实可耳。”
他承认“身世有难言之恫”,但是正像马仲殊指出的:“究竟所恫者何,他自己始终没说个明白”。有关个人身世的那些推测、猜疑,本来对谁都无法讲说。对好友如柳亚子者,曼殊也未讲过,以致在他死后多年,当柳亚子通过调查确知其父为苏杰生时,竟兴奋地称之为“破天荒的发现”;而对于另一位好友陈去病,他也只讲母姓而不及其名。
由曼殊亲笔抄写的《飞锡潮音跋》原稿:“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一句中的“恫”字,是由“痛”字改定的。按“恫”有二义:一同“痛”,一为恐惧。改“痛”为“恫”,说明曼殊不是在痛苦,而是在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恫”字的。念及个人身世,他不仅痛苦,而尤其感到恐惧。如果当初只是随母改嫁,何恐惧之有?这一字之改,也流露出了他对自己是私生子的身份的怀疑。
同一文件说,曼母为河合夫人。母如真曾出嫁,当然应用夫姓。现在用母本姓,说明母未出阁。未结婚而有子,岂非私生?所以,“自幼失怙”云云,显见不是“慈父见背”,而是“无父”的一种含糊的承认。这一点,周作人很早以前就指出过,他说:如《潮音跋》确实可凭,其中只言母姓,而不及其父,则又可疑为私生子矣。
《飞锡潮音跋》本来1911年即已写定。但是当年此书出版时,却未收入。显然,那时曼殊还未拿定注意:这一表示自己怀疑身世的文件,究竟要不要问世?经过一年犹豫,他终于决定将此文交给飞锡及他本人之外的第三者。他选定了柳亚子。他知道柳亚子长于收集保藏资料。他的用心可能是希望身后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的考证,言他本人之所不能言者。而这一目的,他是达到了:历史的迷雾终于揭开,作为一位私生子的曼殊,真象早已大白。
当《潮音跋》和《断鸿零雁记》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时,刘三曾问起过他,说:我们历来都知道你是半个中国人、半个日本人,现在照这两篇东西来看,你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了,这是怎么回事?曼殊回答说:马马虎虎的算了。刘三说:这是关系你个人的大事,怎能马马虎虎?曼殊只是抽烟,并不回答。问急了,他说:“无聊得很!无聊得很!”
曼殊同沈燕谋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据沈燕谋回忆:曼殊于身世,诚有难言之隐。笔记之所传述,小说之所流露,寓言事实,兼而有之,不尽信史,亦不尽虚构也。偶尔口头陈述,十九语焉不详。若加讯问,辄曰:“无聊得很!无聊得很!”而所讲首尾不完之故事,遂尔戛然中止。
怀疑自己是私生子,而那怀疑竟像恶梦一样缠绕着自己,无法摆脱。——这更是何等痛苦啊!
这个问题,过去由于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曼殊的所谓“姨母”问题。曾被柳亚子看成一个“哑谜”,恨不能“起曼殊于地下而问之”;对于《潮音跋》,柳先生更感到不可理解,只好判断说,那是曼殊在精神病发作时的“呓语”。
说到精神病,曼殊在后期确实是有一点。最早见于1908年在日本东京时期。一天,他精光着身子,闯进刘师培、何震夫妻的卧室,莫明其妙地指着煤油灯大骂。1909年,个人私生子身份之怀疑的产生,更使他大受刺激。他泛舟中禅寺湖,月明星稀,积雪洁白,一时之间,种种悲愤、绝望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他在舟中“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曼殊的这种屈辱的出身,对于他的性格、心理和为人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有所反映。要深入了解曼殊其人,不能不研究他的出身、生母以及他对自己生母与出身的怀疑;要深入了解曼殊作品,特别是1909年以后的一些作品,也不能不考虑他的变态心理和抑郁症日渐加深的具体情况。因此,生母问题的研究,应当成为曼殊研究的内容之一。
(原刊《青海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此据原稿输入)
1、柳亚子:《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载《苏曼殊研究》
2、 马以君:《苏曼殊年谱》,载《佛山师专学报》
ƒ 苏惠珊:《亡兄苏曼殊的身世——致罗孝明先生长函》,载柳亚子《苏曼殊研究》
„ 柳亚子:《苏杰生年表》,载《苏曼殊研究》
5 柳无忌:《我不认识的苏曼殊》,载《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
† 苏曼殊《飞锡潮音跋》底稿,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 柳亚子手稿《曼殊余集》第三册
ˆ《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集
‰《曼殊余集》第十二册
Š《曼殊杂记》,载《曼殊遗墨》
(11) 孙伯纯:《关于苏曼殊之点点滴滴》,载《曼殊余集》第六册
(12)《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13)《海外风景名胜》
(14) 沈燕谋:《燕语》,载《曼殊余集》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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