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绘李根源像
我是在雪生逝世约二十年后才知道其人其事的。从接触他的事迹和诗文时起，我就为其光辉灿烂的人生所吸引。我为我们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杰出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多么纯洁、多么优秀的一个人物啊！——我由衷地赞叹着。
雪生（1879－1965），大名李根源，云南省腾冲县人。年轻时是前清秀才。后来，留学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为同盟会首次集会参加者三十七人之一。作为时代的弄潮儿，辛亥革命前，他曾任革命刊物《云南杂志》的干事，主办过军事干部学校——云南讲武堂。武昌起义爆发，与蔡锷等在昆明发难响应，武力光复了云南。反袁斗争中，在广东肇庆军务院任副都参谋。由于军功昭著，民国时期晋升为陆军中将、上将；在政府内则担任过航空督办、农商总长、陕西省长等职，并曾兼署过国务总理，在军政两方面多所建树。因痛恨官场的黑暗、腐败，而息影林泉，奉母家居。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他寝食不安，积极投入抗日洪流，作了大量工作，并出任担保人，营救“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出狱。解放战争中，又以其崇高的社会声望，多次营救被捕的革命志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车蒲轮进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直到去世。
雪生人格高尚，重名节。1917年，段祺瑞召督军团入京，企图以武力威逼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当时，雪生是陕西省长。旧历五月末，督军团叛电到陕。张作霖、曹锟、朱家宝、王占元、赵倜、田文烈、阎锡山、杨善德、齐耀珊、孟恩远、毕桂芳、张怀芝、李厚基、胡瑞霖、张敬尧、范国璋等封疆大吏响应督军团的叛电亦先后至。叛军薄丰台，逼京师。陕西督军陈树藩要雪生联名通电支持叛乱；如果拒署通电，即行枪毙，以除后患。雪生说：“我守土长官，岂能与叛贼为伍。随君谋叛，我不能也，请即枪决。”雪生对友人于右任三揖：“身后墓文，乞君大笔；传文则转恳太炎先生撰。”右任神色凄惶。雪生就陈案上取纸笔，大书曰：“中华民国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督军团叛。陕西督军陈树藩从逆。省长李根源不屈，死之。”陈树藩说：“君何激烈如是？勿谓我不能杀人也！”雪生说：“正请君杀。”陈树藩虽然气汹汹而无可奈何。终因雪生为中国难得的人才，深孚众望，而不敢杀害。不得已，派马队一连，监送雪生出陕。
雪生个性独特，充满激情。解放初期，志愿军入朝参战，同，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此时，雪生年已古稀，依然雄心勃发，希望在军事上能够对祖国大业有所贡献：“最好西藏宣传员，或侪（chai柴，；类）卒伍赴朝鲜。东西皆可以身许，不愿生还愿骨还。”甚至当他从报上看到一批不畏艰险的科学志士去青海高原考察黄河源头的消息，也跃跃欲试，甘当“荷锄一夫”，参与其事。雪生生就了一副不安的灵魂，哪里困难，哪里艰险，他就不由自主地想奔向哪里。
但是，偏偏这么一位热心肠的行政官员，杰出的将领，却对民族文化事业，情有独钟。别的不谈，单就三十年代他在苏州访古一事，即可见一斑。那时，他已退居田园，住在他的第二故乡——苏州。
苏州是吴国故郡，历史名城，葬有不少著名历史人物，经历时代变迁，断碑扑地，湮没丛篁芜草间，有待搜幽索隐。雪生特备小船一艘，深入西山各地，攀藤附葛，寻访古墓于荒径穷谷，拨草剔台，甄寻碑刻；有幽隐芒昧之处，则询诸野老。夜晚，即宿于小舟中，一灯荧火，整理访古笔记，为时二月之久，遍踏黄山、横山、天池、华山、邓尉等地的一百多处墓葬和寺庙，包括韩世忠、唐寅、金圣叹等人的墓地。仅在洞庭东、西山调查发现的碑刻即达三百五十六种，其中不少是各种志书所未收的。所见牓联、古树、奇花异草以至寺中珍贵文物，也都作了记录。由于饱受霜威雨虐，加之饮食失常，归家一病几殆。既愈，乃将搜集的资料精心整理，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四卷），刻印成书，遍送朋好。
雪山的薪俸，很多用于收购金石墓志书画，刻印书籍，保存和传播祖国文化。许多有散佚之虞的文献，由于他的辛勤努力，得以刻印传世。苏曼殊身世飘零，他唯一的画集《曼殊遗墨》就是他去世后，雪生及时汇集，由蔡哲夫携至上海，求章太炎作序，而影印传世的。1932年，他到洛阳开救国会议，适逢当地发掘北邙山唐代墓群，他即以银元二千元，购得墓志九十三块（其中包括著名诗人王之焕的墓志），总重达十余吨，运回苏州，专室陈列。抗战爆发后，他深怕这批文物被日寇掠夺，便沉在乡间的池塘内，抗战胜利后才打捞出来。解放后他将这批珍贵的墓志，连同家藏图书数万册，以及唐代名将泉男生墓中出土之唐三彩、陶马等，一并捐赠给苏州市文管会。由他多年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陕西、河南、湖南、广东肇庆等地的图书馆、碑林、寺庙，都藏有他和他的家人无私捐献给国家的文物，包括大批珍贵书籍，孙中山、章太炎、于右任等人的书法、绘画作品，名人信札，周代器盂识壶、唐人写经、宋仁宗摩陀建塔记、清代大臣奏折、历代造像、石碑等等，多种多样，其中有不少是价值连城者。
为祖国文化事业而慷慨解囊的雪生，自奉节俭。早年就因为出将入相，却只穿一件大布褂子，鸡立鹤群，而被当时的青年学生戏称“大布将军”。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或者有时穷得治不起病，或者有时穷得过不了年，或者阮囊羞涩，无钱安葬他的至为亲爱的母亲。在这些情况下，都是依靠亲友接济，才得以终其事的。1928年初，雪生患疽，从小王山回苏州城内就医，在博习医院手术，医药费全部仰仗亲友接济。其中，刘焕、杨廷霭、李德贵、王根僧、攀钟贤各给他100元，冯焕章、莫日初、张笃伦、周开勋、赵锡光各赠200元，岑西林、刘定、张岳军各支援300元，黎元洪400元，李协和、王治平各1000元，于右任、朱益之以及云南省政府各2000元。
雪生生性至孝。1928年，老母病殁苏州，正好此时宅中一钱不名，痛苦万状。总角故人李梓畅、尹泽新赶车赴沪，借得500元归，始成殓。次日，冷遇秋，俞寰澄各送千元至，才得以在小王山购买墓地，依礼安葬。许多年后，雪生回忆此事时，还恳切地表示：此“恩义没世不能忘。”
在我国，过年是一大事。穷人往往年关难过。雪生也不例外。多次到腊月底，无以卒岁，赖夫人典质首饰，维持生计。1950年2月春节，雪生在云南安宁。山居窘甚，夫人树兰持家颇苦。亲朋得知，孙建夷、于伯安于仲直兄弟、王少岩、朱静亭均有馈赠。李伯华听说就他无米度岁，赠米一石。雪生感激之余，表示不敢承受，声明为“暂时借用”。
十多年前，我为写作《苏曼殊评传》多方收集素材。雪生作为曼殊的友人之一，自然是我注意的对象。我读了他的《雪生年录》三卷合订本，除了得到一些资料，更被他特出的人格所吸引。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也找到了曼殊的另一友人章士钊先生的诗集《孤桐诗稿》（士钊字孤桐）。这本诗集恰巧又是孤桐亲手交给雪生保管的，全部手写，白麻纸，厚厚的几大本。雪生显然很喜欢友人的这些诗，从抄本所留批示等痕迹看，他曾不止一次地校读过。这本诗抄，引起了我对雪生的进一步关注。待到我浏览了雪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绍往哲之徽猷，扬大汉之声教”而私家编纂的《文昌府文征》后，我对他的崇敬真可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永昌府（府治在今保山市）位于滇西，是雪生的家乡。历史上的永昌府辖境广袤，所谓“三宣六慰”，有一部分地区已归入缅甸，其境包括今保山专区和德宏自治州的全部地区。由于那里邻接缅甸，经济文化在云南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历史资料从无人整理。雪生主持编纂的这部《文征》，囊括了这一地区从有记载以来的几乎所有地方文献，形式上有诗、文、史料、列传四大类，既包括永府人士自己的撰述，也包括筹边驻节经略南徼、其撰著涉及永人、永地、永事者，还包括四方来官永府，或游踪曾至永府，或移家寓居永府，其所载笔足备掌故者，以及足迹虽未至永府，但其记述序论、投赠遥怀有关永人、永地、永事者。以上这些作者的有关文字，不论正史、别史以及私家著述，也不论其在专书，或散见群籍，或未刊布，或著金石，倘符类例，概行搜罗。时间跨度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困难之多，工作量之大，心血之耗费，是不难想像的。雪生本来厌恶官场，现在为了编书，更干脆将以他为首脑的云贵监察署机关从昆明城搬到郊外二十多公里处的偏僻山村——普坪，实行三不主义：不请客，不作客，不拜客，屏绝应酬，和他的助手们一起，以坚强的决心和毅力，排除干扰，焚膏继晷，昼夜不懈，历时年余，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一百三十六卷、印刷分装为厚厚二十七本的大作。约十年前，当我在昆明图书馆安静的一角，从容地翻检由雪生的哲嗣希泌先生捐献给国家的这部大部头私家著作时，心潮起伏，感情激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昔人有言：民不忘旧，心志以凝；国勤远略，疆圉（yu域）乃安。雪生当然深知《永昌府文征》的重要历史、思想与学术价值，然而在编纂时，他的心情却并不平静。在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根源，永昌府学增广生员也。弱冠，应童子试，至于郡城。
登太保之山，临易罗之水，览吕凯、雍闓顺逆兴衰之迹。四望慨然
而叹曰：“吾家世居山东，太公望、周公旦之所以戮力同心、股肱
周室，以表东海者也。自远祖裕本公从西平候沐公，陈师鞠旅，
聿来南服，至今五六百年。而缅疆沦没，中土腥膻，文武之道，久
坠于地焉。有服膺周公、孔子之教，而忘《春秋》之义者乎？于是
鼓箧海外，潜心军旅。辛亥之后，幸而集事，光复旧物，还于民萌。
中历变故，栖皇南北，平素之愿，百未遂一。而岁月漂然，尺波电
影，六十之年，忽焉已至。念宇宙之无穷，哀民生之多艰，抚髀之
叹，不能自已。大盗东起，荡泆（yi溢）神州。手无尺剑寸丸之藉，
与封豕长蛇相周旋。高飞遐举，至于天山。疾疴相寻，遄归故里。
道经九隆，两宿府学。伤先民之不作，痛沧海之横流。孤愤之情，
寄寓无所。欲为文昌府文征若干卷，托空文以自已。朅（qie去）
来昆明，諈诿朋好，薄事捃拾，历时年许，粗有成书。……
“平素之愿，百未遂一”，“托空文以自已”，何等沉痛，何等壮烈！力穿纸背，感人至深。贡献超过常人多多，却为“平素之愿，百未遂一”，而由衷地发出沉重的浩叹；为地方文献的汇编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犹自责为“托空文以自已”，灵魂得不到安宁。若非完全彻底地献身于社会，献身于人民，焉能若是！
雪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前面提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曾晋升为陆军上将。在政府内，担任过内阁总理。但是，令我感动的并不是他的这类显赫的官职，而是他那极富于魅力的人格。我幼年受到陶渊明等人清高思想的影响，对什么样的官都不放在眼里。我从来不用官位的高低去衡量人的价值。我注重的是人的才干，人品，气节，学问，著作，贡献，诸如此类，等等。而正是这些方面，雪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自尊的民族，任什么力量也不能压服。从古至今，许多优秀分子把社会利益，把个人职责，把原则，看得高于一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春秋战国时期，崔抒杀害庄公，史官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崔抒于是只好舍弃。齐史官之在外者，听说史官尽死，即执简已往，途中得知此事在史书上已经作了记载，乃还。史官们铮铮铁骨，追求的是事实之真实纪录。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社会责任之所在。为此，他们前扑后继，宁肯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明代，燕王朱棣破坏社会安宁，发动了不义的战争，人民生命涂炭多年，终于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了政权。城陷之日，方孝儒拒不迎降。朱棣强迫他前来，他身着丧服，当廷为已死的建文帝哭号。朱棣命他的学生去劝，他训斥说：“你们跟我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义之是非么？”朱棣将他系狱，派人反复劝说，他始终不屈。朱棣要他起草即位诏，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儒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说：“你死，难道连九族也不顾了吗？”方孝儒大声驳斥：“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大怒，恨其嘴硬，立命左右割破其嘴，直至两耳。复下狱中，除直系亲属上四辈、下四辈并同辈共九族外，且大捕其门生。每系一人，都让方孝儒看一看，方孝儒则连头都不回。方孝儒一案，仅被株连磔杀于市的即达873人，谪戍荒徼者不可胜计。自古艰难唯一死。方孝儒以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面对屠刀，坚守正义立场，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此类正气之歌，史不绝书。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就是受此精神之薰陶而成长。编者也是其中之一。喜读正义之书，爱听正气之歌，往往为其书、其歌所打动，心弦引起深深的共鸣。对雪生伟大人格的崇敬，也是编者个人这种心理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
我小时候家境较差，家里藏书极少。一部《三国演义》，一部《彭公案》，长篇小说只有这么两部，彭公引不起我的兴趣；爱读的是三国故事。小时候不知翻来复去读过多少遍。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多次地激荡过我年幼的心。诸葛足智多谋，料事如神，我当然很敬仰，但是尤其令我倾心的，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小说把诸葛精神世界的这个方面写得十分充分，十分感人，真正是“永垂不朽”的。他的《出师表》真可谓千古绝唱。而诸葛氏廉洁奉公的品格，也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位极人臣，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始终清白自守。临终，上表后主：“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每读小说至此，我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诸葛亮的献身精神和清廉作风，这二者，其对比太强烈了，而其结合又太完美了。诸葛亮是我心目中的“道德圣人”。
雪生与诸葛亮有某些相似之处：对社会的贡献尽量地大，而个人所得却极为平常，极为一般。深究起来，这可能是我一接触雪生就感到感情冲动的又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看到《文昌府文征》之后，出于敬仰之情，我专程到它的诞生地——普坪村去拜访、瞻仰。雪生的三儿、时任云南省政协常委的希纲先生陪我前往。抗日战争中，希纲在滇西前线担任过少校营长，陪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这里拜见过雪生，因此道路和当时情状依稀记得。年己古稀的房东邵荣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指着一座低矮的土楼说，这楼的二楼就是李总长（雪生担任过中央农商总长）的寝室兼编辑室，即雪生诗文屡次提到的“霜镜堂”者。（雪生诗文中所谓“别业”之类，其实都不过是些极普通的民居而己。）大人们都喊他“李老伯”。她说，李老伯的五儿媳张淑华当时也往在她家，以便服待老人。两家相处亲如一家。淑华在这里生育了第一个女儿，李老伯即以附近的翠峰为她取名“翠云”。李老伯身穿大布褂子，足登黑布鞋，可朴素了。楼上书堆如山，每天只见他和几位先生埋头在楼上看书、抄书、编书，往往工作到半夜。但是早晨他总是起得很早，到空旷之地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三年如一日。雪生在普坪，曾多次到附近选择石崖，刻写抗日口号，并在风景幽胜处，镌石为志。我们去访问时，细雨蒙蒙。近处的镌刻漆字，经雨冲刷，在一片绿茸茸的翠山中，显得特别红艳夺目，为美丽的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情趣。
雪生和南社关系密切。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一个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被称为“同盟会宣传部”。南社的发起人陈佩忍、高天梅是雪生的好友。他于是很自然地加入了南社。作为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雪生与参加南社的同盟会其他元老，如于右任、柏文蔚、马君武、吕天民、宁调元、张继、居正、邵元冲、冯自由等，联系密切；作为学者、诗人，他又与当时参加南社的一批文人，如蔡哲夫、苏曼殊、邓尔雅、高吹万、李叔同、邓秋枚、马小进等，广有交往。1913年元旦，他在祭黄花冈烈士墓后，由香港抵上海，风雪漫天，奇冷刺骨，住二十余日，终日和这些朋友往来应酬，极为欢乐。1916年10月，进京途经上海，游西湖，遇柏烈武、居觉生、陈勤轩、苏曼殊，“纵谈彻晓”。1918年，雪生在广州任驻粤滇军总司令，曾邀请不少南社社员为“总部僚友”。
雪生工诗，终生吟咏不辍。所为诗，都16卷、1945首，先后于兰州、腾冲、昆明、重庆、扬州等地排印出版。近人论其作，“大声镗鞳，雷霆万钧，大都纪军国政经之得失，世运人心之消长，非吟咏风月、啸傲烟霞所能比拟，不独可为采风之助，实乃一代史诗，可垂诸久远”。我遗憾自己对雪生知之太晚，很想为宣传人民的这位杰出的儿子作一点工作。这本诗集的选编，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这本书的编辑是在希泌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具体帮助下进行的。雪生诗文，形式多样，但以绝句为最上乘，遵照希泌先生的意见，本书只选绝句。对绝句的取舍，我是以艺术水准作为主要标准的，尽量选其佳作，也兼选少量艺术水平虽然一般，但能表现诗人的个性、人格，或具有历史价值、而为当今人们所少知者。我自恨水平太差，拿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的本子。好在雪生诗作，既豪放又淡雅，诗味浓郁，愈读愈觉其佳，本身有其艺术生命力，非官样文章之可比，相信它们的价值会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相信后世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本出现。我有这样的期待，也有这样的信心。(1997.12.31)
附： 诗人简介
雪生（1879－1965），即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李根源先生，雪生乃其字。原籍云南腾冲县，清末秀才。在日本留学,前后两次,共四年。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为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三十七人之一。参与创办革命刊物《云南杂志》，并任干事，积极鼓吹革命。回国后，主办清朝新军军事干部学校——云南讲武堂，培养了一批反清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武昌起义爆发，诗人与蔡锷等在昆明发难，光复云南，功勋昭著。袁世凯窃权，两广及西南诸省之反袁力量在广东肇庆组成军务院，诗人被推为副都参谋。民国时期，晋升为陆军中将、上将。先后担任过航空督办、农商总长、陕西省长等，并曾代理过内阁总理，在军政两方面多有建树。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诗人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并任担保人，营救“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出狱。解放战争中，在云南，推动赦免了一批面临被杀害危险的被捕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直到去世。诗人酷爱金石，编有《河南图书馆藏金石目》、《新纂云南通志金石志》、《洞庭山金石志》、《吴县志·冢墓志》等。在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有重要贡献。编有《曲石精庐丛书》、《永昌府文征》、《明滇南五名臣集》、《胡二峰雷石庵遗集》、《陈翼叔刘毅庵残集》等。终生喜爱吟咏，所为诗近二千首，编为《曲石精录》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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