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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汀 : 流芳还是湮灭皆在心中----从李蔚先生新编<曼殊妙跡百帧>想起(二)

先说一段往事。34年前的1985年夏天,我也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报社派我去广东省采访,驻记者站大约半年时间。当时报纸的二版开辟了一个“祖国文化名人寻踪记”的专栏,颇有品位,是不少喜好文史的记者钟情的文苑。而李蔚先生那一段刚好在报社记者部值班做编辑,我发去的不少稿件都经由他处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尚无手机、互联网之类,没有“搜索查询”资料的便利。去广东之前我做了不少功课,有心要在完成时事报道外,再写几篇心仪的“寻踪记”。记得最初选项有唐宋八大家的韩愈、过零丁洋的文天祥等人,却无苏曼殊。

在西北民院任教的父亲知道后,建议我追寻一下广东籍的“苏曼殊”。他说这个清末民初的文化奇才值得开掘一番,近几十年中颇受冷落,淡出人们视野。他还给了我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苏曼殊小说诗歌集》,让我了解其人。

于是,酷暑季节,我在广州小北路旧北园5号《光明日报》记者站潮热无比的宿舍里,身上涂着风油精,一边不停地摇着扇子,以防蚊虫叮袭,一边悉心阅读苏曼殊的小说与诗歌,一连许多天。

苏曼殊僧装照

苏曼殊?这个陌生人物一下子闯进了我的视野,从全然不知到怦然心动喜欢,也就很短的时间。曼殊大师一生短促,三十五岁辞世,但他奇特的命运和天才的文学、翻译、绘画成就,却如一束彗星划过,在近代史的天穹光亮耀眼。

苏曼殊(1884-1918)原名苏戬,号子谷,一生坎坷飘零,性情怪诞,“无端狂笑无端哭,行云流水一孤僧”。他对出身讳莫如深,且流露“有难言之恫”;他三度出家皈依佛门,又摆脱不了红尘的眷恋,在出世与入世上挣扎,有着超人的洞见与彻悟,被称为“诗僧”、“情僧”和“革命和尚”。

政治上,曼殊的爱国主义、旧民主主义意识强烈,投身反清革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康有为保皇党的斗争,写出了一系列战斗檄文,甚至壮怀激烈地秘密参与筹划武装起义;

文学上,他是二十世纪初为读者“倾倒一时”的南社诗人和小说家,留下了《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和百余首清新绝美、凄婉空灵的诗歌,其流行程度,鲁迅概括为“曼殊热”;

他精通英文、法文、梵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与严复、林纾一道被誉为清末“三大翻译家”,他第一次将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翻成中文,还翻译过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翻译过印度小说和诗歌;更有甚者,他开创性地从事过中华古诗的英译本编选和翻译工作,将《诗经》《木兰歌》《长恨歌》《采茶词》等和李白、杜甫、苏东坡、王维、孟浩然等名家诗歌的英文译稿,集结成册出版;

 在绘画上,曼殊尽显天才的创造力,四岁时就能“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其后的画作清幽绝俗,“在画坛上独树一帜”,被画界称之“透逸之气,时人无能望其项背”……

《曼殊大师译诗集》汉英对照;1946年出版

在那个夏天,正是带着探解曼殊大师人生之谜的强烈愿望,笔者开始寻找他的踪迹。根据柳亚子先生曾经考察曼殊身世的提示,我得悉曼殊的故乡在清末属于“广州府香山县恭常都戎属司百沥港良都四图五甲”,经百年岁月流逝,名称与隶属迭有变化,如今称之——广东珠海市前山区南溪乡沥溪村。

当我来到珠海市文化局打听,惊喜地获知:当地文物部门不久前刚刚发现了苏曼殊故居,还未及清理修葺,也未对外公布,尚在申报文物保护单位。这让我异常兴奋!作为新闻记者,我感到不仅有幸赶上了一次探究曼殊之谜的极好机遇,也获得了一次几十年来首次对外披露“曼殊故居新闻”的最佳契机。

在珠海市文化局唐振雄先生帮助下,我对曼殊故乡进行了采访,收获颇丰,令人生叹之处也很多,比如曼殊少时故居非常狭小,如今残垣断瓦,屋顶杂草丛生,几近毁圮,且村民中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有过一位叫苏曼殊的文化巨人;再如,我接触到的曼殊宗族后人几乎不识字……。

曼殊故居湮灭百年之后是如何发现的呢?采访得知,乃是海内外多位致力于曼殊研究的学者协同珠海市政协努力的结果,其中功劳卓著者数柳无忌先生(柳亚子之子、美籍华裔学者)和广东顺德教育局的马以君先生。

马以君早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南社历史和苏曼殊作品多年,出版过《燕子龛诗笺注》。自1982年开始,他根据四十年代柳亚子先生致中山县长查询曼殊故居的信函及回复的线索,数次来到曼殊故乡,经调查考证,找到了苏曼殊的一份珍贵的家谱,发现了曼殊的故居。这些都得到了苏氏家族中高于苏曼殊辈份的苏华根、曼殊堂弟苏维禄之女苏绍惠(中山三乡平岚小学退休教师)等人证实。由此解决了苏曼殊身世研究中长期含混不清的问题。

《秋思图》 初刊于1907年7月10日《天义报》第三期

在马以君先生书房,我看到了六十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曼殊文集十余种、马以君和柳无忌关于“曼殊”的百余封通信,还有柳无忌先生寄给马以君的、包括柳亚子父子从事苏曼殊研究积累的十几大本资料。

之后,“寻踪”稿很快写成。但稿件寄出后,心里仍然忐忑不安,我担心苏曼殊这个“久违了”的清末民初人物被不被编辑重视,或者由于评价不一,稿件被否。

结果大出所料。李蔚先生迅速给我反馈,十分赞许,说我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好稿。他认真编辑,字斟句酌,使文字更为精炼,更为扣紧主题,并商议后将主标题改为“访新发现的苏曼殊故居”。记得原来的标题是我引用曼殊的一句诗词,而“访新发现的苏曼殊故居”则是副标题,改动之后,标题的新闻性大大加强,主题更为凸显醒目。

李蔚先生在扶持这篇稿件所付出的努力与热忱,超出了我的预想,令我异常感动。这篇稿件还得到了记者部张慕勋副主任和二版主编林凤生的好评,很快就刊登在1985年8月4日《光明日报》二版的显著位置。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李蔚先生对曼殊大师情有独钟,几十年念念不忘。而且正在筹备写作《苏曼殊评传》,为此,他还专门给我写信,让我再详述采访所获的更多细节。

《光明日报》1985年8月4日:“访新发现的苏曼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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