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
——读曼殊《岭海幽光录》
李蔚
1907年12月10日，曼殊东渡日本养病。其后，目睹了聚集东京的中国革命精英们的诸多矛盾与斗争，尤其刘师培、章太炎不和，刘举家迁怒于曼殊，曼殊只得从刘宅迁出，“飘泊无以为计”，欲返粤，“罗浮静居数月”，奈无资斧何？“日坐愁城”。
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尽管严重，但是手里的工作绝不放下。就其本性而言，除非不得已，曼殊绝不无所事事。他的创造性的活力，不允许他那样，不允许他消沉下去，不允许他对周围社会心如死灰。既已瞅准了目标，就要坚决地向前进，即使精神压抑，即使思想上存在矛盾。
曼殊每每读史，对于因反抗强暴而壮烈献身的英雄事迹，在感情上，总是特别地受到震动。他的故乡广东，这类先贤很多。对于他们，他更有一种特别的偏爱，每于残籍见之，总是随手加以抄录。在革命队伍的状况使他极感失望和痛心之余，他深深地怀念起这些早逝的先烈们，觉得“古德幽光”，不容沉晦，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地宣传他们的事迹，以“古人可诵之诗”，“可读之书”，对今人“相为浃洽，而潜移其气”，使其受到感染教育，“自见其本心之日昧者”，激励民心士气，促进团结反清的正义斗争。
1908年4月25日（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曼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第二十号上，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编辑发表了一部著作：《岭海幽光录》。在书的前言中，他感情冲动地写道：
吾粤滨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已；苦节艰贞，发扬馨
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门户齮龁，
狺狺嗷嗷。长妇姹女，皆竞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堕泪哉？
从一开头，就使这部著作蒙上了一层悲壮慷慨的色彩。它同曼殊翻译兼创作的《惨社会》一样，表现了曼殊参与向清政府进行斗争的坚强意志，所不同的，一个借助于真实的历史事实，一个利用了虚构的外国故事。
《岭海幽光录》记录了明末十七位义僧、烈女、志士在满族贵族入关、残酷杀害汉族人民时，与之坚决斗争的事迹。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突出的民族气节。博罗韩氏，增城湛女，广州林妇、张妾、天濠街母，增城聂娘，都宁死于难而不受辱，既保持了女性的节操，更维护了汉族的尊严。她们在人格上的白壁无瑕为曼殊所欣赏。香山麦氏、益阳王妃、广州绣花街女，死前更同残暴的入侵清兵进行了坚决斗争：或愤骂清兵，或“以几击清兵”，或刀刃清兵数十处。这种不甘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更为曼殊所赞颂。志士们为了同来犯之敌进行斗争，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亲人私情之上，不仅自己死难在所不顾，牺牲父子、夫妻情分亦所不计。陈邦彦被俘后，敌人设谋定计，捕获其妾及子，使为书以报邦彦，“邦彦不复书，但判其槠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死臣，义不私妻子也。’”语言铿锵，掷地有声。张家玉同清兵反复斗争，最后寡不敌众，被围数重，诸将请血战突围出，家玉说：“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死，欲战无人。天明俱受缚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难，事已至坏，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手哉？”因起遍拜诸将，自投野塘死。死时身怀银章一，篆曰：“正大光明”。
张家玉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批烈士有的还是在受压的情况下，为保卫故乡而死的。例如陈子壮，父亲在魏珰执政时，曾被廷杖谪戍，本人亦遭打击。崇祯初，虽被起用，又因反对宗室授文武官而忤旨下狱；再次起用后，复因忤时相马士英而罢归。所居高明城破后，子壮等多人被执。清将举酒，属诸降绅曰：“畏否？”诸人以头抢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子壮不从，身被数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绝口，最后死于市。他，人是牺牲了，但是那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却给后人以鼓舞和激励。
上世纪初，种族观念在汉族中相当流行。即使革命派，概不例外。借明末种族斗争的历史事实进行排满宣传，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思潮。从这一方面说，《岭海幽光录》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对方。令人感到兴趣的是，这部著作也像曼殊编辑的其他书籍一样，真实地反映了编者自己的为人，和独特的个性。它既是历史资料的汇编，又是曼殊个人的自我表现。从曼殊后来的言行看，他在翻阅残籍、汇集资料时，显然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明末这些志士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光辉事迹，强烈地感染着他。他咀嚼着这些资料，从中吸取着营养，向这些人物学习，以他们为模范，潜移默化，久而久之，达到了人、我不分的境地。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读这些历史陈迹时，依然可以发现曼殊自己的影子不时地浮现在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
曼殊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身世，误以为自己的父亲也是日本人，这一点，给有正统观念的他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读了明末这些英雄的事迹，他的情绪有所转变，他暗想即便自己真是养子，也没有什么。这从他对李元荫事迹的热情歌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李元荫，榆林人，本姓贾，为李成栋养子，因随姓李。成栋兵败死，元荫亦被俘，送靖南王，坚强不屈，左右棍棒交下。元荫笑说:”鼎镬不惧，何有于棍棒？”又令作书招杜永和。元荫说：“杜将军缮兵穷海,差有丈夫气，怎么能去招降呢？”靖南王感其义气，派其故人往劝：“将军过去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国恩，何必坚持如是？”元荫大恸：“我过去不过帅府一亲人而已，今天爵通侯，司禁旅。狼狈被擒，计唯一死报国；豫让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于九泉久矣。”故人说：“李果将军父耶？”元荫说：“岐阳、黔国，俱以养子自奋。子毋多言!”遂与弟李建捷，及前锋将李用朝俱被害，投尸海中。
大敌当前，必须义无反顾地去斗争。曼殊十分不满那些偷生的软骨头。聂娘假修眉刀自刎，壮烈牺牲。曼殊在叙述了她的事迹后，引证了黎美周所作《聂娘婉眉歌》，批评：“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表示：“借娘眉锋不斩贼，先斩偷生巾帼儿”。斩，当然还是应当先斩贼，先斩清兵；对于偷生的巾帼儿，主要是个教育问题。曼殊的看法并不全对。但是这种义愤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张家玉的故事中，他更以无情的笔触，狠狠揭露了汉族地主阶级投降派的无耻嘴脸，他们甚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掘抗清志士的祖坟，毁其家庙，屠截其族。抗清志士张家玉牺牲，他们殓视其遗体时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神态，跃然纸上，表示了曼殊对汉民族败类的极端痛恨，实质上是对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腐朽的满族贵族的鞭挞。
曼殊为什么要做和尚，又为什么忽僧忽俗，《岭海幽光录》通过明末诸生零丁山人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作了回答：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秀才。1646年，城破，其父及于难，李正剃发，自名“今日僧”，遁居零丁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天祥正义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厓门抗清殉国的诸忠烈之魂同游。既而又自念：我，布衣之士，与其为父而死，何如为君而生！死于父，则无子，那样，父亲就真正是死了；生于君，则有君，尚可以献出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想，乃弃僧而返。性好独坐，一室深闭，人莫知其所为。偷视，每一剪发，即以纸钱包裹，衣冠穿戴整齐，上山焚去，哭之呜咽。人问，则答：“吾发欲还之父母；现在无法全归。故伤之耳。”酒酣，慷慨为诗，皆悲酸惨绝，如猿吟鹤唳，不堪入耳。久之，郁郁死，年三十七。悲绝而僧，僧复俗；性好独坐；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诸忠烈魂同游。李正的诸如此类行径，不正是曼殊自己么？“遇哀至，放声歌”，“歌已而哭，哭复歌”，行动神秘鬼祟；“酒酣慷慨为诗”，“诗皆悲酸惨绝”，乃至“久之，郁郁竟以死”，这些不又是曼殊在此前后精神更为反常时之作作所为么？曼殊写着李正，抒发着自己，表现着自己，感叹着自己。他哀悼李正“生既无可奋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正表现了他对自己生平际遇的耽心。他庆幸文天祥以后“数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不也正是他个人对身后的期待与召唤么？
至于曼殊本人对自己弃俗为僧如何看待，这在有关僧祖心的一段记载中，也约略可以看出一点。祖心系礼部尚书韩文恪长子，少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有康济天下之志。由于同明末那极为恶劣的社会格格不入，年二十六，弃家为僧。1645年，清军下江南，发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杀汉族的严重事件。他到南京，亲见诸士大夫死事状，“纪为私史”。案发，被拷治，但坚决保护同事，“所与游者忍死不一言”。后被充戍沈阳，痛家而哦，或哭或歌，为诗数十百篇，名曰“剩诗”，作品中充满了种族革命思想，“读其诗，而种族之忧，油然以生焉”。其人每以污浊苟全，不得死于家国，以见诸公于地下为撼。而其弟驎、騄、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騄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一家忠义。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曼殊感慨地说：
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
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
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
秋》，史之不幸也。
以禅示“大道失”，以僧示“大义失”，以诗示“褒贬失”。他就是要以自己诗僧的这一存在，来给那些不振作的社会以强烈的刺激的，而他的这一苦心也分明是达到了。
《岭海幽光录》的缺点，除了前述思想内容和表现于民族关系上的历史陈迹而外，对明末农民起义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也是一个错误。
（录自拙作《苏曼殊评传》183-1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此节原题：“五十六、《岭海幽光录》”，字句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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