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中国再遭“华夷之变”。
对于这第二场“华夷之变”，日本学者给予了更低的评价。成于1672年、日本著名史学家林鹅峰所著史书，以“变态”二字清楚地表明了彼时日本人对中国看法。他在著名《华夷变态》序文写道：“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进而尽露鄙夷之情：“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
林鹅峰的观点，代表了诸多史学家对清朝的恶评。作为中国历史最长的“鞑虏王朝”，清朝饱受中外史学者诟病。我认为，批评者大多言之有理。这倒不是说少数民族就不能执政中国，关键是执政者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还是导致社会文明倒退，是搞民族融合还是搞民族压迫，实施的是狼道还是人道，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
客观地讲，满清统治者的最大贡献，是满足了中国人的最低愿望——坐稳了奴隶。清朝的统治者不像明朝，几无昏君。这是史实。但是，再好的奴隶主，也不会拿奴隶当人。而清朝“昏君少”，那不是君主自修的结果，而完全由生存环境所决定。奴隶社会，尤其是部落奴隶制，比起血统传承来，更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首领的选择上，“抢班夺权”盖过“继位接班”。这种生态环境下，“昏君”——胡来的人怎么可能胜出？
可以说，“明君”是部落奴隶制社会逼出来的产物。这些“明君”的精神本质，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奴隶主”更为贴切。
因而，清朝“无昏君”，恰恰是彼时中国倒退为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鲜明写照。那些把清朝颂为“中国历史最好王朝”的人，主要是忘了加上定语。说“清朝是中国最好的奴隶王朝”即是名至实归。
首先从民族气质来说，清人出现了严重退化。终爱新觉罗氏267年统治，大清子民们渐次形成了极为猥琐的气质——胆怯、顺从、卑躬屈膝，苟且偷安……一个东方大国的民族精神，被降低为“奴隶品格的集大成”。
不仅民族气质恶化，而且在文明的核心之“才”上，也出现严重退化。
众所周知，建州女真入主中原之后，热衷文字狱，康雍乾祖孙三代，一个比一个能整文人，但是你要说他们要毁灭所有的文化，也是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他们一边整文人，一边还念念不忘“文化工程”。
譬如乾隆这个在位时间最长的清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也搞了一次大型“文化工程”，那就是编撰《四库全书》。汉学士纪晓岚为此做了捉笔吏，并引以为“旷古成就”。然而，《四库全书》这项“文化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吗？
要弄清上述问题，必须先解开这个疑团——乾隆为什么一边搞文字狱，一边搞四库全书呢？
查考历史，不得不承认：在对华夏文明的揣摩与利用上，努尔哈赤的子孙不仅比成吉思汗的子孙聪明，甚至比汉族始皇帝还高明。
比如乾隆搞的文字狱，就比秦始皇嬴政还高明。为封天下文人之口，秦始皇搞焚书坑儒，乾隆也焚书也坑儒，但是它同时又给读书人一个出口——女真版“四书五经”，指定“统一答案”。这就是声势浩大的“四库全书”工程。
也许建州女真人吸取了蒙古人和秦始皇短命统治的教训，深悟此招更利于长治久安。他们深知，自己是少数族群，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维持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奴役广大汉民族，是注定不能长久的，为了避免重蹈蒙古帝国的覆辙，于是使用文化“两手”：一手文化杀戮，一手文化整容。
于是，确立全国统治之后，他们就开始把精力放在文化改造上。一边不遗余力地搜书、焚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
《四库全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满清唯一允许留下来的“文献”，因为这是经过“消毒”，全然没有思想与民族气节的“无骨汉才”。
后来的文化学者公认，整容过后的华夏文明已经体无完肤，四库全书，这个“中国文化史上声势浩大的文化建树” 实际上是 “寓禁于征”，是一场打着文化工程旗号的文化浩劫。
乾隆文化两手实施后，华夏文明成了满清权贵的股掌之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显然，在文化整治上，乾隆干得比他爷爷、爸爸都出色，他不仅杀威，而且“诛心”，凡是有一点点的思想火花，一点点的独立人格，一点点气节的人，全部扑杀！动辄“弃市”、“凌迟”、“灭族”，无所不用其极！
乾隆时期的文化官员为了政绩，捕风捉影，大肆株连无辜，有时候乾隆明知道底下的奴才肆意滥杀，但并不加制止，他要的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效果，让天下读书人不要有一点点出格的念头！
事实还真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了。
在乾隆“文化两手”的效应下，华夏文明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在那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文化人无法存活。只剩下阿谀奉承“奉旨写作”的纪晓岚这等御用文人之流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
难怪民国学者章太炎说：“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文学家鲁迅指出，他们“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评价《四库全书》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乾隆“大功告成”后，华夏文明落入万劫谷底，文化在中国彻底成为一项“僵尸产业”。“避席畏闻文字狱”是当时的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真理、气节、尊严想都别想，所谓“汉学者”，只能在生命的浅层次逡巡，像低级动物一样“著述都为稻粮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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