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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时代列车--感念周有光先生

——感念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                                           沈建中摄


 


                                                                                             


                               程


 


当今信息时代,国人为了交流信息,加快语言书写,面临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活。这需要搭上时代的“列车”。而如何能找到“站台”,并登上“列车”呢,我在这方面存在要求,也作过持续努力,并不断尝到甜头。回顾一下,可以说具体到各个阶段给我帮助过的老师,真的倒也不少。其中,我特别要说到长时间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周有光先生。周有光是全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其实,我跟他之间,并没有当面请教机会,也没借助通信请教过。我只是通过阅读他的大量著述,跟踪他的思路,从他的指点中,得到“路线图”,才赶上时代的“快乐列车”。通过回顾,我和这位导师的关系,就像他时时在我的眼前一样,受惠不浅,可亲,可敬。真是:高山仰止,神交久矣!


我在实践中,有这样一些体会和感想:


 


认清站台


 


汉字笔画一般繁杂,手写费时,互相识别,有时会发生障碍。还有话语方音问题,障碍更多。时代要求互相交流信息,应该是要准确、快捷。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不知有一个重要的表音工具问题。老师也曾教过古汉字形式的那一套“ㄅㄆㄇㄈ”(玻、坡、摸、佛)注音字母。当时与“识字教育”是脱节的。没当回事,很快忘记掉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看到过上海倪海曙等人在搞的北方话拉丁化读物,曾经感到饶有兴趣。但没得到高人指点,也没深入下去。真正进入学习的,是拉丁化的新发展-国务院1956年发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征求意见时。我也曾单独找文化学校老师请教过。可也没认真学下去,认为并不紧迫,就放下了。不久正是许多小学校和成人文化学校推行“汉拼”的热潮中。倒是1958年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们,认真先学先得益。大跃进后农村出了问题,我被抽调到农村工作。上小学的女儿海燕给我写信,上面难写的字,出现能用汉语拼音字母代替。看来拼音顶用,把要说的很方便地写出了。我真的感到孩子走在我的前面了。我于是重新自学起来,只留下与方音对应的两个难点。1982年,发现给我带孙子的一位农村小任阿姨也会拼音,并且几个容易混淆的字母读音,她能分别正确读出。当时,我真暗暗思索应该找出发音不正确的位置。于是,我不甘落后,提高信心,又重新自觉完成没有完成的学业。读拼音字母的字块,读注音路牌,读注音店名招牌字,不断用字典,听广播,看电视以校正自己的读音。有时也能发现,倒是某家招牌字拼音出错了。总之,我的长进,自觉头脑里是有了个“音素”观念。不仅见注音能正确识字,还表现在检索字典、词典,电话簿等方面快了,我显示出占了优势。广播、电视里的哪位男女普通话发音错了,我也能听出来了。我接着大胆又用拼音试验性记过一段日记。我长期订了《文字改革》(后改名为《语文建设》)杂志,同类学说专著,拼音小报、幼儿拼音读物也看和读。在语文建设上,我是全方位关注。不久,我也就对若干文章的作者周有光的名字熟悉了。对他的智慧见解,在接触中,深感不断受到教益。我已明确,“万码奔腾,一枝独秀”,“独秀”就是《汉语拼音方案》。


从读物中也就发现周有光的零星的简历和其人与产生“汉拼”的关系。已知周有光先生,原名耀平,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6年曾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从国外归来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他很早对语文现代化有研究专长,也曾在当年倪海曙的刊物上发表过关于拉丁化的文章。1955年终被北京高层人士发现,接着就请他进京参加文字改革的重要会议。以后就请他留下承当了相关新职。文字改革方案五花八门,后来意见渐趋集中。这项工作始终是在国家领导人的的关怀下通过和专家、群众结合,因势利导出了成果的。周有光承先启后在积极参加汉拼方案的草稿工作中,不负众望作出了自己一份重要贡献。他坚持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原则。相对应的要坚持推广以北京话为主的普通话,要遵守公布的简化字表,书写、印刷一般得横排,等等这一切,为人们思想交流、文化交流打开方便之门。这交流包括国内各地域人士也包扩海外同胞学习普通话,正确识字,也有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字。广义上“拼音化”应用范围很广,其中还有在电脑上的运用。许多工作围绕《汉语拼音方案》的的推广上,当然有关机构也说了,并不等于彻底废除汉字、完全代替汉字。汉拼是汉字的辅助表音工具、音节拼写规则。中国语言政策规定,拼音不是法定的文字,它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应用于汉字不便使用和不能使用的一切场合。因此,可以说,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客观上利用了世界通行的拉丁字母是带有现代化的标志,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语文走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也是打下信息时代“书写革命”的奠基石。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它也可说是让我们抓住“走向世界”的“站台”。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令人高兴的是,使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由于2001年施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全面走上法治轨道。从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在身上插上翅膀,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向广阔的世界了。


 


登上直通车


 


一般说,汉字要避免手写,过去是依赖手工大键盘打字机。那种打字机既笨重,找字也困难。周有光曾经说过,汉字与打字机连接,存在一个“瓶颈”问题。他在九十年代初高屋建瓴地说到“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文字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这样差距依然存在。


“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真正消灭差距,需要设法追回失去了的时代,他认为“出路很有可能就在于采用拼音转换法。”这就是在电脑上使用“拼音转换法”。


其实,他早已在促进《汉语拼音方案》配套文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问世。


1979年是周有光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以我国国务院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议案。以后他又参加起草了《汉语正词法要点》供会议审议。经过三年酝酿,到了1982ISC/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终于通过了我国的议案。从此,上述方案已为世界公认。这一配套文件的出现,也就促进我国政府于1991122正式公布出世。


周有光曾经亲身经历告诉读者,1988年,我有一台中文电子打字机,输入拼音以语词和词组为单位,立刻变成汉字输出。不用任何字型编码。起稿“不用笔”,誊清“不动手”,工作效率提高五倍。增补、删改,只需“一举手之劳”,不留痕迹。一年下来写了40多万字,效率提高五倍,出了两本书。


他强调必须利用“拼音正词法”,作为汉字文本的处理媒介。“拼音正词法”的出世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已体会学习正词法,在头脑中加强词汇(包括词性)观念。在文字处理过程中,可以大大提高处理效率。各个单字,以拼音词汇的方式在电脑处理中,“分词连写”,“以词定字”,有效减少重码。强化“词汇观念”,从根本上说它是反映了生活实际内涵。最后转换汉字后,仍是字式排列,而不是词式书写。这又符合生活书写习惯状态。我以为周有光力推正词法,即在使用电脑上主张采用“拼音转换法”,是打破路障,提供出语词处理的快速“直通车”。它现在已为广大青少年所欢迎。


 “不怕慢,就怕站”,“心动,不如行动”。我的实践也证明,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的先后问世,确实有利于运用电脑进行拼音词语转换汉字。重视它,有毅力操练它,就能掌握它。现在写稿是个相当轻松自如,毫不妨害思路。稿件不管怎么改,都是干净的。可以从前到后写;也可以先写结尾,后写开头;也可以单写一段,然后插上。“草鞋没个样,边打边像”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写作思路中,将音素形成的音节,以语词切分输入,就能达到符合语法,减少同音字重码,以至最后出现节时快捷的效果。这样把电脑当成语词处理机,由“看(稿纸)打”(专职打字员的操作习惯),变为“想(即思即打)打”(文秘人员,采编人员的操作习惯)。成为最佳工作状态。如果您又是正在用正确指法形成输入习惯,熟能生巧,自然不用看键盘,也就成了称心如意“盲打”的“写手”了。


我国语文建设的大背景是,1840年鸦片战争,门户逐步开放后,传统文化和世界现代文化,存在一个面临交流的严峻问题。古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非常严重。“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双方不断吸收,不断摩擦,有时形成势不两立。有识之士都会认为,两种文化都是来源世界传统文化,“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环顾世界,到处都是双文化现象:内外并存、新旧并用,实行双文化生活。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并立、互补和融合。不同的社会选择了不同的结合方式。事实上,今天的个人和国家已经不自觉地普遍进入了双文化时代。”周有光对世界文化有着丰富的比较认识,对华夏传统文化也有深厚根底。他对传统本土文化的研究,正视到自1892年卢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以来,文字改革的许多正面、反面经验教训。于是,明确“区分糟粕和精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经过许多文化人士努力,并有着他起到重要作用的我国《汉语拼音方案》被讨论通过,这种经过本国政府批准施行又得到国际组织承认的现代文化,也可以说确是来自各方文化的升华。


周有光工作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一心一意为文化做贡献。他语重心长地说过,“现代文化不是某一国家的专利,而是所有国家的财富”。“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观,是有害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华夏文化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能革新和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的。华夏文化必须恢复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伟大生命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赶上时代列车  (下)


 


——感念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在修改文稿                 李玉祥摄 


 


 


 


                                                                                       


                            


 


网络八达通


 


周有光是1995年撰文说到“百尺竿头,更前一步”的。这年我70岁。我是60岁重新复习汉拼,把英文机械打字机先买进家,每天操练正确指法。我把书桌上毛笔、砚台,也挪开了。70岁把电脑搬进家,针打式打印机也汇集来了。于是直奔文字处理。学习的是“中文之星”,也就是以构成语词级语言环境,用双拼双音(敲击次数减少,全拼、简拼都能用)进行。还升级过几种版本。一心归门里,想说的话就变成“文章”了。什么中国的外国的,电脑硬件几次升级换代,操作系统从DOS windows,文字处理软件从WPS WORD ,能给方便打字、上网创造条件,就好。我约束自己,不看电影,不搞游戏,一句话,不分散精力。接近80岁时我又更新了输入法,考虑到别人都使用随机装的“智能ABC”输入法,我想为了用别人机子也能工作起见应该学习适应。好在都是以语词级语言环境,都是用拼音,单独用声母简拼也好,用全拼也好,或是混拼也好,我都能灵活运用。新的输入法进一步减少了重码。输入道路就更加通畅了。


作为一个电脑写手来说,把电脑仅仅作为语词处理机来使用,当然也是对电脑“大材小用”了。电脑如不连接网络,成为网络终端,在概念上是不完整的电脑。周有光也说过,“第一外脑”是书写纸。电脑作为人体的“第二外脑”(通过磁盘、光盘储存)。它已实现三步突破:1数学运算,2语词处理,3传递电子信件(包括照片、图片、音频)和资料检索。我为扩展“外脑”已申请接入网络,通过电邮软件收发电信,确实有利于信息交流(包括传送稿件)。通过搜索,使知识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增大,知识资源随即丰富起来,让求知者站到知识“制高点”上。电脑连接网络,对于写作水平的提升,显然是大大有帮助的。何况政务、商业等服务部门都在网络化。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亲近网络。实际上网络已成为“有无相通”的窗口,也已成为“沟通民意”的窗口,不可小看的是,以网络社会为依托的公民社会正在发展。


 “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在20011月,济南探亲时我得到意外“收获”,确实难忘。春节期间亲属长幼二人,轮流陪我跑了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我是在搜寻周有光新作《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当地新华书店缺货,于是我在预定本上,留下地址。及至到三联书店,高兴发现货架上正有,随即买下带回合肥。而济南新华书店也找出一本给我邮寄过来。很有趣,我一下子拥有了两本,等于我和周有光专著见了两“面”。环顾我自己的书架,我收藏不少周有光的著作,我这“书迷”,似乎成了“周迷”了。经翻阅《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的前言,最后看到作者署名日期是1999-09-01,另行并有“时年94岁”一句。读到这里,算算那年他整整大我20岁,我在他面前,只能说是小老头。我们通过书刊多多“会面”,也是很有缘份啊!


各有各的活法,我的文章我做主。我数数自己新的文章积累,竟达到17万字,有30多篇了。不管是已经发表的或没曾发表的,要统统让自己有权做主给自己发表,就得交出去给出个集子。去年终于实现,出了叫《暮鼓晨钟》的文集,并在网络上也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内容有无可取之处,能否为文化作点贡献,等着读者们批评,我愿倾听。当然,出书也不是最终目的。我在文革中,曾经得到过“牛棚”生活一课。现在也想过,这出书或许算是消耗时间和金钱,“玩”文买乐,活出点潇洒吧!


周有光在文革中“在劫难逃”,也曾吃过苦头。他被戴过多种“帽子”,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两年零四个月,已落上了青光眼回京。他对人说,回国多年,自慰总算做了点事情。刚度过百岁华诞,今年他是101岁。今年三月二十三,合肥晚报上还发出他前一天参加教育部座谈会的报道。他强调“大都会”使用通用语,必然是普通话问题。我看到今年《群言》杂志目录上,还有他发的短文。周有光还在写作,他的心既然在和时代脉搏同步跳动,还在发出光和热。他的生命自然十分精彩。他的事迹,是人类旷古以来的奇迹。电脑键盘还在被老人强健的手指敲击,知识以数码化而永存。周有光是好样的“现代化老头”,我想,作为我辈后生来说,就要学习周有光,目前生命既没有终极,能够写还是应该继续写,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谢谢,百岁人瑞-周老先生


 


周有光改行后担任过文化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工作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说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中方三顾问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他的卓越贡献,来自深入实际,承先启后,学理明确,博采众长。如黑龙江开始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他就不辞劳苦到实地调查、总结,并敢于热情宣传推广。他对在文字改革过程中某些问题发生客观抵触情况,理出的教训是:有的可以新旧并行,有的根据当时群众情绪插进或搁置。他不是决策的官员,他能具备这样一些认识,这又是表现思想睿智、包容,反映工作作风上的的灵活。确是大家风范。


我已经知道河北出了一本《中国现代语文学家》。第一分册罗列30大家中,有周有光先生大名。而且是唯一的硕果仅存的健在者。除此,我看到标志编排最新成果的《ABC汉英大词典》上,也表彰了6位大家,其中有周老先生。该书扉页上首先排印出献词:谨以本书献给中国文字改革最坚定的倡导者。及至周有光名下又标出赞语:“最有成果和最敏感的文字改革的倡导者。他强调要实行双文制(digraphia),这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将形成计算机时代的有效通道。”我以为,先生能得到以上荣誉,完全是公正的。


周有光先生借纪念诞生一百周年机会,曾经撰文写出胡愈之对语文发展意义的阐发。他引用了胡的文字:“在西方,冲破中世纪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接着周深情地说到,“我能在胡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从这,我已看到他简单地公开他自己高洁的内心世界了。


我深深体会到周有光是既博学而又有高度社会责任的学者。认定周有光语文现代化学说处于前锐地位。它阐发的理念使我头脑清楚,能坚定温习好拼音,找准站台,少走弯路地赶上直通车,并成为“网民”。现在我每天快乐地乘着“时代列车”前进。我是幸运的。


周有光的贡献,让我个人受惠,并且已惠及我一家三代人。长女海燕在外地工作,是最早在70年代就接触电脑,80年代一开始是在机上进行数据处理,她也是使用汉语拼音算最早的。90年代我们家中有了电脑,以后与亲友可以通电子邮件,交换图片、照片。我家的孙子一辈,许多是在校学生,都是“清一色”用汉拼使用电脑。最小的五年级都刚会找GOOGLE网站,用汉拼搜索感兴趣的词汇来求知。三代人都上了“列车”。我还影响外地的几位老友(都是80开外的老人)玩起电脑,并和我电邮来往不断。我看他们的电邮注册户名都是沿用的汉拼。无疑问,他们也都是受惠人。我也有身居国外的艺术家朋友,他能把他的艺术成就作为喜悦,通过电邮让我分享。上个世纪90年代少数作家在“换笔”成为希罕事,而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用“电脑书写”,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方式”了,显然这当中多数还是用拼音的。对于很多青年人使用“博客”的现象,公认也是少不了多用拼音的。我要代表我自己和至亲好友所有受惠人向101岁的老寿星说,谢谢您了!


                                               2006-02-20初稿


                                                    04-28全文完 


 


  出处:老顽童网站首发原创作品  作者:程克文


  发表时间:200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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