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城镇该不该开发，而是启动新城镇发展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新城镇开发不是一两个官员拍脑袋决定的，也不是中央在北京规划云南山区的发展，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而细目应该由地方，即从省到市再到区来做规划。
>>>土地免费，可是并不是过户到开发商名下，不涉及国有资产的流失，8年到期后，如果绩效不好，政府有权将土地收回。如果绩效好，达到一定数值的话，政府就无权收回，可以再续约。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自己的城市DNA，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了解当地人的需求，才能享受规划。
近年来，中央多次表态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城新区的规划报批。2013年，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中国12个省、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的调查发现，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也多次提及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等，并明确提出“加快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全面改善人居环境。”以及“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发展，新城建设、旧城改造成为中国各个城市不得不面临的课题。
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大量新城成为“空城”“睡城”，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用以圈地，进行资源掠夺的代名词。而在棚户区改造中大量强拆事件的爆发，“千城一面”的城市之悲让旧城改造同遭诟病。
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时，英国皇家建筑师宋忠良认为如今中国的城市规划大多是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老百姓的需求反而被屡屡屏蔽。归根结底，还是机制的问题。
他表示，通常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规划是当地需要的。城市规划最核心的东西是人性，而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面对城市转型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城市规划中更好地杜绝上述问题的出现，城市规划又该如何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中？
正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所说：“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奋中的城市更有力量”。
新城开发不是洪水猛兽
凤凰城市：2013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您如何看待这股新城开发热潮？
宋忠良：如今的政府官员热衷于新城镇的开发，不可讳言，这与GDP有关。但实际上，很多政府官员都是背了黑锅。官员们都想升迁，然而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位官员想升迁，仅仅把城市的下水道建好了没用，建了新城后才有机会。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中组部选拔干部的标准中，也不仅仅将GDP作为选拔依据。
我们不必将新城镇开发当做洪水猛兽。全世界都在开发新城，没有开发的地方只是一潭死水，经济上不会活跃。就像物理学上提到的物质不灭定律，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多，不会消失，也不会生长，经济越来越好，是因为交换和流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引进一些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城镇该不该开发，而是启动新城镇发展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新城镇开发不是一两个官员拍脑袋决定的，也不是中央在北京规划云南山区的发展，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而细目应该由地方，即从省到市再到区来做规划。
通常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规划是当地需要的，这也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城市规划最核心的东西是人性，而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
新城不是不能建，关键是谁来决定这个地方应不应该建造新城？照现行的机制，通常是老百姓骂，政府背黑锅，没人受惠。建设的新城项目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相关美学上的规划由专家学者去做，而政府应该仅在最后的法令上进行把关，即确认是否违法，执行相关公权力。最后出来的效果即使不如意，那谁也不能怪谁。
此外，国家行政单位可以做一些大面积的把关，尤其是容积率，不要归到很细节，容积率足以把关一切。
凤凰城市：但新城开发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导致一些新城规划大批量出台，与此同时，相关的市场需求也随之来临。在发展中，大量新城求快，因此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采取房地产开发的手段，频繁“造城”，以此加快“城镇化”进程。而这样的“被城镇化”通常会导致市场供应无法顺利运作，或是新城没有产业入驻，缺少人气，成为空城。
宋忠良：我在台北市主持过一个建筑案，叫大叶高岛屋，是百货公司的开发案。台北市的百货业竞争非常激烈，加上这个地方在台北市的郊区，不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商业地段。我帮业主出的规划是，招商免费，所有入驻的厂商租店面都不需要钱。
可是还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交25%的营业额当租金。因为店铺免费的政策，大量厂家都被吸引过来，然而又因为要交25%的营业额当租金，更多经营状况不那么好的企业就自动止步了。如此一来，百货公司招商部就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可以挑选最适合的，最能赚钱的企业入驻，达到双赢结果。
同样的，我想将这个机制放大。现行的土地政策是使用者有40年，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土地出让的年限设定多样化。
例如设定一个8年、10年或15年的期限，土地免费，大量的开发商会被吸引过来。可是开发商同样需要考虑到，前期盖房子就要两三年，真正的运营期只有5年，那是否能保证在5年内进行盈利营利？
土地免费，可是并不是过户到开发商名下，不涉及国有资产的流失，8年到期后，如果绩效不好，政府有权将土地收回。如果绩效好，达到一定数值的话，政府就无权收回，可以再续约。
这很自然地就能解决没有产业的问题了，因为土地免费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优秀的开发商、产业都会被吸引过来。可是土地明令只让你使用8年、10年，那么开发商或企业就会自己衡量，自己的产业是否有竞争力？
如此一来，很可能钢筋水泥还没有搭，就已经有产业进驻了。我们不需要将一堆房子盖好后再去招商，而应该是量身订做。政府只提供土地和相关的规定，由丢钱的人来决定我怎样使用这片土地，怎样开发才能达到发展盈利的效果。这样一来，怎么会有空城？
规划首先要考虑保留什么
凤凰城市：除了新城建设，中国还有旧城改造的问题。作为一名建筑规划师，你也主持过许多旧城改造方案，如台北淡水老街旧城规划案，天津市金融城旧城改造规划案等，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两者的成功之处？
宋忠良：当初我做台北淡水老街的规划时就是不规划，正如我之前提过的，幸福就是把其中不幸福的因素拿掉。淡水当局提出各种拆建、改造规划，我们坚决不同意。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是协调一些单位搬出，而不是拆房子。
譬如殖民时代时，荷兰海军在老街上有一个总督府，占了一片很长的沙滩地，将整道海岸风景线拦腰截断了。我们只是将这些单位清除了，把整道风景线连贯了，其余老建筑全部保留。然后再将地面整平，做些基础绿化工作。
淡水老街不是规划的功能，我们的规划只是把影响它幸福的因素去掉而已，几乎没有大兴土木的部分，之后将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市场自然会带来更多游客，进行相关的旅游发展。
天津金融城的规划也是在保留东西，而不是规划。天津金融旧城中有大量的历史建筑，各种租界。我们花了1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保留什么建筑，拆掉什么建筑。因为把旧房子拆掉盖出来的新房子是增加GDP，但是以后还要面对招商引资的问题，可能最后获利要等到很多年后。而把古建筑保留下来，它的租金比新楼要值钱很多，单价上去了，不久就能弥补总价上的不足了。
这个金融城就在天津高铁正对面，一下高铁就能看到。保留旧建筑是让天津有了自己的城市名片。如果你建各种国贸、高楼大厦，跟北京一样，能跟北京竞争吗？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自己的城市DNA，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了解当地人的需求，才能享受规划。
凤凰城市：中国的旧城改造中更习惯大拆大建，这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的现象，感觉每个城市都一样。中国的城市规划中不仅没有因地制宜，也没有立足长远的思想。至于贴合当地人需求更加做不到，通常是政府官员一拍脑袋决定了。你觉得这也是机制上出的问题吗？
宋忠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一个人拍脑袋决定，而这个人也能一路负责到底，那也行。但中国通常是一群人讨论完后再层层上报，越往上送，越没人负责。
如果有一个好的机制，比如由学者专家对相关的规划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学者专家也是老百姓的身份，可以尽量贴近老百姓的需求，做好了规划之后给政府官员把关。
政府官员充当的就是足球裁判的角色，裁判是不能下场踢球的，就像政府部门规划局、建设局甚至是发改委的官员，他们都不是规划师，那就不要做城市规划师应该做的事。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建筑、规划设计院，都附属在规划局、建设局下，都是吃皇粮的，我不认为有什么规划可言。这就是机制的问题。
凤凰城市：可是中国30年前是这种做法，30年后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认为中国有可能改变这种机制吗？
宋忠良：可以。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很好且独特的东西，就是“试点”，而且中国还有很好的行政执行力。我们利用这个优势，就能解决之前说的机制的问题。而这些都在台湾、美国等地区和国家没办法实现的。
例如30多年前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我们如今也可以先找一个地方作为试验点。这个试点出成绩了，也就杜绝了悠悠之口。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试点就是深圳，一个小渔村平地而起，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因此这个问题也可以采用深圳的试点模式来解决。
这个试点不需要像深圳一样大，一个片区，甚至是一块一万亩的土地就行，然后还是用我们之前提及的机制，即当地居民参与，明确居民需要什么，由专家学者做规划，再上报给政府单位。这种试点两三年就可以看出成果，如果不成功，对中国的百年大计也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改变中国城市规划弊病的最好经验。
凤凰城市：伴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专家学者们认为GDP与城市幸福是背道而驰的。您觉得GDP与幸福城市不可共存吗？
宋忠良：GDP和城市幸福是可以并存的。美国纽约的公共基础设施都是照着当地人民的需求进行规划的，同时它做这些并不是因牺牲自己的GDP为前提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市不提倡GDP ，才能够达到舒适、环保的地步，才能有幸福。换句话说，城市的经济发展除了产业、投资拉动，还有居民消费。
简单来说，一个人住在一座城里感觉幸福，他自然会想要长期住下去，从而带来源源不断的消费，自然而然地就会拉动GDP的增长。
(访谈撰文：李晓芳 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凤凰网城市频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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