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发表的“成功人士早餐前会做的14件事”，近乎荒诞地描述了西方职场成功老板的侧影：他像百灵鸟一样早起，阅读推文推荐的文章。他疯狂地锻炼身体。他花时间做“自己热爱的项目”。他与爱侣缠绵（“还有什么比黎明前的性爱更能让你一天活力四射？”）他整理床铺（因为据说这和提高工作效率密切相关）。他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他趁喝咖啡时社交。他通过冥想理清思路。凡此总总。一句话，成功的老板一定是超人，他健康强韧、分心有术、家业兼顾、成就广泛。
无论是早起、健身、兼顾家庭、兴趣广泛，做好任何一条已经不容易。但是如果想要将自己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完人，他还必须肩负领导大企业的重任，无论是从众而假装，还是自大而夸张，都令人有过犹不及的感叹。并非超人，实在是渴望成功的焦虑或压力使然。诚然，很多老板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如果开始上班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睡眠不足，他们可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吗？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可能是你不会放权的一种表现，而并不意味着你是无敌英雄。疯狂地一心多用，例如上网的时候既看电视又听音乐，只会让人三心二意，而不会造就良好的管理。
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大师泰勒认为，提高生产率的最佳方式是运用三条准则：将复杂的工作分解成简单的任务；衡量工人的每项工作；将薪酬与绩效挂钩，给高产者发奖金，解雇偷懒的工人。泰勒主义盛行的工业化时代，最大的担忧是工人的工作被异化，工人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步入移动互联时代，对泰勒主义的担忧不减反增，并从蓝领工人衍生到白领职位，因为新技术可以更好地分解工作，移动互联让监管与考核变得无处不在，优胜劣汰的裁汰机制更被广泛应用。
这种数字泰勒主义的盛行加剧了白领在职场的焦虑。已经有人对这种新的异化提出担忧：将知识型工作“碎片化”限制了员工创造性地发挥才能；一切都要考核则剥夺了工作的快乐；把人推向极限的优胜劣汰使得“吃不消，换工作”成为制度；频繁的同事互评助长了暗箭伤人的习气。
移动互联催生了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优步颠覆了出租车业，也让更多人可以在闲暇时多打一份零工。技术令更多的工作岗位实现了分工，比如Upwork（前身叫oDesk）将文员的工作分解为常规任务，再分包给自由职业者。
共享经济的另一面是它解构了收入不高但稳定且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在创造众多自由职业工作的同时消灭了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许多蓝领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与职业相关的保障所提供的安全感。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当成熟市场中的社会保障有可能被共享经济颠覆时，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需要认清社会保障中的养老金与医疗保险是再分配，雇主缴纳的部分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对于失业保险这一增加安全感的制度则需要政府与时俱进，跟上工作碎片化的变化步伐。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动化，在科技进步的当下，对未来普遍的焦虑是担心人的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对此有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
一方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科技进步虽然消解了许多传统工作，但创造出的新工作更多。这一观点的代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他认为，那些对自动化持悲观态度的人忽视了一点：很多工作之所以产生，正是得益于高效的新机器的出现。奥特尔认为，科技带来的新岗位并不止于补偿那些因替代而失去的工作。人们只是更容易看到一些熟悉的职业渐渐消失，不易预见被创造出来替代它们的新行当。
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与此前诸多科技进步不同，机器智能的进步可能是革命性的而非渐进式的。机器人学专家吉尔·普拉特（Gill Pratt）强调有两种技术可能带来这样的突破。一是“云机器人学”，机器人互相学习，能力将迅速增强。二是“深度学习”，机器人通过处理海量数据来扩展它们的能力，形成可以归纳的关联。最令人担忧的是，不同于之前的自动化浪潮，这些进步可能非常迅猛，机器人可能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取代比例大得多的劳动者。
未来难以预测，焦虑却普遍而真实。
《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
二月刊主题目录
管理思想
熊彼特：超人老板来了
熊彼特：安度丑闻危机
熊彼特：数字泰勒主义
熊彼特：颠覆“颠覆者”
共享经济
撬开金库
谈资
兼职问题，小题大做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
“算”不起来
自动化焦虑症
五星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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